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6 年10月4日，《光明日報》在一版頭條位置發表了“四人幫”御用筆杆子“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以下簡稱《永》文?的文章。文中說“按既定方針辦”這一諄諄囑咐，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我們黨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高度概括和深刻總結，“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這篇文章正是發表在毛主席逝世不久，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關鍵時刻，它為“四人幫”偽造毛主席臨終囑咐大造輿論。當時黨中央的主要負責同志華國鋒、葉劍英等認為“這是 ‘四人幫’准備實施反革命行動的一個信號”。在《永》文發表的第三天──10月6日，黨中央採取斷然措施，將“四人幫”全部抓捕，一網打荊這就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也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壯舉，不費一槍一彈，干淨利索地粉碎了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 粉碎“四人幫”以後，黨中央立即派以劉西堯同志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光明日報》，接管了報紙的宣傳大權﹔繼而宣布對《光明日報》社臨時領導小組負責人?即總編輯?莫艾隔離審查，責成莫艾交代《永》文發表經過和他同姚文元的關系。審查歷時兩年多，結論如何?《光明日報》的同志知道，新聞界一部分同仁也大致知道，至於社會上對這個問題則知之甚少，甚至有些誤傳，因此本文擬就《永》文發表過程及對莫艾審查情況作一介紹。 “四人幫”是如何偽造毛主席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的1976年，毛主席從9月初開始，經常處於半昏迷狀態，根本沒有留下什麼遺言。主席逝世後，政治局在討論《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和追悼大會上華國鋒的《致悼詞》稿時，“四人幫”參加了討論，他們都沒有提過要在這兩個文件上寫進“按既定方針辦”﹔然而他們卻有計劃有預謀地在9月16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社論?簡稱“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一文裡，偷偷塞進一個所謂毛主席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社論說：“毛主席與世長辭了，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深入人心，毛主席開創的革命事業後繼有人。”“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當前要把“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斗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這篇社論，是“四人幫”文痞姚文元直接籌劃的，經過“四人幫”一伙審看了。正式發表以前，又在他們圈內和他們所控制的新聞單位負責人中散發，以便造成一種假相，好像毛主席真有一個臨終遺囑，而且是向他們說的。他們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接班人。 社論發表以後，江青迫不及待地給張春橋打電話：“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發表出去以後，有什麼反應沒有?我已對文元同志強調，宣傳工作要以宣傳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針辦’為中心，要反復宣傳。” 姚文元遵照江青的旨意，9月17日、19日、20日、23日，緊鑼密鼓地給新華社打電話，要他們宣傳好“按既定方針辦”。如9月17日電話說：“國慶報道，要強調主席囑咐的‘按既定方針辦’”﹔9月19日電話指示：“你們處理各省市在追悼會上的重要講話、表態，不要怕重復，重要的都要寫進去，比如‘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的要有類似的話……關於‘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沒有的也就算了。”這裡需要解釋幾句，姚文元為什麼那麼突出“按既定方針辦”，而怠慢“三要三不要”呢?所謂“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是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四人幫”時說的。毛主席在講完“三要三不要”後，緊接著就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在9月18日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毛主席追悼大會上，華國鋒在致悼詞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實際上就是對“四人幫”的一次嚴正警告，“四人幫”當然不願宣傳針對他們的話。 