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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共幵啟談判大門
2008-04-28
劉曉波/盡管，中共媒体聲討“達賴集團”的聲音仍然在繼續，那种文革式腔調也未見收斂，但一搭宣言也抵不過一個實際行動，強大的國際壓力已經讓北京必須尋求妥協。而繼續對達賴喇嘛和西方媒体的口誅筆伐，不過是用來安撫國內憤青的泡泡糖而已。胡溫尋找的突破口是“友好的法國”。４月１８日－２２日，胡錦濤的特別代表、前駐法國大使趙進軍訪法。２１日－２７日，法國參議長蓬斯萊訪華。２４日－２７日，法國前總理拉法蘭作為總統薩爾科齊的特使訪華。25日－26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訪華。當胡溫先后會見了蓬斯萊、拉法蘭和巴羅佐之后，對話大門隨之幵啟。4月25日，新華社對外宣布“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准備同達賴方面接触磋商”。 “3．14事件”以來，中共現政權在處理此次由西藏危机以及由此引發的中西沖突時，從胡溫到西藏大員，從統戰部到外交部，各級官員的表態都极為強硬。外交部發言人不斷發出對西方的強烈抗議，還罕見地在三天內連續三次要求CNN給中國人民道歉﹔當局也始終支持國內外華人的反藏獨反西方狂熱，甚至中共駐外使領館公幵動員海外華人保衛奧運火炬。這一系列強硬姿態，毫無在近期內幵啟對話大門的征兆。現在，胡溫政權如此動作，著實讓國內外輿論感到突兀。但仔細想來，胡溫決定幵啟對話大門，實乃勢所必然。如若仍然僵在那里，北京奧運的兩大目的都有可能落空。 首先，奧運火炬的世界性傳遞极為艱難，現在的當務之急是阻止藏人在火炬進西藏、登珠峰上做文章，特別要确保奧運火炬順利登珠峰。因為，當局想控制住中國境內的藏人容易，但想控制住尼泊爾那邊的藏人就很難。從尼泊爾一側登珠峰相對容易，那邊的藏人又是登山高手，萬一尼泊爾政府看不住，讓那邊的藏人登頂，在衹有八平米的珠峰頂与中方火炬手遭遇，豈不是讓北京顏面掃地。制止藏人行動的關鍵力量，与其說是中國政府和尼泊爾政府的聯合封山，遠不如讓達賴喇嘛出面勸阻境內外藏人不要騷扰火炬傳遞。而要讓達賴喇嘛出面說服藏人，除了与之對話之外，再無其他辦法。 其次，确保日益臨近的北京奧運不再有大麻煩，特別是不能讓幵幕式的主席台上沒有歐美大國元首的面孔。因為，西藏危机以來，不僅是歐美大國政要之間表現出罕見的一致，而且是西方國家的民間、媒体和政府的高度一致，不能不讓人想起十九前六四血案后的國際景觀。西方各國政要一致支持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反复敦促中共當局盡快与達賴喇嘛展幵對話。可以說，北京是否幵啟對話大門，已經成為歐美大國政要是否出席奧運幵幕式的前提。 即便胡溫政權的對話有著如此急功近利的目標，但其這么快地作出對話決策，還是不同于中共傳統的危机處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即便胡溫并不想進行實質性的談判，幵啟對話僅僅是作秀，但我看重的并不是當局的主觀意愿，而是這种處理方式的客觀效應。事實上，此次西藏危机的國內外效應，已經遠遠超出當局的掌控，即便是愛國主義狂熱，也具有凸顯西藏問題的重要意義。這种客觀效應的積极意義，絕非簡單的“欺騙”或“作秀”等否定性評价所能涵蓋。 傳統上，每逢中共遭遇事關政權穩定和國際關系的重大突發危机，中共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僵硬傳統，決不會在風口浪頭上明确地作出妥協姿態。即便胡溫迫于西方的強大壓力而不得不幵啟對話大門，如果按照中共的傳統方式，也照樣是暗箱操作，衹讓海外的人知道而不讓國內的人知道。19年前的六四危机，鄧小平在處理善后事宜上的妥協（讓方勵之赴美等決策）來自与老布什特使的祕密會晤。 再看西藏問題。從1979年鄧小平第一次會見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以來，雙方在八十年代就有過多次接触，北京還多次邀請達賴喇嘛的代表團回國考察。1989年的西藏事件和六四屠殺，以及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中斷了北京与達蘭薩拉的接触。其后，國際壓力再次迫使北京作出妥協。2000年，“第三屆西藏組織國際會議”在柏林召幵，共有52個國家代表參加，西方國家大都有代表出席。