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歷史中尋找今天中國問題的根源──余英時縱論中國近代史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余英時說，國人的仇外心理有很多原因。隻要跟外國人一發生矛盾，你必須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說幾句公道話，說外國人有外國人的道理，你不能不尊重外國人的習慣，那你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漢奸”。這是中國一個傳統。 中國近代史諸問題，如近代仇外心理的來源、中國早期外交與貿易方法、“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美國在中國近代歷史事件中的作用和角色，以及關於中國教科書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角色，在中國史學界和海外的中西方學界有不同的版本和解讀。 人類經驗証明，一個民族某些歷史問題經常牽扯那個民族的當代神經，它們因此成為那個民族歷久彌新的敏感問題，也是那個民族的當代神經源。 誠如德國遭受歐洲國家外侮的歷史記憶導致德國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仇外心理，成為希特勒後來發動二戰的民族意識溫床，中國近代史中上述重大事件是否獲得真實的陳述，也關系到中國當代對外反應與認知方式是否到位。 1950年離開大陸至今，成為海外首屈一指的中國史學重鎮的余英時教授，如何看待上述歷史問題和中國教科書上的有關陳述？ 關於仇外心理 問：在義和團和八國聯軍問題上，西方史料與中國學界說法完全不同，就是：義和團暴亂是導致八國聯軍進兵北京的具體原因﹔而仇外心理是義和團運動爆發的重要原因。問題是：中國民間普遍的仇外心理是必然要產生的嗎？外國傳教運動興起於殖民主義時期，好象隻有在中國遇到了普遍的抗拒，引起了庚子之禍。清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是否有可檢討之處？ 余英時：仇外心理的產生有很多原因。從清朝政府被外國欺壓以後，它的權威日益下降，所以它發動仇外運動。義和團實際上本身不會有那麼大影響，如果不是慈禧太後一定要把他們找來的話。慈禧太後為什麼要找義和團呢？主要原因就是戊戌政變以後，慈禧想把光緒廢掉。要用他信任的另外的一個侄兒，叫大阿哥的(溥俊，慈禧的近親，載漪的兒子)。但是外國人都希望光緒做皇帝，都支持光緒。在這種情況下，她不能廢光緒皇帝，所以對外國人越來越仇恨。她沒有辦法，忽然聽說，有義和團這種事情。 很久以來有義和團這個組織存在，它們在山東、河北鬧過很多次了。這些本來都是民間的團體，最早它們是反清復明的地下社會，本來不完全是仇外，仇外隻是一部分。因為它們對外國人許多教會很不滿意，在地方上跟那些吃教飯的、相信基督教的人有沖突。義和團的人對國際大事、帝國主義等問題並不了解，隻是覺得外國人勢力大，許多人依附外國勢力，就可以壓倒他們。在他們看來，清朝的官吏也偏向於保護外國人。比如早在曾國藩時代，1870年左右，在天津的時候就有教案爭端。其實清政府官員也未必人人袒護外國人，怕洋人則有之，無論如何他們處理這類沖突，常常引起紳士階層和一般人民的不滿。 我們中國一向有一個輿論（傳統），就是隻要跟外國人一發生矛盾，你必須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說幾句公道話，說外國人有外國人的道理，你不能不尊重外國人的習慣，那你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漢奸”。這是中國一個傳統。 問：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傳統？ 余英時：這個傳統在中國很早就有，最早從南宋開始就有。宋朝人跟金人打，打不過也不能和。和就是漢奸。實際上“和”是常態。列寧跟德國攻擊俄國的人訂立和平條約，俄國並沒有人說他是“俄奸”。但是在中國，隻要你一求和，就是漢奸。不顧一切就是要打。包括甲午戰爭，李鴻章知道不能打，但是慈禧太後一定要打。輿論逼得也非打不可。不打就是漢奸。這是士大夫方面。民間方面，我剛才說過，有許多小的爭端。