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新華社《內部參考》、《紅旗》雜志、《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學習與批判》雜志等連篇累牘地宣揚“按既定方針辦”。據從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統計，上述6種報刊就登了宣揚“按既定方針辦”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把“按既定方針辦”做了通欄大標題。《光明日報》在報眼毛主席語錄欄，連續9天刊登“按既定方針辦”﹔從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進“按既定方針辦”的內容，就連一些專刊專頁的文章和詩歌散文，也被強加上“按既定方針辦”的話，達到了“四人幫”所要求的讓“按既定方針辦”覆蓋報紙版面的目的。 在上海，輿論攻勢更是咄咄逼人。《文匯報》9月21日頭版頭條大標題是《上海工人階級堅決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針》﹔9月24日《解放日報》一版頭條通欄大標題是《駐滬三軍上海民兵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學習與批判》雜志在第10期刊出該刊記者寫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上海千萬人民的戰斗誓言》。一時間，氣氛之緊張大有山雨欲來之勢。 華國鋒戳穿“四人幫”偽造毛主席臨終囑咐的陰謀 毛主席逝世後20多天，“四人幫”樁樁丑惡表演，華國鋒看得清清楚楚。同這伙野心家的斗爭已經不可避免，他決心與葉帥等老同志一起，揭露他們的陰謀活動。 國慶節過後，10月2日上午，華國鋒一走進辦公室，秘書把要批閱的文件交給他，頭一件是喬冠華9月30日送來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十一屆會議上的發言》審閱稿。這是急件，需要馬上處理。當華國鋒讀到“中國人民將堅決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把支援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兩霸的斗爭作為光榮的國際主義義務”這一句時，他停下來了，在“按既定方針辦”的黑體字下劃了一個大問號。聯想最近各報大肆宣傳“按既定方針辦”的所謂臨終囑咐，他再也不能容忍江青、張春橋這幫野心家繼續以毛主席的指示衛道士的身份招搖撞騙了。此前他問過許多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工作在主席身旁的同志，他們都不知道有這個遺囑，隻有江青和毛遠新說他們聽到了。現在他手中有毛主席給他寫的三句話，?即“慢慢來，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他要用此來揭穿 “四人幫”偽造的“臨終囑咐”。於是華國鋒在這份送審報告上批道：“此發言有誤，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話，我查了一下原件，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然後華國鋒同志向秘書交代，“此件交辦公廳，由其他領導傳閱後退外交部。”文件傳到張春橋手裡，這個陰謀家意識到華國鋒的批示不簡單，它說明華國鋒、葉劍英開始向他們發難了。於是他在文件上寫道：“此件暫不下達，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關於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照過去方針辦”的手跡，情況是這樣的：1976年4月30日晚，毛主席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華國鋒陪同會見。會見完畢，華國鋒向主席匯報工作。在談到全國形勢時，華國鋒對一些省的情況表示擔憂。毛主席看出華國鋒的思想，因為他在4月7日才擔任國務院總理，時間不到一個月。天安門事件後，“四人幫”把鄧小平同志搞下台，局勢非常不穩，工作有許多困難，所以毛主席為了鼓勵他，給他寫了三句話：“慢慢來，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後來，華國鋒向政治局傳達時，公布了前兩條，最後這句“你辦事，我放心”，他保留了下來。毛主席寫的這幾句話，是工作中正常的交談，這怎能叫作臨終囑咐呢。
華國鋒的批示 在“四人幫”中引起震動，於是，姚文元在10月3日下午，親自找《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說：“現在報紙上大量出現‘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傳得不准確，要採取措施，從明天起，在報紙上逐漸減少‘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你得親自把關。”並要魯瑛轉告新華社解力夫和《光明日報》莫艾。姚文元還特別強調說： “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你得有思想准備。”10月4日晚，魯瑛電話通知莫艾去《人民日報》，魯瑛說：“關於‘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是主席患病期間談的，傳得不夠確切，以後報上不要再用這句話了。”莫艾說：“《光明日報》今天發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標題就是講這個的。”魯瑛沒有任何表示，繼續說，“你回去把把關，遇到這句話要改掉。