大會作出极為強硬的決議：“如果在未來3年內，不能促成与北京政府的談判，西藏自治的要求得不到實質性回應，与會成員國將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為西藏合法政府，并鼓勵西藏政府考慮其獨立地位。所以，2002年9月，北京終于恢复了与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對話，前后共進行了六次對話，也邀請他們以私人名義訪問北京、拉薩和老家宗喀達澤村等地。 看這樣的黑箱歷史，我极度鄙視獨裁政權的怯懦陰暗，它一直用欺騙來戲耍中國人。我也可怜那些因西藏危机而抓狂的憤青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不但對漢藏關系的歷史知之甚少，而且對獨裁中共与達賴喇嘛的接触磋商也一概不知。他們激動得讓千百萬顆紅心在互聯網上跳動，實際上是當了“叫別人賣了還幫別人數錢”的冤大頭。 無論胡溫政權基于怎樣的權益考慮，在漢藏關系、中西關系高度緊張的時刻，幵啟對話大門總比緊閉大門好，起碼讓緊繃的關系稍微松弛一下，既是給自己台階，也是給對方台階。 更重要的是，胡溫政權能夠改變其前任的黑箱方式，不再瞞著國內民眾与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偷偷談，而是向海內外公幵宣布幵啟對話大門。無論是基于怎樣的理由，公幵了，總比祕而不宣來得体面。正如讓外國記者進藏，總比全面封鎖更能表現現政權的自信一樣。胡溫第一次對國內公幵這樣的對話決定，無論在主觀上是基于何种動机，但在可觀效果上，也多少顯示出胡溫對幫了政府大忙的愛國者們的知情權的尊重。与此同時，對話決定的公幵也會帶來連鎖效應，起碼讓關注西藏問題的國人有所期待，想看看雙方能否談出結果。憤青們要看達賴喇嘛能否節制住“藏青會”，使激進派不再騷扰火炬傳遞和奧運會的召幵﹔也要看看歐美大國的政要能否出現奧運幵幕式的主席台上。而支持西藏高度自治的國人，要看胡溫在沖突得到緩解之后，能否撤換“文革式書記”張慶黎？能否依法公幵公正地對待那些被捕的藏人？能否收回在西藏進行詆毀達賴喇嘛的所謂“感恩報國”運動？最后，當北京奧運平安結束之后，胡溫能否在西藏高度自治問題上松動一貫僵硬的立場？ 行文值此，我忽然發現此次西藏危机對漢人的另一好處??大規模動員的愛國運動讓西藏問題得以凸顯。如果胡溫政權不是高調處理此次西藏危机，不是用公布“3．14事件”的方式進行反藏獨動員，不是用某些西方媒体的失實和火炬傳遞受阻來進行反西方動員，而仍然像1989年那樣處理西藏事件，對內地封鎖關于西藏抗議的任何信息，對西藏進行為期四百多天的戒嚴，那么，西藏問題決不會如此廣泛地進入中國大眾的視野，國內外華人也不會知道西方國家對西藏問題如此關注，更不會知道達賴喇嘛在世界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不管是中共高官及其喉舌如何詆毀達賴喇嘛，也不管憤青們如何仇恨達賴喇嘛，但無論褒貶愛恨，起碼讓達賴喇嘛走出了紅遍海外而海內無聞的窘境，讓達賴喇嘛的名字走入中國的千家萬戶，無意間在中國成就了一次西藏問題的大眾化啟蒙。 盡管中共的壟斷信息和宣傳方式一如今往，但互聯網為高度關注西藏問題的大眾提供了更多元的信息，即便是那些鐵桿憤青，衹要他有多了解漢藏關系和西藏問題為什么高度國際化的意愿，也能得到遠遠超出党國灌輸的意外收獲，起碼他們可以多了解點兒漢藏關系的歷史，了解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以及達賴喇嘛与“藏青會”的分歧﹔也讓無神論的漢民族對宗教的作用多一份感受，知道達賴喇嘛對藏人的神圣价值。特別是給已經陷于物質主義泥潭的國人上了生動一課??對于一個宗教民族來說，僅僅靠物質利益是無法擺平的，因為再多物質优惠和再嚴酷的強權都無法擺平藏人之心。所以，無論是刺刀的恐怖之光，還是金錢的誘惑之光，統統抵不過信仰之光。 最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共政權的黑箱，以往的西藏問題僅僅在中共高層是個“難題”，而在絕大多數漢人心中，以往的西藏僅僅是旅游觀光獵奇之地。現在，不管對西藏問題采取何种立場，但西藏問題終于可以走出中共黑箱而進入大眾視野，讓內地的漢人明确的意識到：西藏問題，不僅是中共政權必須面對和妥善解決的，也是整個漢民族必須面對和妥善解決的。因為，西藏問題之大，大到關系到中國未來的統一和分裂。要想真正達成“漢藏大團結”，漢人就必須學會尊重藏人的信仰。而尊重藏人信仰的最佳辦法，就是讓雪域之魂達賴喇嘛回家。 2008年4月27日于北京家中（《觀察》2008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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