外國人當然也有很多事做得不好，總會引起摩擦，摩擦以後就仇外。中國對外國人一向是仇視，而且鄙視。後來外國勢力大了，又變成媚外。所以這是很復雜的心理。 上層，中層，下層，政治中心都有一股仇外的很大的勢力。這個勢力就造成了慈禧可以把義和團招進宮來，做試驗。用槍打，好象“刀槍不入”，相信他們真的可以打外國人。這些民間地下組織的人本來是“反清復明”的，就改了口號，叫做“扶清滅洋”。所以如果不是慈禧太後，中央政策有這樣大的改變，義和團不可能出大事情。袁世凱在山東一直是鎮壓義和團的。其他的比如東南，也有仇外的行動，都被鎮壓住了，因為覺得這不是一個解決國際問題的方式。 你不可能靠民氣把外國人真的趕掉──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稍微有知識的人，都知道，要對付外國人，隻有用外國人的方法，以外國人的方式才能解決問題。過去歷史上叫做“以夷治夷”。不是靠意氣、靠熱情，就可以解決這樣大的一個問題，把外國勢力全部從中國趕出去。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症結所在。 所以我認為義和團問題，我們不要把眼光看在老百姓仇外上。如果不是慈禧太後主動要用他們，煽動他們，不會闖下那麼大的禍亂。這是清朝朝廷上做出來的事情。 問：讓我重復總結一下：民間地下組織輿外國傳教沖突早在1870年代就有，從來沒有引起外國武力干預。隻是由於清政府的支持和煽動，才導致庚子年間中國的禍亂？ 余英時：如果沒有官方正式支持，不可能有義和團事件，也不可能有“八國聯軍”。 關於早期外交 問：從外交的角度，清政府的做法是否跟中國政府跟外國人打交道沒有經驗，不懂如何使用正當手段，沒有協約意識有關？ 余英時：最簡單說就是不懂。不懂的例子我可以舉。費正清最早是研究東南沿海地區，鴉片戰爭前後到五口通商定條約這段歷史的。他依據的都是檔案的材料，尤其是英國，美國各領事館的報告，跟中國的記載。他說得很清楚。他說中國人跟外國人打交道，根本不懂外國人有法律、有制度，而不是靠私人套交情就可以解決問題。 中國人一向官場習慣私下跟人家稱兄道弟，杯酒交換，覺得公事也可以這樣解決。這完全是文化上的一種差異。所以每次中國廣州的官吏跟外國人打交道都不懂：我們私下裡是很好的朋友，到談判桌上他們馬上就變了一副臉。公事是公事，私人交情是私人交情，決不可能靠私人交情讓人家在原則上讓步的。他的原則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情，原則都是可以商量的。 外國人經商他有一套negotiation（談判）的辦法，就是商討，大家討價還價。怎麼樣討價還價，一方面當然看你的實力，另外也看你的技巧，看你能不能拿出說服人的根據來──你可以說服他的。但是中國人不懂這一套。以為靠私人交情，要是私人交情到公家場合沒有用，他馬上認為外國人是如何的“混蛋”。所以我們對付他就隻有用武力之類的──許多誤會就是這樣起來的。 問：在義和團暴亂之後和八國聯軍進兵北京之前，清政府把原先跟各國公使館打交道的總理衙門的五個官員撤換了。這五人從義和團暴亂開始就直接跟外國打交道，他們雖然不能自己作主，但是至少明白外國人如何一步步被逼到決定自己派警衛、派武裝的情況。這五人後來在清政府對外宣戰時還被殺了頭。換上了四個不懂外交的主戰抗外官員。 余英時：對。現代史上，二十世紀下半葉最接近義和團的事情就是文革。文革時把所有外交部的人員都要撤掉。陳毅也是被批判的，說他對外不夠硬。要找一批人，無知的、狂熱的、仇外的人主持外交。一樣的道理。（問：所以唐德剛教授在他的《晚清七十年》裡，把義和團跟紅衛兵相比較。）是呀，一點不錯的。當然還不完全一樣，因為紅衛兵作為下層可能對某些社會現象不滿，但是對社會現象不滿，這是任何社會都有的情況。 如果沒有人挑撥利用，系統地組織，（大規模暴亂）那是不可能出現的。所以義和團的事情絕對不應該把重點放在老百姓身上，老百姓仇外，政府跟著仇外？相反的。如果政府不仇外，他就（把暴亂）鎮壓住了，至少可以向老百姓解釋，這個辦法不行的，隻能帶來更大災害，或者更多的屈辱。這不是辦法。政府為了國家獨立，要用正當的方式，要用一種合乎文明軌道的方式。所以怎麼樣參加國際社會，這是中國一個最大的問題。中國也許到最近才慢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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