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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談邊斗：美國伊朗27年來首次實質談判
2007-05-29
亞洲時報Kaveh L Afrasiabi撰文/國際原子能机构（IAEA）的最新報告再次証實，伊朗在离心机技術領域取得穩步進展，同時也說明伊朗沒有按聯合國的要求停止濃縮鈾活動，這消息成為聯合國醞釀第三輪制裁行動的動力。IAEA總干事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也首次就伊朗核問題發出警告說，伊朗有可能在3-8年內制造一枚核彈，令國際社會對伊朗核意圖再起憂慮。相對而言，伊朗對報告的反應卻較為積极。伊朗首席核談判代表拉里賈尼（Ali Larijani）說，這個4頁長的報告說明了，國際原子能机构核查員并沒有發現重大問題，也就是說“伊朗按照國際標准行事”。拉里賈尼本周將与負責歐盟外交政策的代表索拉納（Javier Solana）舉行另一輪會談。 雖然巴拉迪在報告抱怨說，在過去几個月╴??d員愈來愈難進入伊朗核設施監察，但這被認為是“伊朗核計划被政治化”所引起的反彈，而并未危及伊朗与該机构之間的監督保障協議。 伊朗原子能組織副主席薩伊德（Mohammad Saeedi）說，該報告顯示，德黑蘭遵守了其法律及國際義務，國際原子能机构進入該國核設施沒有碰到障礙。但伊朗議會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賈拉里（Kazem Jalali）批評，巴拉迪的報告“缺乏公正，采取雙重標准，而且模糊不清”。 美國那邊廂，官員們則對巴拉迪兩周前的一項聲明大為不滿。當時巴拉迪說，伊朗的核燃料循環計划已達到了不可逆轉的地步，國際社會對此的恰當反應是，准許伊朗有限利用這种技術，而不是要通過強迫制裁剝奪它的這种技術。 白宮一高級官員對《華盛頓郵報》說：“我們強烈反對國際社會准許伊朗違背一切國際義務而不受懲罰。”但是，伊朗違背國際義務了嗎？ 根据《核不擴散條約》相關條款，伊朗有權擁有獨立的核燃料循環項目。鑑於目前沒有任何确切的証据，証明伊朗違反了相關規定，而且伊朗繼續參加《核不擴散條約》和國際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机制，聯合國制裁伊朗是沒有法律依据的。 《紐約時報》最近一篇社論提議，美國帶頭給予伊朗更多的好處，包括在安全方面的保証，以換取伊朗停止濃縮鈾活動。如果伊朗還是拒絕停止的話，國際社會再對伊朗實施“更加令人痛苦的懲罰”。 如此，《紐約時報》等美國媒体又故意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聯合國對伊朗采取懲罰性措施，是缺乏法律基礎的，因為伊朗就像日本和巴西一樣，在實施自己“不可剝奪的權利”。聯合國無視伊朗的國家權利，并對其實施制裁，是因為伊朗拒絕遵守聯合國提出的沒有法律約束力的信任建立措施。聯合國這個反應顯然是過大了。 聯合國的要求也有明顯的漏洞：伊朗可以臨時中止，然后再恢复鈾濃縮活動。畢竟，中止并不等於終止，而且聯合國的決議中，也沒有說明伊朗中止活動的長度。因此，伊朗若聽從索拉納的建議中止一個月，對自己是有利的。這樣就可以減緩美國的制裁列車，甚至軍事行動。 美國看來依然熱衷於硬實力。就在雙方在巴格達舉行直接會談的前夕，美軍周一又在波斯灣伊朗的家門口，進行大規模軍事演，意在向伊朗施壓。美國媒体普遍視之為“与伊朗之戰”又前進了一步。而且据美國廣播公司（ABC）報道，白宮還授權了在伊朗內部進行祕密活動。 值得指出的是，就這個話題接受ABC或CNN采訪的多個“專家”，全都沒有向觀眾說明，根据1981年美伊在阿爾及爾達成的協議，美國政府在法律上是不得在伊朗從事祕密活動的。如果布什政府真的授權采取這類行動，就違反了美國先前的承諾：“不得直接或間接在政治上或軍事上，干涉伊朗內部事務”。 遺憾的是，不獨白宮得了健忘癥，國會山的鷹派議員也忘記了美國的國際義務。美國國會批准“伊朗自由支持法案”（Iran Freedom Support Act）、撥款7500萬美元推動伊朗民主化的做法，都違背了美國對伊朗的承諾。 白宮提出的理由也許騙得了一些輕信的美國媒体，但經不起國際法的檢驗。 美國此類干涉行動所產生的意料之外的后果之一是，引起了伊朗的安全恐懼癥。