新華社發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沒有這句話，有也不要用。這事你一個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傳，我現在也是親自把關。”莫艾回到報社以後照魯瑛的話辦了。 《永》文的選題組稿定稿過程 選題的產生 1976年9月15日，莫艾作為毛主席治喪委員會成員，在人民大會堂守靈。在休息廳裡，《人民日報》社魯瑛對莫艾說，“明天有重要社論發表，是傳達毛主席的臨終囑咐，解釋‘按既定方針辦’的。已通知你們《光明日報》到《人民日報》去取清樣。”過了半小時，有人給魯瑛送來一大卷清樣，魯瑛便給在場的十來個人分發了。這就是9月16日要發表的《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社論的清樣，題目是《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莫艾當晚回報社後，立即召開報社領導小組會議，傳達魯瑛同他的談話，並組織大家學習這篇社論。莫艾根據社論內容，結合宣傳報道，又談了一些報道選題設想，其中就有“按既定方針辦”這個題目。他指示到有關單位組稿。第二天下午，領導小組分管業務的幾個成員和總編室同志一起研究選題問題。領導小組成員?相當於今天的編委委員或副總編輯?孫關龍提出到“梁效”約寫一篇“按既定方針辦”的文章。大家同意派孫關龍向“梁效”?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組稿。孫關龍提出再派一名同志同他一起去，於是又確定另一位領導小組成員與孫關龍同去組稿。 由此可見，《永》文選題的產生，是為了貫徹9.16兩報一刊社論精神，莫艾在領導小組會上談學習社論體會時，就提出要結合宣傳報道組織一篇“按既定方針辦”的文章。 到“梁效”組稿 9月17日上午，孫關龍等兩位領導小組成員去“梁效”組稿，二人在汽車裡討論，文章應該用一個什麼題目?商議結果，題目就定為“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到“梁效”談了組稿意圖後，“梁效”核心組隨即按報社意圖將這一任務交給“梁效”寫作組組長范達人。當天下午，“梁效”給《光明日報》來電話，約定9月20日由范達人來報社談寫作提綱。當晚孫關龍把去“梁效”組稿情況和“梁效”20日來報社談寫作提綱一事向莫艾作了匯報，莫艾表示同意，同時指示孫關龍，可以准備一下，然後再同“梁效”談。 9月20日上午，“梁效”寫作組范達人等人來《光明日報》，孫關龍等二位領導小組成員接待了他們，並向他們談了文章的寫法與要求。孫關龍作了主要發言，大意是說，這篇文章不對毛主席這一指示作解釋，而是要歌頌“按既定方針辦”的偉大意義，既談現實意義，也談歷史意義﹔可以回顧一下黨的歷史和國際共運史的經驗教訓，再談怎樣“按既定方針辦”。文章要強調在國內要繼續批鄧，在國際上要堅持反對蘇美兩霸，樹立必勝信念。 由此可見，《永》文並非“梁效”主動來稿，而是《光明日報》兩位領導小組成員親自向“梁效”組織來的﹔文章的框架和內容，也基本上是兩位領導小組成員規劃的。 修改與定稿 在《光明日報》明確了文章寫法後，“梁效”寫作組長范達人將執筆任務交給寫作組的一個成員。初稿寫完，范達人作了潤色修改，9月24日送《光明日報》。孫關龍接到稿件後，於當天夜裡發排。9月25日打出小樣8份，分送“梁效”寫作組和莫艾等報社領導小組成員。9月27日，“梁效”將清樣呈送給遲群、謝靜宜。上寫：“遲群、靜宜同志：這是《光明日報》約稿，爭取近期發表。此文是范達人、×××、×××同志寫的，請您審閱。──兩校大批判組， 9月27日。” 清樣在《光明日報》領導小組成員中傳閱，有的同志提出過修改意見，如建議增加“三要三不要”的內容等，但沒有被採納。 9月29日，孫關龍將綜合清樣交給莫艾，莫艾於當天深夜動手閱處，改動了幾處，簽了字寫了一段話：“我略有改動，請和‘梁效’商量，聽聽他們的意見，然後見報。” 9月30日上午，孫關龍同范達人在電話中交換各自改動的情況。9月30日下午，遲群給“梁效”核心組成員回電話：“我太忙，沒時間，那四篇稿子?注：包括《永》文?不看了，你們看了，可以發。”孫關龍把“梁效”的改動告訴了莫艾，莫艾同意。於是孫關龍在定稿樣上寫了批語：“這是‘梁效’與莫艾同志定稿，上一版頭條，望早日刊用。”10月4日，《永》文便發表出來。 由此可見，《永》文初稿是9月24日寫出，9月30日定稿。定稿時間是在華國鋒10月2日戳穿偽造陰謀的前3天。這就排除了《永》文是“四人幫”針對華國鋒批示而授意寫作和發表的問題。 “永”文刊出後莫艾等人遭受審查 1976年10月18日，以劉西堯為首的中央工作組宣布，經黨中央批准，對莫艾隔離審查。1978年12月16日，經中央宣傳部批准，解除隔離，結束審查。1981年12月28日，中共光明日報社編輯委員會對莫艾審查做出結論，結論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 對莫艾的審查結論，基本可概括以下三點： 1.《永》文的發表與“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沒有組織關系，沒有陰謀關系。也就是說這篇文章的發表，不是受“四人幫”的指使或授意。從前面介紹《永》文的選題、組稿、定稿過程看，提出寫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報》，文章的命題、內容，也基本是《光明日報》兩位領導小組成員商定，經莫艾同意的。因此，審查結論說：“原來懷疑這篇文章受‘四人幫’指使發表的問題，應予解除。” 根據這個結論，在審查過程中，《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的文章曾不點名地給莫艾冠以“四人幫親信”、“四人幫骨干分子”以及“嘍羅”等不實之詞，自然應予推倒。 今天重提這個結論，很有必要，因為新聞界，尤其是社會上對莫艾被審查，結果到底如何，很多人不了解。當年“人民”、“光明”等報刊不點名地給莫艾加上的罪名，亦未見有文章澄清。這一點，看來是有疏漏的。 2.