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多年前，我十六、七歲，是一個在東北農村“插隊”的知識青年。有一次趕馬車去公社拉救濟糧，在糧管所看到裝訂著《參考消息》的報夾，便抓在手裡如飢似渴地讀起來。《參考消息》是那年代唯一登載“海外消息”的報紙，雖然隻是為了利用外國人的嘴，終究和“兩報一刊”的陳詞濫調不全一樣。其中有一篇外國記者採訪達賴的報道，我忘記了具體內容，但一直讓我記住一個形象──年輕瘦削的達賴在流亡地孤獨地隱居，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對來訪者激動地譴責中國。那是我第一次對達賴喇嘛有稍許具體的印象，以往即使聽聞過達賴，也隻是宣傳中黑暗西藏的代名詞。之所以我能對那篇報道留下印象，不是因為“西藏問題”之類的大概念，完全是因為一件小事──當我正在看那篇報道時，糧管所管開票的職工過來收走了我手裡的報紙，得意地告誡，那是“內部讀物”，隻有“夠級”才允許看。 無論是我還是他，當時都不會想到，那個腰扎麻繩、手拿鞭子、為不“夠級”而羞惱的我，有一天會和《參考消息》裡的達賴喇嘛擁抱在一起。 2000年10月，我去波士頓參加一個由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辦的中國各族群人士聚會（大概是為了便於找錢，起了一個比較夸張的名頭──“中國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到會的有漢藏蒙維台港澳等各方人士。其中除了漢人，就屬藏人代表最多。大陸藏人一個沒有，來的都是流亡藏人。達賴喇嘛親自給會議寫了賀信。達蘭薩拉也派出了以西藏流亡政府一位外交部副部長為首的代表團，還有流亡政府在美國的部分工作人員，加在一起，大概有七八個藏人。從陣勢上看得出他們對這個會議相當重視。不過他們肯定不會指望從這種民間會議上獲得什麼具體的政治結果，目的應該隻是了解情況，摸索從民間打開局面的途徑。 在我的印象中，那次活動表現最好的是藏人，理性、節制、認真、禮貌，在所有與會代表中顯得非常突出。這無疑與他們是政府代表團有關。他們的言談嚴格遵照達賴喇嘛在各種場合表達過的精神和原則，從不逾越一分，開會時安靜地坐在一起，開party時則會自覺地分散到人群中，溫和但是明確地宣傳他們的觀點。觀察他們，常使我暗中贊嘆。 藏人代表中有一位名叫BQ的“非官方人士”，他過去在印度當過記者，現在是“國際援助西藏組織”的負責人之一。那本是一個以美國人為主的民間組織，因此我始終不太清楚BQ的角色，他在為美國的民間組織工作的同時，對流亡西藏的事情也介入很多。另一個沒有官方身份的是哈佛大學博士生ZX，一位很有學問的藏族姑娘，生在加拿大。她來參加會議是出於個人興趣。ZX的漢語發音相當標准，我開始把她當成很會說漢語的人，結果多說幾句就露餡了，才知道她學漢語沒有多久，不過由此看得出她學習語言的能力。大陸的藏族作家扎西達娃到波士頓訪問時，她就是用剛學不久的漢語和他交流，因為扎西達娃不會說藏語。這種奇特現象──藏人學者和作家隻能用佔領者的語言談話，也是讓她在學術之外對西藏政治問題感興趣的原因之一。 我剛到會的時候，會議工作人員就告訴我藏人代表中有人打聽我是否會來，有沒有到。開會第一天，BQ在休息時來找我。我的英語很糟，無法和他多談。我猜大概是因為他們知道我寫過有關西藏問題的書和文章，因此有興趣和我接觸。後來我知道我寫的《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已經被自由亞洲電台譯成藏語連續廣播。我在國內雜志發表的文章──《西藏：中國二十一世紀的軟肋》，也被譯成藏文和英文，不少海外藏人都看過。 開會那幾天我經常和藏人在一起。他們全都出生在海外，而且從來沒有回過西藏，但是他們彼此說藏話，看的是藏文，胸前腕上戴著藏族宗教物品，汽車音響放的是藏族音樂。對比他們，想起我那居住西雅圖的侄子，七八歲離開中國，現在既不認識漢文，漢話也越剩越少，並且完全不再想當中國人，就不能不感慨西藏文化在海外的傳承，需要有多大的凝聚力才能實現到如此程度。即使西藏問題的政治解決至今不見蹤影，西藏文化在境外的這種完整的保留已經足以成為驕人成就。眼見的這些使我對達賴喇嘛的佩服不斷增加。 一天BQ向我提出一個邀請，希望我能去一趟華盛頓，與達賴喇嘛的特別代表──LD先生見個面。BQ說如果不是LD先生實在太忙，他會來波士頓見我，但是他馬上要出國訪問，隻有麻煩我跑一趟，全部費用由他們出。 對新鮮事我不會不答應。BQ說有一個非常好的藏漢語翻譯將在華盛頓接待我。正巧，那翻譯就是ZX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WA，是美國一家大媒體的藏語編輯。我第一次在電話裡和他交談，感覺就像和漢人在說話。他將在周末到波士頓看ZX，周一和我一塊飛華盛頓。他建議我就住在他家，一是省錢（可以看出流亡西藏經常要考慮節約的問題）﹔二是他和我見面方便，好安排﹔三是他家就在華盛頓中心，離眾多博物館特別近。 WA四十出頭，在拉薩長大，從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後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據說當年可以用漢語寫小說，可想他的漢文功底。他八十年代後期到印度，便決心留在海外，為達賴喇嘛做事。