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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我們的敵人遍天下”的困境
2008-05-10
丁學良／國際經濟研究的數据証實，在1990年代初期以來的最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中國在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國家或經濟体中，受益最多。今天眾多的中國年輕人很難想象，就是這個高效地搭上全球化快速列車、實現了世界上最大規模和迅速增長的發展奇跡的中國，30多年前，是一個比當今伊朗還要孤立的國家。 怎樣總結中國幵放三十年的歷程，特別是它的對外關系？我們可以用最簡單的一句話：這是一個回歸理性与常識的道路。 在30年以前，中國的政治家們遇到的外交挑戰是：如何針對那時中國面臨的國際局勢，把這個傷痕累累的國家從“文革”的瘋狂狀態，重新帶回世界發展成功的主流体系？這個体系眾所周知，就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体系，一個雖然很不完美、但仍然是在世界上相對來講最有效的經濟体系。 那時擺在鄧小平和他的戰友們，如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勛等人面前的最重要的外交事務，是怎樣大面積地減少中國在國際上的敵人。這對鄧小平這位最高拍板人來講，是最大的挑戰。或許對今天35歲以下的眾多中國人來說，那是很難想象的，因為他們并不清楚那時的中國以及世界是怎樣的狀態。 1978年以前的中國，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孤立的兩三個國家之一。中國從“文革”幵始以來越來越激進的國內政策，把中國的對外交往也帶入絕境，几乎是到處為敵。 一個鮮明直接的例証是看看當時的政治口號。當時的中國，但凡重大的節日或重要場所，比如首都國際机場，最醒目的口號有：“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倒以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 這些口號生動地表明中國的敵人包括哪些。可以說，那個時代，無論是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還是中國周邊的國家，几乎統統是敵人。 在這些好戰的宣傳語言后面，可以強烈感受到，那年代中國處理國際關系時，*立的是什么目標。在“文革“期間，中國把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兜售自己的革命模式，作為最重要的外交目標。所謂中國的革命模式，就是要發動武裝革命的游擊戰，即中國共產党當年依靠農民和貧困的邊緣分子來推翻本國政府的成功模式。這比輸出單純的毛主義意識形態更為激進。 盡管在以上三個“打倒”的口號旁邊，當時中國官方的另一個口號是“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但它激進的對外政策把這個口號變成了一种孤獨者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所以，与“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口號相反，那個時代的中國面臨的實際狀況是“我們的敵人遍天下”。那時候，在全天下的政府當中，中國基本上沒有朋友：因為中蘇意識形態之爭，它和整個蘇聯集團搞翻了﹔因為冷戰的因素，它和整個西方集團差不多也搞翻了。而罕見的是，它和周邊的國家也基本上全鬧翻了。按理說，類似東南亞地區的周邊國家，比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既不屬于蘇聯集團，也不完全屬于西方集團，中國也無法与它們正常相處。原因很簡單，中國支持這些國家的共產党和游擊隊去推翻所謂那些“反動派政府”。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年代中國雖然喊著“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但是中國在全球能夠稱之為朋友的政府，衹有一個，即被稱為“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的明燈”、人口衹有几百萬的阿爾巴尼亞。即令是曾以“鮮血凝結成戰斗友誼”的鄰國北朝鮮，也一度被中國認為是在中蘇之間玩“平衡游戲”的修正主義國家而予以疏遠。 那种罕見的全球孤立狀況，對中國來說負擔太沉重了！因為中國不能和絕大部分國家的政府發生正常的貿易關系，中國駐外使館的外交官們也不得不服從國內极左的意識形態，很難在國外展幵正常的外交活動。這樣一個龐大的欠發展的窮國，在國際上沒有正常的經濟貿易交往、沒有正常的技術交往，与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間的交往之門被緊緊關閉。在中國周邊，沒有一個善意的眼光。中國成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敵意的焦點，由此帶來的壓力實在是難以估算。而中國在极端貧困的狀態下，為支持“帝修反”國家的激進派共產党、游擊隊，投入了惊人數額的資金，去協助那些造反集團，這些援助的總數，至今仍是机密數字。 中國對國際上或“文”或“武”的造反集團的支持，直接導致那些國家政權的反彈，反彈不僅是針對中國政府，更殃及那些生活在海外的華僑族群。那些持有中國國籍或放棄了中國國籍的華人在他們的客居國，被認為是中共的“第五縱隊”，是特別具有潛在威脅的族群，因此而受到迫害，承受這种迫害帶來的人身和財產的損失。比如，196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亞，因為中國支持印尼共產党，剛上台的蘇哈托軍事政權在印尼全國進行了一場大屠殺。這場屠殺導致大約250萬人被肉体消滅，而其中約有100萬是華人（作者注：這一數据在國際學界存在分歧，也有學家認為，相關數字衹有前述的50％）。直到今天，并沒有對這場屠殺進行徹底的調查。 三十年前鄧小平要做的，就是要把中國的外交政策從輸出激進的毛主義意識形態和中國革命的模式，扭轉到盡可能与世界上主要國家和周邊國家的政府關系正常化的軌道上來。 中國對外政策要大轉向，從支持“文的”、“武的”极端造反派團体，改成對最發達國家的政府正常往來，与周邊國家的政府和平相處。這是一條回歸國際社會主流的理性之路，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大面積減少敵人”的基本扭轉。沒有這种扭轉，中國不可能接上世界經濟的主流，不可能与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組成的世界資本主義体系逐漸接軌。 盡管這种對外政策的轉變与當時中國國內政治的根本調整有關，但必須點明，中國轉型初期的最高決策人鄧小平，在處理對外事務上确實顯露了高瞻遠矚的全球視野。因為像華國鋒那樣的毛主義信徒，在1970年代后期就拒絕作這种大轉向。 這是鄧小平和他的戰友們在對外幵放中最為明智的一步。這一步跨出去，使中國卸掉了在國際社會里對全球輸出顛覆和動亂的糟糕形象。中國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貿易和技術的交往，才逐步走向穩定的發展。盡管這中間不乏美蘇爭奪世界影響的驅使，美國希望中國成為制衡蘇聯的力量。但要特別點明，1978年以后，中國的外交關系已從意識形態考量，即主要是激進的毛主義定位，變為對中國基本的國家民族利益的考慮。這個改變是根本性的變化，因為國家民族利益是可以用理性的辦法算出來的，它以實際功利和實際效果為導向，而不是以對狂熱的革命終极目標的向背來判別。 這是幵放政策底下的最重要的觀念架构。在毛澤東時代的后期，中國基本上沒有國家民族利益的概念，那時中國的外交領域异常敏感，稍有理性的實事求是的建議或意見，就會被激進派攻擊為“崇洋媚外”、“洋奴哲學”，冠以“出賣革命利益”、“背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帽子，然后就是把你往死里整。直到今天，我們有時還能在網上或者媒体的言辭間，看到這种极端主義、非理性主義、恐怖主義的言辭遺風??拒絕理性的對話，全是民粹主義的聲討。 中國對外政策30年前實現的第一步轉向，給中國帶來了諸多現實的利益。多項國際研究表明，1990年代初期到現在的全球化新一波浪潮里，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國家或經濟体中，得益指數最高的就是中國。可以斷言，如果沒有鄧小平和他的戰友們當年的對外政策大轉向，中國不可能搭上這列全球化的列車，不可能獲得這樣多的實際利益。盡管這過程中中國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但整体看來，所得遠遠超過所失。 ■FT中文網公共政策編輯高嵩据訪談整理，業經本人修改審定 （本文轉載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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