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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基金會沖破政治牢籠
2008-02-17
亞洲周刊童清峰／蔣經國基金會運作近二十年，一直支持不同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的學術研究。基金會規模近億美元，資助標准非常嚴謹，曾有美國國會議員要求台灣駐美代表關照某一計划，也被拒絕，沖破了政治教條的牢籠。台灣故總統蔣經國過世剛滿二十周年，蔣生前居住的“七海官邸”日前幵放民眾參觀，里頭布置得很儉樸，眼目所及都是蔣家人的照片，臥室衹有一張醫療床、一床棉被和一台輪椅等簡單家具，生活簡單到讓人無法置信這里原是元首的住家。 民進党政府為選舉操作，近來大力“去蔣”，摧毀种种紀念蔣介石的標記，逼得蔣家想將“老蔣”遷葬大陸，但對于另一政治強人??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綠營卻不見強力批判，對兩蔣的差別待遇，益發令人深思“小蔣”對台灣的作為。 為紀念蔣經國對台灣的貢獻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C.C.K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即將邁入第二十年，該基金會以支持世界各國學術机构与學者對中華文化之研究，而受到國際肯定。基金會執行長、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云漢表示，在台灣民眾心目中，蔣經國對台貢獻，正面占絕大多數，從十多年前到現在所作民意調查，可以發現在台灣歷任總統中，蔣經國所受支持最高，約百分之六十民眾認為蔣經國是對台灣最有貢獻的總統。 朱云漢指出，一般人承認，蔣經國主政是威權時代，晚年他順應潮流進行政治改革，幵放党禁、報禁，及幵放赴大陸探親，任命李登輝做本土接班人等，奠定台灣后來十年的政治發展，讓台灣政治轉型付出最少的代价，“在亞洲威權体制中，蔣算是幵明的”，所以民進党也須顧及主流民意，沒有輕易跨過批蔣這條線。 成立于一九八九年一月的蔣經國基金會，非常低調，台灣一般民眾對它所知不多，但在國際學術界名聲響亮，它是台灣第一個以經費獎助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文化的基金會。蔣經國基金會董事長李亦園表示：“我們對中華文化的定義是較廣泛的，包括中華文化的古典与現代研究、台灣地區的研究、海外華人离散族裔的研究以及有關中國的比較研究等。” 近年漢學邁入新的發展階段，蔣經國基金會的補助對象也有所調整，不再限于區域研究，而是放在全球脈絡，延伸至東亞各個深受中國文化洗禮的國度，未來各种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也會受到重視。朱云漢指出：“如此更能凸顯中華文化的差异性与特殊性。” 蔣經國基金會的經費來自中華民國政府与民間企業共同捐助，每年經營孳息以作為年度經費，年補助費近五百萬美金，是全球研究中華文化學術單位或學者引頸企盼的“圣誕老人”。 曾擔任蔣經國基金會咨議委員的台大中文系教授林文月指出，有一年，她在美國一所大學任客座教授時，看到一位平時相當左傾的美國教授拿著一些申請表格，要求系主任為他簽名完成手續，他說：“這是赶辦C.C.K Foundation的，他們非常generous（慷慨）！” 林文月表示，她聽后內心非常欣喜，因為蔣經國基金會不僅資助學者的研究工作，而且衹要內容及條件合乎宗旨及水平，對于申請人及其合作對象的國籍并不預設限制，不論政治立場左傾者、或是中國大陸學者，衹要研究計划具有學術价值及公正態度，都能得到經費資助。 蔣經國去世前，他的名字在西方常引起很多聯想，諸如故步自封的民族主義、毫無妥協的反共立場等。外國學者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指出，正因有這樣的成見，不少西方學者對以蔣經國為名的基金會抱持保留態度，擔心它的運作將受限于意識形態，或聽命于國民党、或鼓吹反共主義及其他保守价值。但這些揣測皆因基金會的實際作為而一掃而空。近二十年來基金會支持了相當廣泛的學術及教育計划，它對“中國研究”一辭的包容性，較諸西方任何一种廣義幵明的定義都毫不遜色。 基金規模超過三十億台幣（約合九千三百萬美元）且略帶官方色彩的蔣經國基金會，多年來能建立高度學術聲望，跟它超越政治框架的組織密不可分。蔣經國基金會的政策与學術評審有明顯區隔，負責政策擬定的董事會現有二十一位董事，由資深政府人士、學者專家以及企業界捐獻者組成，每三年改選一屆。學術評審則由咨議委員會擔任，分別設有美洲、歐洲、亞太及島內等四個地區咨議委員。 基金會被視為白手套 蔣經國基金會努力想要維持純學術民間組織的形象，但還是有很多人將它視為國民党的外圍組織或是官方的“白手套”。朱云漢舉例表示，常有美國國會議員寫信給台灣駐美代表，要求基金會特別關照哪個計划案﹔也曾有美議員替台灣仗義執言后，透過外交當局要求基金會對某些案子給予通融等。碰到類似案例，基金會一貫的做法是透過董事之一的前外交部長錢复与相關單位進行溝通，說明基金會的立場，經過几次以后，想走后門者便知關說無效而知難而退，而且基金會運作透明，每年年報都會公布補助對象。 八十年代中期，國際學術界進行東亞文化探討時偏重日韓研究，忽略了主流的中華文化，余英時、許倬云、李亦園等中央研究院海內外院士對此現象頗感憂心，主動寫信給蔣經國總統，建議政府設置基金會宣揚中華文化，蔣親批“值得推動”，并交教育部研究辦理，當時即确立這個基金會由政府与民間共同出資，而且須獨立于政府之外，才有公信力的共識。 在海外內學者齊心奔走下，自蔣經國過世前，基金會的框架已具雛形，但沒有命名，后來几位推動者認為蔣從不標榜自己，台灣各地既沒有“經國路”，也沒有蔣經國銅像，于是決定基金會以蔣經國為名紀念他。朱云漢表示，為蔣經國設立基金會，比蓋紀念館有意義，也有助向民間募款。 對中國研究二大貢獻 前外交部次長高英茂指出，回顧過往，可肯定蔣經國基金會在中國研究發展歷程上，所扮演的重要歷史角色。此角色可從二項發展清楚看出。一是在八十年代末期，于中國研究陷財源危机時，蔣經國基金會适時伸出了大力救援之手。二則在九十年代，當中國研究從狹窄“區域研究”向社會科學專業轉型時，蔣經國基金會對此轉型工程的持續發展，做出很大的貢獻。 李亦園強調，蔣經國基金會被動補助約占百分之七十五，近年來專案補助比例有調升趨勢，從原來的百分之十五略升為百分之二十五，例如補助歐美一流大學進行漢學研究、在海外設立“漢學中心”，如香港中文大學的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作為兩岸學術交流平台，并進一步推動亞太地區的漢學研究与整合。 此外，基金會也大力補助前瞻性研究，如“古漢籍整理与數位化國際合作”，促成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等四館合作，將不易翻閱的膳本書數位化，將來資料庫成功建置，可直接上網閱讀膳本書，真正造福國際漢學界。 基金會宣揚中華文化，對台灣本土研究亦未偏廢。如補助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進行“台灣當代文學英譯計划”，挑選台灣具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進行翻譯，并參加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如蕭麗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黃春明《苹果的滋味》、張系國《城市三部曲》等十本書，受到极大好評。 在蔣經國基金會近二十年運作下，台灣研究也是一個受益者。“台灣研究”涵蓋經濟發展、民主轉型及社會轉化等本身。高英茂指出，在全球學術及資訊交流自由暢通的今天，台灣也常被引用為多國比較分析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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