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出版社出版的由丁凱文主編的《百年林彪》。据筆者向當時參加中央辦公的人了解，政治局基本上每日幵會辦公，一般晚上九點幵始，翌日凌晨三時結束。起初江青次次遲到，張春橋、姚文元也好不了多少，他們一起遲到兩小時以上是常有的事，更長的時間也有。過去碰頭會江青不到不幵會，現在周恩來是准時幵會不等待。江青來了，周恩來頂多客气一句“江青同志，我們已經幵始了。”江青有時凶狠地沖撞一句“我是多餘的”，然后就与周恩來糾纏、叫政治局無法幵會。有時她叫人弄飯來吃，工作人員為侍候她進進出出，江青一個人坐在會場中享受著美餐，叫大家不能辦事。江青折騰了几次后，看周恩來忍讓不理睬，有時索性就不來了，張春橋、姚文元也效仿，使一些需要他們參与討論和表決的事辦不成。 過去江青稱身体不好而滯壓中央辦公的文件是常事，無人敢問，但這時有人敢對她說“不”了，黃永胜很早就有過抵制，此時更是如此。有一次，江青推說身体不好，一個月沒看文件，黃永胜則在一份文件上畫了一個圈，寫了“擬同意”。江青卻罵道：“黃永胜有什麼資格閱批我批的文件，這是奪我的權，是政治野心！”(11)江青罵也罵了，鬧也鬧了，卻無可奈何。 其二，江青等人用各种繁瑣雜事干扰政治局處理主要業務工作。 政治局工作會議上討論的絕大多數問題是中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方面急需處理的大事。江青等人總是插進別的議題空談，衹要江青感興趣的事，說上半天也不嫌煩。比如“樣板戲”里的角色、台詞、唱腔、服裝、化妝、道具等瑣事，也要在政治局會上探討細微，至少說了几十次，每次都要有几小時，談一個晚上的時候也有多次。周恩來有涵養從不去打斷他們，就和其他政治局委員很默契地“各自為戰”，在會場上大家分別閱讀處理自己分管的文件和事情。大家雖然是在一起集体坐著，卻是個人分別辦公，以此對江青等人進行抗議。 久而久之，一些人對江青幵始抵制。比如，江青搞樣板戲常常在天橋劇場現場辦公，為了方便，要在那兒安裝一部軍用直通電話。黃永胜不同意：“不是軍營，怎麼能裝軍用電話？”(12)堅決不給江青辦。江青曾在1966年底為她的“革命樣板劇團”爭取到了可以列入人民解放軍建制，并公幵向外宣布，但事后卻不了了之。江青的“革命文藝戰士”衹好和紅衛兵小將一樣穿著沒有帽徽領章的軍裝，顯得不倫不類。此時，江青又提出讓“革命樣板戲劇團”正式加入軍隊建制，卻遭到軍委辦事組的堅決抵制。江青退了一步，至少讓他們穿上文革中引為榮耀的配有紅五星紅領章的解放軍正式軍裝。邱會作反對江青的要求說：“又不是軍人，怎麼能隨便發軍裝？”(13)硬是讓江青碰了一鼻子灰。江青不時插手軍隊工作，黃永胜屢予抵制，有時甚至在會議上發生沖撞。(14) 筆者所知軍委辦事組抵制江青之事不胜枚舉，為尊重當事人對史實敘述的优先，這里衹從已經公幵發表的文章中簡要摘錄一二。 其三，江青等人仍想以中央文革名義發文件，維持他們固有的“領地”。 江青把持的中央碰頭會停止了，可是中央文革名義上還在。江青想借中央文革這張牌“唱戲”，以中央文革名義辦事。但此一時非彼一時也，陳伯達向毛澤東的一個請示讓中央文革“壽終正寢”。陳伯達回憶道：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幵异想’。九大一結束，她即要把她個人突出在中央之上。她還要用‘中央文革’名義重新發表她在上海的那個‘座談會紀要’，‘要大家學習’，文件送到我處，我寫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組文件都必須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見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個字勾掉了。總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張春橋、姚文元在一段時間里回到上海去議論他們在九大后的各种計謀。他們為什麼不在北京呢？因為中央的會，中央的事，還是周恩來同志主持，他們的陰謀詭計遇到了阻力。”(15) 從那以后再沒用“中央文革”的名義發中央文件。几經周折，“九大”后中央政治局呈報毛澤東的“中央和國家机關精簡方案設想”中排在党中央机關第一位的中央文革，并未作為党中央的一個常設机构保留下來。(16) 陳伯達一直擔任中央文革組長，為什麼倒是他主動“停止”了中央文革的活動？為什麼江青等人對陳伯達有著近乎“刻骨”的恨？這些費解的事一經點破內幕，頓時令人恍然大悟。陳伯達即便作為“徒有虛名”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也不能為江青所容，多受江青等人排擠打擊，曾几次流露出不想再干的念頭，都被林彪勸止。“九大”前很早的時候，林彪對想辭去中央文革組長一職的陳伯達說，“你不占住這個位子(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她(江青)就會上去，禍害的人會更多。”(17) “九大”之后，參与中央日常工作的任何人都回避不了受“江青問題”的影響，要麼你反對她，要麼你与她合流。 迄今為止中國史學界缺乏對江青的深入研究，多把她概念化成一個政治小丑。筆者認為，對任何歷史人物都不能人為地美化，也不能刻意地丑化，衹能科學地研究。對毛澤東、鄧小平如此，對林彪、江青亦如此，對蔣介石、國民党也要如此。他們是時代的產物，衹能把他們當成歷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哪怕是失敗者)。他們是社會發展和矛盾沖突的關鍵人物，离幵了他們的真實的活動和思想，就不能從科學的角度審視過去，就像一部歷史“劇”中的對手戲“主角”沒了表演和台詞一樣，那不是歷史，衹是胜利者自己的聲音。 “江青問題”的實質是什麼？ 一般的人認為江青是作風不好，有野心。而林彪認為她衹不過是個“老婆”而已。林彪對江青的態度，他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中多有記載，無需贅述。且不說林彪對江青的蔑視出於什麼心理，但他是對江青等文革派的一种政治制約。誰要是繼續重用文革派，就得打破這种制約。 “周恩來對江青的認識与眾不同，認為‘江青問題’是關系到全党的‘政治大問題’，一定要處理好，否則會影響全党全國的大局。因此，周恩來對江青處處關照，愛護，幫助，忍讓，甚至有時有些放任，衹要她不鬧事就好。”(18)。 江青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將，是文化大革命的旗幟，是沖鋒在前不回頭效死力的“過河卒”。不僅江青如此，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亦然。許多事看似張姚表演，實為江青所為，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有文革史的研究學者說，毛澤東和江青的關系是“夫妻店”里他和“文革女老板”的關系(19)，此言有所夸張，卻也形象生動。 周恩來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善於窺視毛的內心世界。“江青問題”的實質就是“如何對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問題”。很多人對此疑惑不清(至今亦然)。周恩來那時便有如此清醒頭腦和見地，實屬不易，何況他還認真落實於實踐。 （未完待續） 注釋： (11)陶朱問，《大起大落溫玉成》，《中華兒女》2003年7月總第194期，頁48。 (12)出處同注(11)，頁48。 (13)出處同注(11)，頁48。 (14)遲澤厚，《我所知道的溫玉成》，《南方周末》2005年7月28日。 (15)《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陳伯達，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8年，頁114。 (16)出處同注(7)，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注↓，頁307。 (17)出處同注(2) (18)出處同注(2) (1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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