當時達賴喇嘛鼓勵他到美國讀書，至今已在美國生活十多年，剛加入美國籍，不過仍然參與流亡西藏的工作。由於他平日工作離不開和政治術語打交道，又能准確把握中國方面的情況和思維方法，因此像他這樣水平的藏漢語翻譯（尤其是政治領域的），在流亡藏人中屈指可數。 華盛頓的秋天布滿五顏六色的樹葉。WA開車帶我去LD家。那是座落在郊區的一棟小樓，據說不少流亡藏人都住在附近。雖然是西式住宅，但LD家裡像所有藏人的住房一樣，佛像、經幡、唐卡、酥油燈和經書一樣不少。LD五十多歲，原來是康區新龍縣的一個活佛，1959年流亡到印度，曾經做過西藏流亡政府的噶倫，現在常住美國，除了擔任達賴喇嘛的特別代表，還專門負責與中國政府的對話，是流亡藏人在美國的最重要人物。 BQ原來跟我說見面隻是隨意聊，不過可想而知他們主要是想聽我講。一道茶喝完，寒暄結束，LD便表示想聽我對解決西藏問題的想法。 我對他談的主要內容是，流亡西藏在海外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在爭取國際輿論、與國際社會各方面力量打交道、公關活動、獲取西方國家支持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西藏問題已經國際化，西方公眾對流亡西藏幾乎是一面倒的態度，西方各國政府盡管表面不能公開表示支持流亡西藏，也往往是說歸說，做歸做，實際上都暗自同情流亡西藏。然而，最終解決西藏問題，根本上隻能取決於中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國際社會施加再多的壓力，也不能直接解決西藏問題，其意義隻在於期待能夠作用於中國，促使中國政府做出反應和讓步，才可以變成對西藏問題的具體解決。因此，衡量對西藏問題的解決，標准不應該在於對國際社會取得多少成功，而是在於對中國取得了多少進展。 如果以這一標准衡量流亡西藏所做的工作，就不能被認為是成功的。因為國際社會的壓力對中國政府沒有起到明顯作用，有時還會有反作用。中國是一個大國，不會因為國際社會施加壓力，就使她感覺難以承受。“六.四”後那麼多國家的制裁，也沒能把她怎麼樣。相反，在今天這個唯利是圖的經濟時代，世界各國在很多方面有求於中國，尤其是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哪個國家都舍不得放棄。面對可能影響到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產品出口和勞動力就業等實際利益，各國會不會出於對西藏的道義支持寧願與中國政府鬧翻呢？無疑難以指望。中國政府明白這一點，因此它不在乎國際社會的壓力。 當然，我並非說對不成功的責任在流亡西藏，中國政府不開放接觸之門是主要問題。不能接觸，流亡西藏就無從做起。再者，我也不是說流亡西藏在國際社會的成功沒有意義，因為沒有國際壓力，北京更不會認為有變化的需要。然而僅僅做到這些還不夠。所謂做中國方面的工作，不能看成是單一的，不能認為隻是和中南海裡的決策者進行溝通，影響和說服他們。那固然也重要，但不應該寄予太多希望，因為讓中南海發生變化並不容易，多年事實已經証明這一點。需要把眼界擴展開，看到所謂中國不僅僅隻有中南海那幾個人。中國有十三億人，有不同社會階層和眾多的社會群體，不應該把他們簡單地、籠統地當作一個概念來對待。事實上，中國社會內部矛盾重重，很多問題上民眾都與當權者對立，然而在西藏問題上，大多數漢人都沒有異議地接受當局宣傳，和政府站在一邊。這種現象至少可以說明一點──流亡西藏以往所做的工作沒有注意把中國普通民眾與執政集團分化開。如果對中國進行整體性的控訴，從民族角度表達藏人痛苦，並且要求西方社會在人權高於主權的立場上對中國進行干預等，雖然有助於流亡西藏在國際社會取得成功，同時也起到了促使漢人在西藏問題上與政府結為一體的作用。 即使最終解決西藏問題是要通過中國政府，也不能隻把眼光盯住當前的政府，因為政府是變的，會有更迭，未來中國甚至可能出現完全不同的政府。考慮到那樣的前景，就不應隻是對當前的掌權者下功夫，而需要把工作對象擴大到中國整個精英階層。因為未來中國無論怎麼變化，政權發生怎樣更迭，掌握政權的人都將出自精英階層──除了正在當權的人，也包括潛在的可能當權者。尤其中國發生政治變革之後（遲早），那時的當權者會在很多事情上採取新做法，進行新選擇。而他們對西藏問題所採取的態度，相當程度上將取決於他們今天所受的影響。如果他們在西藏問題上仍然和今日北京想法一致，西藏問題到那時仍將無法解決。哪怕是中國社會其他方面已經民主化，新的執政者對西藏照樣可以採取專制態度，就像俄羅斯對車臣、塞爾維亞對科索沃一樣。 對精英階層做工作，不是隻針對其中的一種人。未來的中國政府會由什麼人組成，無法用押寶方式決定。精英是個龐雜群體，既有共產黨體制內的人，也有反體制的異議人士，有獨立的知識分子，也有立場鮮明的政治人物，如何把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對象做工作，取決於中庸之道的藝術，需要從政治宣傳、意識形態較量或民族斗爭的漩渦中超脫出來，放棄情緒化的譴責和僅僅對一己主張的堅持，以理解和寬容態度主動尋找實現多贏的途徑。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隻要求藏人如此，卻不同樣要求漢人。