這反映在伊朗最近一系列針對伊朗裔美國訪問學者的逮捕行動中。伊朗政府指控他們試圖推動“軟革命”或“天鵝絨革命”。 鑑於美國支持阿塞拜疆人從事分裂活動的跡象日益明顯，伊朗可能會采取更嚴厲的行動回應。換句話說，美國在伊朗“促進民主”的活動，實際上衹會事与愿違，削弱伊朗的民主力量及其合法性。 有少數國際法專家，如德肖維奇(Alan Dershowitz)和貝勒斯（Louis Rene Beres），公幵支持美國的“軍事選擇”。此二人主張以“自衛”的名義，對伊朗進行“預防性的”軍事打擊。 他們的証据存在根本性的法律缺陷。他們對國際法毫無依据的概括，掩蓋了法律虛無主義，他們所謂的預防性自衛也值得怀疑。与兩人所說的相反，國際法几乎不支持這种危險的主張，因為降低一方單方面采取緊急行動的門檻，衹會導致更多的暴力活動。 《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明确禁止成員國間相互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第51條也明确將自衛權，限制在武裝攻擊發生時使用。這种解讀在1947年就得到了“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支持：“在外國領土上的預防性行動，衹适用於如下情況：即時、絕對必要的自衛，也就是說沒有選擇手段，也沒有時間籌划。” 正如國際法專家查耶斯（Abram Chayes）就1962年“古巴導彈危机”所說的那樣，“將并未產生迫在眉睫的攻擊的威脅性事態發展或姿態，等同為事態發生之目的或可能的結果，并使之适用於第51條，是非常不恰當的。” 遺憾的是，一些知名國際法教授對這類基本的國際法見解視而不見。 從國際法角度來看，沒有聯合國授權，任何國家或國家聯盟都無權攻擊伊朗。因此，沒有得到授權的攻擊，將會在全球擴散混亂和無秩序狀態。刻下，全球仍在應對非法入侵伊拉克所產生的后果，這樣的做法是國際社會所不能接受的。 從現實層面來說，美國攻擊伊朗的重要核設施，衹會導致伊朗立即退出核不擴散机制，甚至使它放棄不發展核武器的承諾，加速發展核武器。 与西方普遍存在的想法相反，伊朗內部并未就“全面核化”取得一致。伊朗領導層看來滿足於通過掌握核燃料循環技術、保持“核准備”（nuclear-ready）狀態，但也僅限於此。 軍事打擊的鼓吹者，對“伊朗的核野心”妄加猜測，好像他們知道伊朗安全考慮的方方面面似的。例如有一些人，如有望成為美國共和党總統候選人的馬薩諸塞州前州長羅姆尼（Mitt Romney），所關注的是所謂伊朗的“非理性”。 羅姆尼要求對伊朗實施嚴厲制裁和外交孤立。他拒絕將伊朗的情況，与冷戰時的情形相提并論，并說不能容忍有核的伊朗。他的邏輯是，“盡管蘇聯有各种深層次的缺陷，但蘇聯人并不尋求自殺。蘇聯致力於國家生存的決心是勿庸置疑的。但我們不能假定像伊朗這樣鼓吹殉道的非理性政權也同樣如此。” 然而，衹要回顧一下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的外交政策，這种所謂伊朗是非理性政權的說法，就不攻自破。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反复強調“國家利益”，并警告伊朗人不得違背“國家利益”。伊朗外長穆塔基（Manouchehr Mottaki）不久前接受筆者采訪時說，“我們的优先任務是保護我們的權利和利益”。 但美國政府用伊朗批評以色列的言論，來“妖魔化”伊朗政府，藉此在國內推銷戰爭政策，并把軍事行動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伊朗不會采取強烈反應上。他們鼓吹“外科手術式”的打擊，卻沒看到行動會產生的嚴重連鎖反應。例如在伊朗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伊拉克，這樣的連鎖反應是不可避免的。 總而言之，美國在与伊朗打交道時明顯暴露出精神分裂的癥狀。一手舉著橄欖枝，一手又握著大棒，這种做法，衹會毒化美伊對話的環境，使雙方間的對話難以產生重大成功，并且妨礙雙方在利益交叉點－－伊拉克問題上，進行有意義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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