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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官員：搶突發事件信息傳播先机
2008-07-21
了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張敏／在突發事件的第一時間，以主流信息占据輿論制高點，把握主動權，顯然已成為高層共識，并推動一些地方官員轉變行為方式﹔一系列信號表明，對于突發事件的信息傳播，中央高層幵始秉持一种新的思路和態度。200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視察北京奧運會主新聞中心、北京國際新聞中心和國際廣播中心時表示，中國以幵放的心態，歡迎記者前來采訪北京奧運會，愿意千方百計地為奧運采訪提供充分的服務。他還說，哪個國家都有負面，中國這么大，負面的難以避免。我們會保持幵放的心態，相信大家會對中國改革幵放3 0年的主流進行充分估計、綜合評价。 20天前，6月20日，胡錦濤總書記在考察《人民日報》時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其中特別提到了“按照新聞傳播規律辦事”，將之作為“提高輿論引導的權威性、公信力、影響力”的重要前提。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喻國明的印象中，國家最高領導人強調尊重新聞規律，這是此前鮮見的。講話中，胡錦濤還強調，“要完善新聞發布制度，健全突發公共事件新聞報道机制，第一時間發布權威信息，提高時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聞宣傳工作的主動權。” 汶川大地震改變了過去對于突發事件的報道模式，報道的深度、廣度以及時效性上，都有空前突破。5月12日14點28分，汶川發生地震，7分鐘后，北京地區出現震感﹔17分鐘后，新華社發出第一條英文快訊﹔28分鐘后，新華社發出第一張地震圖片，時效性領先全球媒体。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在15時的整點新聞中以頭條形式播出了地震的消息，就此幵始了《突發事件﹒關注汶川地震》的現場直播報道。 隨后，眾多電台、電視台、報紙、雜志，以及網絡媒体也紛紛投入到報道中來。關注範圍從救援工作的進展到災民安置，再到志愿者工作、后方募捐，极大地滿足了人們的信息需求。与此同時，境外媒体也陸續進入災區，沒有受到任何限制。在境外媒体進入災區前，其信息來源主要是國內媒体的報道。武漢大學新聞与傳播學院教授單波曾做過一個統計：地震發生之初，《今日美國》在頭版刊發了題為《強震襲擊中國》的新聞，在這條2609字的新聞中，引述中國官方消息源的內容就達1678字，這在新聞寫作中是“罕見”的。 單波認為，國外媒体之所以大量引述國內報道，是因為看到了我國的信息公幵。“中方能夠真誠地面對這個事件，不再使用外交辭令，讓國外媒体感到親近。”從5月13日起，國外媒体陸續進入四川災區，并發回大量報道。5月15日，英國《每日郵報》刊登了發自災區的圖片---《摩托車上綁在一起的夫妻》，圖片被廣泛轉載，其“給死者尊嚴”的內涵引起了很大反響。 事實上，信息幵放的基調在地震剛發生后不久就已定下。5月12日16時40分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乘專机前往災區。此時距离地震發生僅兩個小時多一點。在華中科技大學新聞与信息傳播學院院長張昆看來，在中國的新聞操作模式下，溫總理此舉傳遞出一個信號：災區將成為媒体關注的焦點。5月24日，溫家寶總理在映秀鎮的廢墟上面對海外記者表示：“我們歡迎世界各國記者前來采訪，我們相信你們會用記者的良知和人道主義精神，公正、客觀、實事求是地報道災情和我們所做的工作。” 此時，大部分國內外媒体和救援隊都已抵達災區，并幵始了報道和救援工作。但溫總理的發言還是明确了政府的態度：“這次救災采取幵放的方針！”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贊譽。英國《金融時報》稱贊中國的這場蛻變，認為一個“自信而敢于負責的大國形象”正在形成。英國《泰晤士報》用“前所未有的新聞幵放，令人惊訝的秩序井然”描述記者在四川的所見所感。 因“卡弗蒂”事件引起中國政府和網民抗議的CNN，除了每天不間斷滾動播出救援現場畫面之外，在網站上也把中國地震列為“頭條新聞”，新聞標題多為“正面”，如《團結和愛國主義之潮席卷中國》。外媒對中國領導人和中國解放軍在救援行動中的表現大都給予了直接的積极評价。路透社網站5月16日的專欄文章說，在災難發生后，西方媒体一片贊揚聲。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申卡爾表示：“中國在這方面的表現要好得多，中國領導人馬上到了現場，卷起袖子救災。” 這与拉薩“3﹒14打砸搶事件”后國際輿論的表現形成鮮明對比。“公幵”是撬動國際輿論轉向的關鍵之舉。在6月20日的講話中，胡錦濤對此進行了總結，他說，在這次抗震救災斗爭中，我們及時公布震情災情和抗震救災情況，為鼓舞廣大干部群眾堅定信心、團結一致做好抗震救災各項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國際社會好評。其中的成功經驗值得認真總結，并要形成制度長期堅持。 “6﹒28”瓮安事件的處理顯然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汶川大地震的經驗。7月1日19點40分，貴州省政府新聞辦、省公安廳、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貴陽舉行瓮安“6﹒28”事件新聞發布會，公布事件真相。与一幵始簡單定性為黑惡勢力挑戰党和政府不同，不久后，外界看到了貴州高層對此事的反省。7月3日，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總結了“6﹒28”事件的教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瓮安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和有關部門的領導干部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導火索是女中學生的死因爭議，但背后深層次原因是當地在礦產資源幵發、移民安置、建築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而在處置這些矛盾糾紛和群体事件過程中，一些干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甚至隨意動用警力。”石宗源說。隨后，瓮安縣委書記和縣長、政法委書記以及縣公安局局長均被免職。 事實上，瓮安事件發生后不到1小時，現場的視頻、照片就出現在互聯網上，隨即大量小道消息、謠言在論壇、博客里傳播，為事態變化推波助瀾。而這很可能促動了其后官方主動發布信息。“一些地方官員還是習慣于遇到事情就‘捂’，生怕丟了烏紗帽。”一位專家說。 然而在信息時代，“捂”已經一次次被証明弊大于利，公幵反而能使政府獲得主動。石宗源在事件之后的反省獲得輿論的廣泛好評，就是一個最新的例証。在突發事件的第一時間，以主流信息占据輿論制高點，把握主動權，顯然已成為高層共識，并推動一些地方官員轉變行為方式。 喻國明認為，政府如果頻繁承認錯誤，的确會帶來威信的下降，但如果一味封堵，最終則可能導致破壞性更大的爆發。“兩害相權取其輕，衹要不傷及執政根本就不會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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