我承認藏人作為受害者，更有理由要求漢人率先從藏人的角度考慮問題，率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自己是願意按照這種原則做的。但我之所以如此提議，是因為流亡藏人有自己的政府，因此可以有更多理性和自覺性，可以通過政府的整合形成共識與統一行動。目前漢人的政府是西藏問題的制造者，肯定不會主動推動漢人去理解藏人，因此才有把漢人與其政權分化開的必要性。而隻要是把漢人與政權分化開，流亡西藏面對的就不是有組織的漢人，而是千千萬萬分散的漢人。對那種分散的、並在西藏問題上長期受誤導的漢人，要求他們自覺地率先懺悔漢民族所為、主動地理解藏人是不現實的。反之，如果有組織的藏人能夠率先變化，主動理解漢人心態，採取相應方式影響他們，由此換得漢人對西藏問題的正視和理解，才會有更大的可能。 那天的話題主要集中在這個方面。LD聽得很認真，雖然話不多，但讓我感到很有交流。他是個善於傾聽並善於對批評進行鼓勵的人。過兩天他要去東歐，陪同達賴喇嘛在那邊訪問，他說那時要把我的話轉述給達賴喇嘛，同時他希望我能抽空想一想，給他們一些意見，尤其就我談的幾個方面，對以後能夠具體做些什麼提點建議。 中午LD請我在他家附近一個泰國餐館吃飯，席間透露達賴喇嘛不久前給北京當局一封信，希望開展對話，目前他們正在等待北京的反應。為了創造好一些的氣氛，避免給北京刺激，原來安排好的達賴喇嘛第二次台灣之旅也決定暫時擱置。他問我對前景有何估計，對此我不表樂觀，不能說絕對不會有進展，但那除非是奇跡，而奇跡是不能寄托期望的。我說，目前不是北京想不想拿出新東西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新東西可以往外拿。強硬的一套，文化大革命已經做到極致﹔溫和的一套，也不可能再超過胡耀邦1980年在西藏推行的“六條”。二者都沒有使西藏問題得到解決，且都給北京政權造成了一堆新問題。北京對西藏問題已經找不到新思路，因此對它唯一可行的就是以不變應萬變。反正西藏在它手裡，解決西藏問題並不是它所急。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指望它會與達賴喇嘛進行對話呢？對話不是見面談談那麼簡單的事，首先需要知道對話以後怎麼辦，以及能夠怎麼辦。沒有新的思路，單純為對話而對話反而可能使北京陷入被動。 在進行這些討論的時候，我不禁想起歷史上西藏也曾對力圖與其對話的英國採取不理睬對策。英國人那時甚至要專門派人向西藏的邊境官員朗誦致西藏政府的信，以期他們能把聽到的內容向拉薩復述，因為拉薩拒不接受來自英國的任何信件。此刻感受LD透露出的與北京對話的渴望，深深體會到什麼是歷史變化。今天的流亡西藏徹底開放了自己，卻似輪回報應一般遭遇到死不對話的對手。然而和當年不同的是，對於西藏的不對話，大英帝國最終可以派遣“武裝使團”一路打到拉薩，逼迫西藏與其對話。但今天的流亡西藏面對強大的中國，隻能苦於無計可施的百般無奈。 那次見面之後，LD去了東歐。正好接近美國總統選舉，我去美國其他地方旅行觀看競選情況。大選日之前，我回到華盛頓等看最後投票。那時LD也從東歐回來了，我們約在市中心一個飯館見了第二面。LD告訴我他已經向達賴喇嘛轉達了我上次和他的談話，達賴喇嘛對我的看法表示贊同。就是這一次見面，LD問我能不能安排一個時間與達賴喇嘛見面，親自談一談。他說達賴喇嘛非常需要知道漢人知識分子在西藏問題上的真正想法，以及從漢人整體的角度對西藏問題到底如何認識。 同時，LD向我表示，達賴喇嘛提出西藏不搞獨立、留在中國、隻求高度自治的中間道路，決非是一種口頭宣傳，而是非常誠懇和認真的。他還說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如果我們隻是嘴上說中間道路，實際上還是要搞獨立的話，我們就不會和你打交道。因為對西藏獨立的事業而言，你這樣的人才是最大的威脅。反而是中共的統戰部，他們做的事情才真正對西藏獨立有利。”我明白他這話的意思是說統戰部的所作所為總是刺激藏人的不滿情緒，客觀上也就起到了把西藏從中國越推越遠的效果﹔而我做的事是竭力消除民族之間的對立，把兩個民族往一塊拉，當然對真正搞獨立的想法就是不利的。 我回答LD，能夠見達賴喇嘛是我的榮幸，無論從哪個角度我都願意。對解決西藏問題，我一直認為達賴喇嘛是關鍵因素，能當面跟他談我的想法，說不定會對他在西藏問題上的思考有所幫助。從另一個角度說，我個人的好奇，以及就研究西藏問題而言，能夠親見達賴喇嘛都是難得的機會。 談到具體安排，LD最初想法是安排我去印度。後來改成了去東南亞，利用達賴喇嘛在東南亞訪問的時間見面。過了幾個月，又通知我改在美國。達賴喇嘛將在2001年5月訪問美國。若是按照我自己的願望，最希望的見面地點是印度，因為達賴喇嘛在那裡的時間會比較充裕，彼此見面和交談都可以做到從容與深入。而利用他出國訪問的機會見面，隻能在他已經排滿的日程中插空，將會非常地匆促。後來情況果然是這樣。 2001年春天，我收到美國一個援助西藏組織的邀請信，邀請我去美國進行關於西藏問題的研討。美國領事館的簽証官讀罷邀請信，很注意便看了我一眼，說了句“沒問題”就給了我簽証。我猜想也許我是他辦的第一個以這種邀請從中國大陸去美國的。 到華盛頓後，我還是住在WA家。我們雖然認識時間不長，但因為幾次都住他家，已經是朋友的感覺。第二天LD到WA家，我們一起吃WA做的飯，那是藏式、西式和漢式風味的混合，很獨特。 按照原來的安排，我應該在5月25日到27日這三天中的某一天在洛杉磯和達賴喇嘛見面，具體時間要根據達賴喇嘛的日程安排再定。