莫艾在主持《光明日報》工作期間，在宣傳報道方面是犯有錯誤的。除了發表《永》文以外，還發表了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以“梁效”、“高路”、“柏青”等筆名寫的文章30來篇。這些文章大多發表在“批林批孔”、“反對經驗主義”、“評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宣傳中，它們除了宣傳極左理論，還影射攻擊當時中央正確領導人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如《孔丘之憂》、《宋江一上山，就……》等，因此，在莫艾審查結論上寫有如下一段話： “從1974年到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這段時間，《光明日報》在思想理論宣傳方面發表了許多錯誤文章，流毒全國，影響很壞。莫艾同志當時身為《光明日報》主要負責人，所犯錯誤是嚴重的。”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結論中所指的錯誤文章，都是自稿，都是《光明日報》自己可以決定是否採用的稿件，而不是上面指定必須發表的稿件。如果總編輯頭腦清醒，多一點獨立思考，他就完全可以不那樣積極發表那麼多這類稿件。 3.結論中的處理意見是不予處分。既然莫艾犯有如上錯誤，為什麼不予處分呢?結論說：“考慮到莫艾同志的上述問題，基本上是公開宣傳報道方面的錯誤，而這些錯誤又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受‘左’傾錯誤影響發生的。因此決定：不予處分。” 結論的這段話是把莫艾的錯誤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來審視的。一張黨報，是黨的耳目喉舌，黨要求它的宣傳，必須嚴格貫徹黨的宣傳路線和方針政策。當領導這張報紙的中央領導人是壞人，是反黨陰謀家，而且在輿論上極力推行他們的主張時，則被領導的報紙是很難不在版面上有所反映的。莫艾在《光明日報》的三年，正是黨中央的宣傳大權掌握在“四人幫”姚文元手裡的時候，報紙宣傳報道中犯有“左”的錯誤，應該說是有可原諒的一面的。 這裡還要說明一下，莫艾同志對待組織審查，態度是誠懇的，認真的。不予處分的結論也包含這個因素，雖然結論的文字沒有這方面的表述。當中央工作組宣布隔離審查的決定後，莫艾就把自己在《光明日報》三年的工作記錄、電話記錄、來往信件和《永》文幾次審稿大樣等毫無保留地上交工作組。莫艾說這次教訓 “將永遠鏤刻在自己的骸骨上”，要求黨嚴厲處分自己，並希望黨組織把他“作一隻麻雀，進行具體解剖，看看像他這樣一個受黨教育多年的干部是怎樣滑到泥潭的 ?”“五臟肝膽，任黨檢查”，態度誠懇。在被審查期間，莫艾共寫出160多份交代檢查材料，還寫出6000字的《三年錯誤總檢查》，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幾個方面，深挖自己錯誤的根源。 對莫艾審查結論做出後，關於《永》文是“反革命奪權信號”提法問題自然也不再存在了。 粉碎“四人幫”初期，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有關文件以及報刊文章上都曾講過《永》文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反革命信號。此後許多年報刊雜志談到這篇文章時，也多沿襲上述說法，更有冠以“反革命動員令”、“反革命宣言書”、“反革命信號彈”的，個別的則直接說成是姚文元的杰作。但是，經過審查，既然否定了《永》文是“四人幫”授意發表的問題，既然查清了莫艾同姚文元沒有陰謀關系，這樣，所謂“反革命奪權信號”一類提法，似乎已不合適。事實上，近十年來有些比較權威的書刊已經不這樣提了。比如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繩主編?和2001年6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在敘述粉碎“四人幫”過程時，都沒有提到《永》文，更沒有說它是“反革命奪權信號”一類的話。 莫艾於1983年離休，由於他工作勤奮，思想作風正派，報社職工都很尊重他。近幾年他身體多病，長期住醫院。鑒於莫艾同志抗日戰爭時期報道了邊區勞動模范吳滿有，對推動邊區大生產運動起了很大作用，受到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表揚﹔建國以後，他擔任了幾個省市的新華分社社長，對黨的新聞工作兢兢業業 ?恪盡職守。1992年《光明日報》編委會報請國務院批准，授予他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表彰他在全部新聞生涯中所作的貢獻。這說明，組織上和同志們對他是實事求是的，並沒有因為他在《光明日報》工作時期宣傳報道上所犯的錯誤而影響對他全部新聞工作歷史的評價。 孫關龍，當年是報社領導班子中最年輕的一位同志。他在“文革”前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央組織部，“文革”中下放工廠鍛煉，1974年調到光明日報社，1976年3月升任報社領導小組成員。在審查《永》文發表過程時，孫被隔離審查。查清問題後，報社對他未予處分，繼續讓他在《光明日報》做一段時間的編輯工作。經本人要求，調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工作，後來成為一名有成就的專家。 范達人，粉碎“四人幫”後，被隔離審查二年，受到黨內警告處分。1979年後仍在北大繼續任教和從事比較史學研究，1989年去美國，1999年在香港出版《“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一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