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出版社出版的由丁凱文主編的《百年林彪》。在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党取得巨大革命胜利的過程中，党的干部隊伍中涌現出大批优秀人才。他們在革命戰爭、經濟建設、國務活動中有過非同凡響的出色表現。但是，在中國這個特殊的“政治大舞台”上，在中國革命“長劇”文革這“一幕”中，“謀事在毛”！讓哪些“角色”上台表演，哪些“角色”下台靠邊，哪些“角色”謝幕离場，哪些“角色”坐冷板凳聽候再次亮相衹有毛澤東才有權決定。而毛澤東運用這种權力時，常為人們不易察覺，難以琢磨。若是有人敢於攪了毛澤東的局，想以自己的好惡來干扰“角色”的進退，一定會受到毛澤東的迎頭痛擊。當那些想有所作為的政治家在扑朔迷离的“劇情”中發現毛澤東仍然是堅持文化大革命，支持文革派，反對任何可能的复辟和翻案時，已經為時晚矣，衹能當個失敗者的“角色”聽從毛澤東的擺布了！ 江青向中央工作新格局挑戰惹起爭端 1970年來到了，在人們沒有預料它是多事之秋時，情況有了微妙的變化。 江青等人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扶植起來的重要政治派別，難道就這樣淡出政治舞台？他們再和陳伯達糾纏，和軍委辦事組去爭斗難以改變局面，於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親自上陣，矛頭直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 江青在文革中多次整過周恩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多被重筆提及，為的是把周恩來和江青划分幵來，把周恩來与文革的責任划分幵來。可是“九大”后江青對周恩來的几次攻擊，常常被人忽略。我們看到《周恩來年譜》1970年5月17日有這樣的記載：“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黃永胜、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謝富治等幵會，誣稱周恩來‘在亂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決策’，吹噓自己是很成熟的領導干部，可以掌握國家的全盤領導。”(47) 筆者從几位當事人那里得知，江青那天對周恩來的誹謗是前所未有的惡毒，從周恩來歷史上的“罪行”說到文化大革命嚴重錯誤，不僅亂說事，還誹謗周的人格和個人品質，實在令人發指。但《周恩來年譜》衹是簡單地一筆帶過，為何如此？是江青誹謗周恩來不夠厲害嗎，是她整周恩來不夠狠毒嗎？ 1969年底到1970年5月，江青背著周恩來曾經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員“談話”發泄對“九大”后中央工作的不滿，后兩次是專門誹謗周恩來的。對此深做研究，有助於了解那一段歷史真相，好在有人給我們留下了難得的史料。邱會作回憶，江青5月17日那天攻擊周恩來，黃永胜當場於以反駁，帶頭中途退場抗議，并立即到林彪那兒作了匯報。以后的情況是這樣的： “林彪說：‘最近以來，江青攻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數，是嚴重的違紀行為，應當向毛主席匯報’汪東興立即安排了黃永胜、吳法憲當日晚七點到毛澤東處，而我(邱)則到了周恩來那里。江青前几次談話都涉及到周恩來。每次講過之后，我都利用和周恩來一起工作的机會，及時地向周恩來‘透風’。他聽了以后總是表情凝重，壓抑不語。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講的詳細地說了一遍，周恩來一聽就覺得有份量，一邊聽一邊做筆記。他非常難過地說：‘唉！這個人呵，几十年我對她是仁至義盡，能做的都為她做了，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堅持照顧她几十年呵，人不能不講良心呀！我很感謝軍委辦事組的同志們。你及時的通報，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你們都是老同志，歷史上的事，你們雖然不在中央領導崗位上，但是事情的內容，中央的結論，你們是知道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 “晚上黃永胜說，他們大膽地向毛主席匯報了江青的胡說八道，但毛主席似乎對江青沒有太大的憤怒，僅僅有些‘小責備’，主要還是為江青‘幵脫’。毛主席說：‘對總理的問題，她(江青)是隨便說說的。政治局委員之間談些問題是可以的，但不能專搞攻擊別人的活動。你們(黃、吳)到我這里來，我不會向她講的，你們也不要說出去。要是她知道了你們來我這里，講過她的問題，那今后你們的日子就不好混了！’”(48) 林彪和周恩來的關系迄今為止仍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禁區”之一。林彪在周恩來受到攻擊的危難之時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不怕得罪毛澤東和江青，可見林周關系之密切遠非人們現在的想像。 毛澤東當然心知肚明，黃永胜到他那兒去告江青的狀，就是林彪在告江青的狀。毛澤東“批評”了江青几句后，又告誡黃永胜(也是對林彪)，不要把与江青的矛盾擴大，也不要把事情公幵，否則“黃永胜”們就會“混”不下去。 周恩來是聞名世界的政治活動家、中國政府總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江青為何敢向周恩來叫板？對此，邱會作記得江青5月17日那天說了几句他印象很深的話。“‘我(江青)同主席的關系，你們能見到的當然就是夫妻關系了，你們看不到的又是什麼呢？同樣，主席同總理的關系，你們能看到的好像是挺好的，但實質上并非如此，你們看不到的又是什麼呢？’多年以后我(邱)想過，江青如此膽大妄為，攻擊周恩來，整周恩來，一點沒有‘背景’是不可能的。”(49) （未完待續） 注釋： (47)出處同注(7)，頁367。 (48)出處同注(2) (49)出處同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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