這次LD告訴我，他把我和達賴喇嘛的見面分成兩次，第一次是在華盛頓見，時間不會太長，主要是禮節性的，彼此認識一下，我可以先提一些問題。第二次見面是在洛杉磯，因為達賴喇嘛在那時間相對比較寬裕，主要談話安排在那裡，時間可以長一些。而且兩人已經見過面，可以算作朋友了，第一次見面提到的問題也有過思考，談話就會比較充分。 我對LD提了一個問題，與達賴喇嘛的見面和談話內容是否可以公開。他回答他們對此沒有任何忌諱，因為這中間沒有什麼秘密，但他們不會主動往外說，主要是考慮我的安全，至於我自己怎麼做，由我自己決定。我問這話，倒不是出於採訪和發表的目的，主要也是從安全考慮。等我回到中國，“有關部門”知道我有過這次見面，在審問中如實地回答對我應該是最安全的，反而越是回避躲閃越會顯得可疑。LD沒有要求我保密，我因此感到輕鬆。 加上這一次，我和LD隻見了三次面，但是我挺佩服這個人，也完全能夠理解達賴喇嘛為什麼如此倚重他。他頭腦清楚，思維縝密，親和力強。流亡西藏在國際社會取得的成功，他的貢獻很大。據說他原來曾經在流亡政府做過首席噶倫，後來放棄官職，專做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他平時常住美國，達賴喇嘛的很多事務，尤其是和美國政府的交往，還有流亡西藏與中國政府的接觸等重大問題都要通過他。達賴喇嘛在世界各地訪問，他幾乎總是要親自安排和陪同。 與LD見面後，我去紐約、波士頓等地，其間在哈佛大學做了一次講座──談對“十七條協議”的評價。2001年是北京與拉薩簽訂“和平解放”協議（即“十七條協議”）五十周年。北京大搞慶祝，而流亡藏人認為那是武力逼迫下的不合法條約。我在講座上表示，十七條協議的確是在軍事威脅下簽訂的，但不能因此斷定不合法，因為歷史上和國際上很多重要協議同樣都是戰爭的結果。十七條協議是否合法，需要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合法協議必須完整實施，而不能隻實施部分條款，不實施另外的條款。十七條協議中關於西藏制度不變、達賴地位不變、不強迫西藏改革、維護西藏宗教等條款，自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後就不再實施，這種改變並沒有得到簽署協議的另一方──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在這種情況下，十七條協議應該被認為已經廢止。十七條協議是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認西藏屬於中國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十七條協議廢止，西藏屬於中國的承諾也就隨之無效。這一點是“西藏問題”之所以一直存在的基矗因此對解決西藏問題，最佳途徑莫過於中國與西藏重新簽訂一個確定西藏歸屬中國的協議。而目前，能被絕大多數藏人共同聽從的唯有達賴喇嘛，除此無人可以整合已被嚴重分化的藏民族﹔國際社會普遍承認達賴喇嘛是藏民族代表，他具有足夠的權威性，同時達賴喇嘛也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國。如果能形成一份由達賴喇嘛簽署的法律文件，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那麼無論是藏人還是國際社會，從此對西藏屬於中國的事實就無從質疑，西藏獨立的訴求也就失去根據。因此我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抓緊十四世達賴喇嘛健在時簽下這樣一個協議。一旦拖到達賴喇嘛去世，機會則失不再來，因為除了達賴喇嘛，沒有任何人能夠說服整個藏民族承認西藏歸屬中國。 會後一位與會的藏族女士對我說，我這番談話她還能接受，但是以前我在西藏問題上發表的意見，被認為起到了給中共獻計獻策的效果，幫助中共加強了對西藏的控制。另一位哈佛法學院的藏族男士則對我說，他們曾經舉辦過一個西藏問題研討會，原定邀請我參加，同時也邀請了中共統戰部官員，但是統戰部官員表示有我參加他即不參加，所以隻有下次才能邀請我。我對自己兩頭不討好的位置感到好笑。我回答藏族女士，統戰部方面也會認為我是給流亡西藏獻計獻策呢。不過我不是春秋戰國那種“策士”，誰給好處給誰獻策，我希望各方都贏也不是無原則的。我所希望做的，歸根結底是要避免和化解民族沖突，實現各族人民的共同幸福。
5月23日，正是“十七條協議”簽訂五十周年的紀念日，我再一次來到華盛頓。達賴喇嘛已經在華盛頓，而且就是這一天和布什總統在白宮進行了會見。
