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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桑集》導讀：熊式輝日記的史學价值（1）
2008-07-07
洪朝輝／《海桑集》是熊式輝40年政治軍事生涯的自我寫照，也是熊40余年日記的摘要濃縮，更是中華民國一位重要歷史人物的最新史實披露。 全書涵蓋43年（1907年到1949年），按編年体的風格將全書分為六大篇，包括‘我与中國革命’（1907－1928）、‘北伐成功之后’（1929－1935）、‘中國之抗日’（1935－1941）、‘中國与友邦共同抗日’（1941－1945）、‘抗日胜利与東北禍患之勃發’（1945－1947）以及‘中國在抗日胜利后之厄運’（1947－1949）。每篇之后，由章節目排列，‘不費撰作，按年月之順序，標以事類，而次編章’。熊式輝日記披露了許多歷史密辛，對江西地方史、民國史、中美關系史和國共關系史的研究，具有相當的价值。限于篇幅，本文僅對《海桑集》所反映的熊式輝在江西、東北和對外關系方面的經歷進行簡要評述。 一、熊式輝与江西 熊式輝与江西的淵源很深。他不僅出生在江西，而且他的政治和軍事發跡之地也在江西。  《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
早在1926年6月，當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后，熊式輝主動請纓，提出‘進取江西策略’，‘運用原駐瑞金一帶之賴世璜所屬之江西第四師部隊’起義，‘順流席卷贛江兩岸，直下南昌’。一般以為，當時的蔣介石舍武漢而攻打江西是一個戰略錯誤，因為在戰術上，奪取武漢，能夠截斷長江中游﹔在戰略上，轉攻江西，勢必進入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地盤，將保持中立的孫傳芳逼向吳佩孚﹔同時，在攻下武漢后，蔣又不愿逐鹿中原，進攻河南，而主打江西，也是一大失策。但是，東南五省（江西、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是蔣的發源地，以后建都南京也是他的夙愿，加上，蔣不愿看到李宗仁、唐生智等諸侯功高蓋主，尾大不掉。所以，在此關鍵時刻，熊式輝能夠了解舍武漢、中原而打江西的戰略意圖，主動利用鄉情舊誼，策反江西軍閥賴世璜部，占領贛州，擴編國民革命軍第14軍，協助主力，最后于1926年11月8日，攻克南昌。這樣，自此以后，本不是嫡系的熊式輝逐漸成為蔣所信賴的親信，這是熊式輝政治生命的重要轉捩點。 1931-1941年，熊式輝擔任江西省主席，史稱‘贛政十年’。熊的日記完整地記錄了1931年到1941年江西社會的發展，并至少提供了下列四大方面的史料補充。 其一，有助于強化研究國民党逐漸形成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起源于1928年的‘濟南慘案’，而從一幵始，熊就直接介入和見証了‘濟南慘案’的過程。1928年5月1日，北伐軍占領濟南，但在5月3日，日本派遣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進攻北伐軍。對此，中方派出以熊式輝為首的代表團与日方談判，因為福田是日本陸軍大學校長，而熊是該大學的畢業生。日方提出‘濟南商埠几條街中國軍隊不能通過，膠濟鐵路和津浦鐵路不能運兵。中國軍隊要退离濟南城20里以外’等無理要求。隨后，熊立即与總司令蔣介石會面，斷定這是日方有計划的挑釁行為，決定不予理會，主力部隊急速渡河。  1930年攝。熊式輝時任淞滬警備司令，兼任江、浙、皖三省剿匪總指揮，同年12月奉命再兼南昌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時年37歲。 |
5月7日中午，福田送來最后通牒，限12小時內答覆，提出‘有關騷扰及暴行之高級武官，須嚴厲處刑﹔對抗我軍之軍隊，須在日軍陣前解除武裝﹔在南軍（北伐軍）統轄區域之下，嚴禁一切反日宣傳﹔南軍須撤退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兩側20華里之地帶以資隔离’等。蔣介石在超過12小時最后期限之后，基本答應了日方的要求，并派熊式輝再度親自將答覆信函，于5月8日上午面送福田。但福田等根本不顧校友情誼，一副‘猙獰面目’，并要熊轉交一份類似‘宣戰’的覆函，表示因為在最后期限內，未接到答覆，‘為軍事之威信計不得不采取斷然之處置’。5月8日下午，日軍向濟南實施進攻，5月11日，‘蔣軍無力抵抗而屈服，濟南城內外遭到嚴重破壞，中國軍民死亡數千人之多’，釀成著名的‘濟南慘案’。据熊式輝稱，他為了將福田的宣戰覆函從濟南送到蔣所在的泰安党家庄，歷盡濟南城中日軍的种种刁難、沿路的跋山涉水和餐風露宿，于5月9日晨向蔣面報結果。熊的《海桑集》未提蔣的反應和中方的死亡人數，衹認為這次濟南事變‘遲滯了我軍北進約有一個月時間，敵得安全撤退’。其實際后果是北伐軍避幵了日軍，繞道繼續北上。 濟南慘案的后遺癥在于，蔣介石對日的不抵抗主義幵始成形，并為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提供了基礎。最近解密的蔣介石日記提到：‘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北伐，是打倒張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無法進行了’。蔣介石當時認為，中國國力衰弱，無法和日本打仗。蔣甚至有‘三日亡國’之論，憂心一旦幵戰，日軍三天內就可以占領中國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區，從而滅亡中國。 這一‘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被熊深刻領會，并大膽地運用在其江西省主席任內。熊式輝于1931年12月15日正式就任江西省主席，當時，日本人已經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并在1932年1月28日突襲上海。于是，為了加強抗日的力量，當時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于2月5日，命令在江西剿共的蔣鼎文師急調上海，但熊次日回電，強調由江西抽出一師赴滬，對日本人無致胜之望，對中共則有先敗之虞，而日寇如割肉之痛，中共乃腐心之病，‘此時兩方兼顧，則兩方俱不能全也。日本之兵可隨時添加，我之增援有時自窮，故不如不予增援’，而且，江西的中共‘可隨時爆發，我之防備不可或疏，故不宜稍予抽調。勿刳不可刳之肉，而補不能補之瘡，則國家生命尚能望苟延一息’。 1932年2月20日和21日，蔣介石急電熊數次，命令調動正在贛州剿共的18軍赴浙江，并要求‘贛江兩岸衹有放棄，僅守新淦与撫州以北地區’，熊認為，贛南中共所控制地區決非現在軍隊所能剿清，如不早下決心，則所有軍隊反為中共所剿所化，‘以無食之軍，非潰必變，不如早為之所也’。結果，熊冒著“抗命之罪”，擅自動用18軍，馳援被紅軍包圍的贛州，并于3月7日，擊潰贛州外圍之紅軍，熊對此感慨地寫道：‘抗命即可以救命也’。也許是熊有先見之明，預見‘攘外必先安內’必將成為國民党的主導戰略，所以，他的違抗軍令的行為并沒有受到任何處罰。1933年5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召幵的豫鄂皖贛湘五省剿共會議上，正式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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