我和達賴喇嘛見面的時間安排在第二天，2001年的5月24日。那天天氣非常晴朗，陽光強烈。見面時間安排在上午10點。WA領我乘地鐵去達賴喇嘛下榻的 PARK HYATT飯店。因為時間上打出了很多提前量，我們有足夠時間先在附近吃早餐。PARK HYATT飯店周圍可以看見三五成群穿藏裝的藏人，其中不少是一家人。在見我之前，達賴喇嘛先接見住在華盛頓的藏人。飯店內外還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似乎都與西藏或達賴喇嘛有關系，或是試圖有關系。達賴喇嘛在美國人心目中除了是宗教領袖和政治人物，還算得上是個明星。美國好幾個當紅影星、歌星都是他的追隨者，因此他算得上明星中的明星，自然會有很多追星族。 見達賴喇嘛穿什麼衣服是個難題。我從未穿過成套西服，也不會打領帶。最後決定穿中式衣服。中式衣服不像穿西服那麼麻煩，上正式場合也無問題，因為是民族服裝嘛。西服容易被人看出各種毛病，我的中式衣服雖隻花了30元錢，別人卻說不出什麼。可是當我們到了飯店，WA卻意識到我的中式服裝可能是一個問題，因為格外引人注意──一眼就能被看出是中國人。如果穿西服，再不合體也不會引起注意，無非是個邋遢點的普通亞裔人而已。中式服裝在這種場合卻比較敏感，因為西藏問題是西藏與中國之間的沖突，一個穿中國衣服的人來到達賴喇嘛下榻處是怎麼回事呢？注意的人肯定都會有這個問號。WA開始擔心我會不會被攝像或拍照，可能性當然會有。對達賴喇嘛在美國的活動，不應該沒人進行監視，也許他們就在周圍吧。不過已經走進飯店，再想這些也沒有用，隻能不管了。 飯店裡面戒備很嚴。達賴喇嘛的保衛由美國政府提供，從一樓開始就有守衛，還有牽著狼狗的保鏢。我們乘電梯上到達賴喇嘛下榻的樓層，先到一個房間等候。一些人在那房間裡工作，其中還有人帶著孩子，因此氣氛不顯得緊張。國際援助西藏組織的主席也在那裡。上次到美國我曾和他談過話。他原來的職業是律師，1987年到拉薩旅游時正好碰上了拉薩“騷亂”，他目睹了整個過程。結果那次經歷改變了他的人生，從此投身國際援助西藏的運動。這個人給我印象很好，單純善良，理想主義，但是不極端，我們挺談得來。WA還給我介紹了達賴喇嘛的一個秘書。他原來負責達賴喇嘛安全，剛轉做秘書，英俊挺拔，西服革履。 正談著，突然有人十萬火急地進來，示意我們馬上過去，催促得十分緊迫。我們趕緊起身相隨。達賴喇嘛下榻處是一個封閉區域，大概就是那種所謂的“總統套房”吧。門口站著一堆保鏢。我們去時大門已經打開，裡面也有一堆人，感覺是黑壓壓一片。在那些人中，一眼就能看見達賴喇嘛。他站在中間，穿著紅色袈裟，微微駝著背，全神貫注地向外看──正是他的典型形象。我原以為會進到一個類似客廳那樣的地方才會見到他，沒想到他會站在門口等我。後來知道，他是剛見完華盛頓的藏人，從他的專用電梯上來。那電梯在總統套房之內，但是靠近大門，離他自己的房間還有一段距離，所以他沒有直接回房間，而是站在門口等我過去。他的隨從催促那麼緊就是這個原因──讓達賴喇嘛等候已經有些過分，更不能讓他等的時間太長。 我對達賴喇嘛雙手合什，問候藏語的“扎西德勒”。達賴喇嘛則用漢語對我說“你好”。他的聲音爽朗宏亮。我們接著握手，不是那種禮儀性的，是雙手握在一起。達賴喇嘛一邊握著我的手，一邊仔細看我說“我知道你啊，你的文章我看過，見到你很高興”。他用藏語說，WA給我翻譯。我也說了幾句客套話。然後達賴喇嘛拉著我的手往他房間走。那一段路給我的印象深：一條很長的走廊，燈光明亮，兩邊有很多房間，大概總有十幾個門。每個門前都站著一個美國政府派的保鏢，個個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短發型，耳朵上有耳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守住每個門口，難道是為了防止裡面有刺客沖出？達賴喇嘛拉著我的手穿過那條長走廊。一個穿紅袈裟的喇嘛，一個穿藍褂子的中國人，後面是一群人沉默相隨，讓我感覺有點像電影鏡頭。達賴喇嘛的手溫暖而飽滿。 進入達賴喇嘛客廳，我按藏族禮儀獻哈達。達賴喇嘛接過哈達放在一邊。我們坐下來。達賴喇嘛看著我，我也看著他，然後他開始笑，沒說什麼，突然伸手把我拉過去。我不知道要干什麼，以為他要在我耳朵邊說點什麼話，心裡還在猜他要說什麼，擔心他說藏話我也聽不懂埃沒想到他是把他的頭和我的頭相碰在一起，碰了很久，十幾秒還是二十幾秒。我雖然沒有覺得一股熱流涌進全身什麼的，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一個很好的加持，尤其是從佛教角度，可以說是至高無上的榮譽。 除了我和達賴喇嘛，在場的還有WA、LD，以及達賴喇嘛的大秘書。大秘書看上去五十多歲，戴眼鏡，個頭不高，據說是西藏一家顯赫貴族的後代。 達賴喇嘛開始講話，內容大意是：不管中國政府承不承認，西藏問題都是一個確實的存在，無法回避。全世界都知道有一個西藏問題，並且關注著西藏問題如何解決。西藏問題不解決，對西藏人民是痛苦，對中國也不是好事。不僅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一直受這個問題困擾和損害，中國自身的問題，如台灣，也因為西藏問題的存在而對統一抱有許多疑慮。所以解決西藏問題不僅是對西藏有利的，對中國自身也是有利的。為了表明他不反對中國政府，他特地用漢話對我說：“我不反共１他解釋說看過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很多觀點是贊成的。他還插進一段軼事，他在訪問台灣時跟連戰也用漢話說過這句“我不反共１連戰的回答則是：“我反共１說完他放聲大笑。他的笑聲很有感染力。 他接著談到，中國政府一直反復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能獨立，就像念經一樣，而他自己在各種場合也一再說西藏不要求獨立，也像念經一樣。雙方似乎都在不停地念自己的經，但是首先需要互相對話和討論。現在問題是中國政府一直拒絕對話。他開玩笑地說，中國政府的腦子裡可能一多半物質都是從事懷疑的，總是在猜測別人怎麼加害。然而若是隻有懷疑和恐懼，就會什麼事也做不成。他同時表示，他一方面重視與中國政府之間進行接觸，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之間的交流很重要。他和我見面的意義就在這裡。過去他見的大陸漢人大都是流亡者，有國不能回，而既能夠客觀理解西藏問題，又能在中國之內觀察和發言的知識分子，不但對西藏人民和解決西藏問題有幫助，對促使漢族人民理解西藏問題，更是有特殊的幫助。 達賴喇嘛很會說話。他每天在各種場合說話，練出來了。他的談話邏輯清楚，一環扣一環，用詞既准確又簡單。此前聽了解情況的人說過，達賴喇嘛以往跟漢人見面，難得有深入交談。他有時愛回顧歷史，說到五十年代西藏怎麼回事，如何見毛澤東等，那些漢人的興趣就集中到那上面，幾個問答下來，時間也就差不多了，結果那樣的見面往往是禮儀性質大於實際意義。因此我的打算是不向他提問題，也不進行採訪。限於我能和他交談的時間，實在問不了多少問題，也採訪不出來什麼，莫不如盡可能地用來說我想跟他說的話。LD之所以花了那麼多力氣安排我和他見面，就是希望我能跟他講一些他從別人那裡聽不到的話。 這次見面限定時間隻有半個小時，其中用於翻譯就需要一半時間，因此在達賴喇嘛講話之外，我沒有幾分鐘可以說話。我對達賴喇嘛說的主要內容是，如果把西藏視為中國的一部分，那麼我也把達賴喇嘛視為中國的領袖，而不單單是西藏的領袖。西藏問題不是一個單獨的西藏問題，它是整個中國問題的一部分。在中國問題沒有解決的前提下，西藏問題不可能單獨獲得解決。隻有先把中國從一個專制社會變成一個多元化的開放社會，西藏問題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因此我說，希望達賴喇嘛不是隻把力量放在解決西藏問題上，還應該在解決中國的問題上發揮作用。 對此，達賴喇嘛用開玩笑的口氣說，我現在隻談西藏問題，都被說成是分裂分子，要是再去涉及中國的事情，不知道又該會被扣上什麼帽子了。不過玩笑歸玩笑，他也不反對這種基本判斷──隻有在中國問題解決以後，西藏問題才有可能獲得真正解決。 那次見面有一個奇怪的插曲，我和達賴喇嘛剛開始談話，沒說幾句，房間裡的火警報警器突然叫起來。外面的保鏢跑進來檢查，報警器裡還聽見有人說話，似乎是中心控制室也在檢查，忙成一團。達賴喇嘛停止講話，詢問發生了什麼。但人們檢查不出問題在哪，也沒有辦法讓報警器停止鳴叫。達賴喇嘛隻好在警報器叫聲中繼續談話。一個保鏢不得不用手捂住報警器，讓聲音小一點。我感覺足有十多分鐘，那個錯亂的報警器才被制服，安靜下來。 預定時間很快就到了。LD和達賴喇嘛的秘書開始頻頻看表，最終明確告訴我們需要中止。我在告別前送給達賴喇嘛一套記錄西藏“文化大革命”場面的照片。那是一個已經去世的藏人在文革中拍的。西藏留下的文革遺物非常少，所以這些照片很珍貴。達賴喇嘛興致勃勃地把每張照片都看了一遍。他認出了其中一些帶著高帽、畫著花臉挨斗的人，是他過去熟識的貴族。其中有一張照片是紅衛兵扛著大幅的宣傳畫在帕廓街游行，畫的是“翻身農奴”正在拿著大掃帚橫掃兩個小丑模樣的人，一個是達賴，一個是班禪。達賴喇嘛不時發出笑聲，但是在看到一個藏族特征非常明顯的女紅衛兵正在揮著撅頭砸大昭寺金頂的照片時卻沒做出任何反應。由藏人動手砸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廟，那段歷史始終是一個未解的困惑，即使對達賴喇嘛也是一樣。 我們剛一離開會客廳，就在走廊裡迎面遇到下一撥來見達賴喇嘛的人。那些人扛著各種電視設備。WA告訴我走在前面的是美國最著名的黑人女主持。我們擦肩而過，其間空隙是以秒記的，可見達賴喇嘛日程安排的緊張程度。 LD一塊出來，我們在樓下酒吧坐了一會。他不能陪達賴喇嘛去洛杉磯了，因為達賴喇嘛剛剛會見布什總統，有許多事情需要他留在華盛頓處理，所以就在這裡跟我告別。他說經過半年多的努力，能夠成功地安排我和達賴喇嘛見面，他為此感到欣慰，並希望到洛杉磯之後，我和達賴喇嘛能有更深入的交談。我對他表示了衷心感謝。 當天下午達賴喇嘛要參加一個畢業典禮，並在典禮上演講。那是霍普金斯大學專門培養政治與外交人才的國際研究學院，美國政府不少高級官員都是從這裡畢業。學院有一個悠久傳統──每屆畢業生在畢業前搞一次投票，選舉他們最希望在自己畢業典禮上演講的人物。這屆畢業生的投票結果，達賴喇嘛位居第一。學院因此對達賴喇嘛發出邀請。恰好本屆畢業典禮與達賴喇嘛訪問華盛頓時間一致，流亡西藏本來就很會做公關，尤其對這種掌握未來美國權力的學校更予重視，達賴喇嘛便如約而至。 我得到兩張票，約了一位朋友一塊去，順便給我當翻譯。上午剛剛見過那麼嚴密的保衛措施，擔心畢業典禮參加的人多，排隊做安全檢查肯定需用很長時間，於是提前半個小時到場，結果卻是進出自由。可能因為達賴喇嘛隻是畢業典禮邀請的嘉賓，不是他的專場活動，因此也就不好專為他的安全對來賓進行檢查了。單從安全角度，隻要有這樣一場不進行安全檢查的活動，上午看到的那種戒備森嚴就沒有了意義，因為刺客肯定會避開上午那種場合，選擇這種既方便又容易逃脫的地方下手。 畢業典禮開始前，先是畢業生入常其中一個畢業生在她的博士帽上用白膠布貼了一個“Free Tibet”，在一片黑方帽中非常顯眼。這種情景並不隻是在達賴喇嘛出席的場合才會看到。去年我在新英格蘭的鄉村參加一個當地人的節日，也照樣看到西藏的雪山獅子旗，還有幾個人專門為流亡西藏籌集捐款。西藏問題在西方社會影響之深，波及之廣，是長期呆在中國之內的人難以想象的。 畢業生入場後是貴賓入常達賴喇嘛走在貴賓行列最前面。全場歡呼雷動，大都是對達賴喇嘛。貴賓從中間過道走上主席台。我的位置是靠過道的第四個座，陪我去的朋友在第三個座。達賴喇嘛就在我們旁邊停下，親吻了一個孩子。我那朋友事後特別遺憾地說，如果她是在緊挨過道的座位，就要跟達賴喇嘛說話，而且要把我介紹給達賴喇嘛，告訴他我是一位關心西藏問題的中國作家。我沒有對她講我和達賴喇嘛剛見過面。 在達賴喇嘛之前是校長和其他一些來賓的講話。其中有一位美國國防部的副部長，他是這個學校的早期畢業生。當解釋國防部副部長是個管什麼的官時，他調侃說如果誰對中國有多少導彈瞄准美國感興趣，就可以問他。從這種笑談可以看出，在美國軍事部門的思維中，中國已經開始取代垮掉了的蘇聯。 達賴喇嘛的演講在最後壓軸。他先用藏語講，有一個藏人在他身邊做翻譯。不過講完開頭他就不再用翻譯，自己講英語。他說他是可以講英語的，隻是發音不太好，但是能夠把意思講清楚。那麼為什麼要先講一段藏話呢，因為有個翻譯在旁邊嘛，要是他一點藏話不講，翻譯不就失業了嗎？他講話很逗，不時惹得眾人大笑。 他的演講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識和能力的，所以人需要受教育，你們到這個學校來學習，目的就是要獲得知識和能力。但是僅有知識和能力是不夠的。如果你沒有同時具備對人類的關愛和對社會的責任感，那麼知識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變成對別人的毀滅，同時最終會毀滅你自己。你越有知識和能力，毀滅的能力也就越強。因此，隻有人具有對社會的關愛和對社會的責任時，知識和能力才會發揮好的作用。這番話在我聽來，對中國當前的教育狀況倒是最有針對性的。中國的學校可以制造出大批專業人才，在專業范圍內頭腦精明，才能過人，然而對社會和人類卻沒有愛心與責任心。這樣的人很容易把他們的才能用於做壞事，並且把壞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度，這種情形在當今中國已經司空見慣。 演講結束後，達賴喇嘛離開。全場再次歡呼雷動，經久不息，他也頻頻回頭致意。我們對往下繼續進行的典禮沒有興趣，也就隨之離去。會場外面，達賴喇嘛的車隊已經起動，路兩邊的人向他的車熱情招手。一位女記者搶著用手機發稿。國際援助西藏組織的主席也在外面，跟我打了個招呼，又匆匆走開。 外面陽光明媚，春風和煦。我突然想到地球另一面的北京會怎麼看待這一切。昨天是“十七條協議”簽訂五十周年的日子，布什總統在這一天和達賴喇嘛見面，並把見面地點安排在白宮。北京無疑會認定是蓄意安排，特地利用與“十七條協議”五十周年的重疊表達一種挑舋。上午和達賴喇嘛見面時，他專門告訴我這個時間安排沒有特殊意圖，完全是巧合。如果日程全部由美國方面安排，我相信他們可能的確不會想到那日子有什麼特殊。然而美國人想不到這一點，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會想不到。這種時間重疊對北京一定會構成刺激。最近美國國會剛通過新的西藏政策法案，批准給流亡西藏更多支持。達賴喇嘛這次來美訪問，陳水扁正好也同時來美，受到國賓規格接待，跟江澤民、朱?基訪美的接待規格一樣，行動也不再像前兩次來美時那樣受限制，會見了多位國會議員，其他活動也安排了不少。紐約市長朱立安尼無論在江澤民、朱?基、李鵬哪一個到紐約時都拒不見面，把他們說成專制政權的代表和六四慘案的劊子手，陳水扁到紐約時他卻不但要見，還要贈送榮譽市民的金鑰匙。這些無疑都會被中南海認為是布什上台後對中國的蓄意挑舋，並且是一個合謀，藏獨、台獨等各方反華勢力正在美國的操縱下走向同污合流。 我恰好在這個時候來美國與達賴喇嘛秘密會見，當局對此會怎麼看，這使我多少有點擔心，如果硬把我這次活動說成是整個陰謀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那是很容易給我定一個罪名的。 當天晚上和WA、JM，還有一對藏人夫婦在JM家附近的一個中國餐館吃飯。他們都是拉薩人，但都很久沒回去了。懷念家鄉，卻隻有聽我這個漢人講一講拉薩的現狀。晚飯後大家分手，我跟JM去他的新房子喝酒聊天。 JM剛買的新房，是那種Town House。他在美國十幾年，一直租房住，花掉的租金早超過房子。現在終於買房了，由此也看出他的心態變化。原來始終不買房，是認定自己不會定居美國，遲早會回西藏，現在則開始正視“現實”。聊天的時候，雖然他面帶笑容，但總讓我感覺心頭徘徊著一絲傷感。他沒有談他現在對西藏前途怎麼看，但我感覺他內心深處已不像過去那樣堅定和自信。倒不是他本人變了，而是十幾年過去，理想不但沒有接近，反而似乎變得更遠，我想如果不是回避的話，每一個獻身自由理想的藏人都無法不為之黯然。 當晚我住在JM家，房子還沒有添置家具，我的房間裡隻有一個床墊放在地毯上。 第二天，5月25日早上，JM上班前先送我去機常我從那裡飛洛杉磯。我欲言又止，沒有告訴JM此行來美國是見達賴喇嘛。倒不是為了防范什麼，JM是個靠得住的人，隻是我不知道該把話說到什麼深度，那就不如不說了。不過估計他從我的日程安排──達賴喇嘛到哪我也到哪──也猜得出。這一點好幾個人都注意到了。國內部門如果分析我的行蹤，當然也會看出其中的關系。 WA當天從另一個機場飛，比我晚一個多小時到洛杉磯。達賴喇嘛一行已經在前一天到達。WA在達賴喇嘛下榻的 Pasadena Hilton飯店開了一個房間，我去那裡和他會合。達賴喇嘛這次到洛杉磯的主要目的是給當地華人佛教徒舉行一次為時三天的傳法。這是他第二次到洛杉磯做這種傳法，一方面是為普及佛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流亡西藏正在加強對華人的工作。現在無法與大陸漢人接觸，他們就對海外華人開展”統戰”。 5月26日，達賴喇嘛的傳法進入第二天，我和WA去聽了上午的傳法，講的是“般若心經”。入場前要經過安全檢查，背包不許帶，人人走檢測門，還有警衛用儀器在身上掃。達賴喇嘛的一隊保鏢是從華盛頓跟來的，據說為他們和他們的設備花的錢遠超過達賴喇嘛一行自己的花費，隻不過那花的是美國政府的錢。來聽傳法的人在我看已經相當多，不僅有中國人，還有不少美國人，包括形形色色的佛教僧侶，看模樣屬於好幾個不同的國家。但是WA還是認為組織得不夠好，來的人不夠多，大概那是和他們以前所見的盛況相比。 我和達賴喇嘛的見面安排在上午和下午兩場講經之間。安排給我和達賴喇嘛的談話的時間不像原來以為的那樣充足，事實上比第一次見面多不了多少，因此我需要考慮如何在那樣短的時間說出盡可能多的話，同時還得把要表達的內容說明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見面時間到了，我們從會堂側門進去。那個側門臨時作為達賴喇嘛的專用出口，外面戒嚴，裡面也有保鏢守衛。我們被引進講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積不大，設備簡陋，光線也不夠明亮，跟達賴喇嘛在華盛頓下榻處的氣派沒法相比。一進去，看見達賴喇嘛盤腿坐在沙發上，見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沒穿襪子的光腳去套沙發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腳趾上的那種便宜拖鞋，橡膠材料，在中國一般隻有民工才穿。達賴喇嘛這回是像是見到熟人一樣與我握手，拉我在沙發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BQ在場，還有達賴喇嘛的秘書，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駐紐約辦事處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頓的族群研討會上見過他，是個笑口常開、和藹可親的人，畢業於莫斯科大學。
因為時間緊，我沒容達賴喇嘛多說就搶在前面開始講話。因為隻要達賴喇嘛一開口就不好打斷了，而且他往往一講就是長篇大論，最後給你剩不下多少時間。 我把要講的話事先已跟WA討論過，說好有些話我隻提一個頭，就由WA接著用藏語往下說，那樣可以節約不少時間。我先講目前西藏的一些現狀和問題。一方面經濟的確取得長足發展，另一方面西藏傳統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我舉了拉薩西郊一個近年出現的“妓女城”為例。那是一片又臟又亂的空地，有上百頂帳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處。去那裡嫖妓的多數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帳篷周圍壘起圍牆，到處回響麻將牌碰撞和打情罵俏的聲音……盡管理論上西藏問題總有一天會得到解決，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決也隻是政治方面的解決，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卻已不再是達賴喇嘛懷念的西藏，也不是熱愛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個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的西藏。因此，認為西藏問題遲早有一天會解決，並不是安慰，而應該在西藏還是真正的西藏時，還保留著傳統文化時，就能解決西藏問題，才是有意義的解決。這就要求解決西藏問題不能無限期等待，而需要搶時間。 我繼而談到達賴喇嘛以非暴力抗爭解決西藏問題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爭需要具備三個前提才能產生作用：第一個前提是所抗爭的對象還有良知，非暴力抗爭的一方用自己經受的苦難，使對方難以承受良心的譴責而讓步，如馬丁.路德.金所說“我們忍受苦難的能力會耗盡你們的仇恨。在我們獲取自由的時候，將喚醒你們的良知，把你們贏過來”﹔第二個前提是需要所抗爭的對象具有法治。甘地當年與英國殖民當局斗爭，經常利用英國法律打官司。在英國的法治中，如果能夠抓住對方不合法之處，通過法律程序擊敗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個前提是要有民間社會存在，也就是社會有民間組織和團體活動的空間，起到動員社會和組織社會的作用，從而使非暴力抗爭的一方不是一盤散沙，能夠團結和相互協調，非暴力抗爭才可形成規模，產生效果。而這三個前提在當今中國卻不存在，專制政權既沒有良知也沒有真正意義的法治，同時限制和扼殺民間社會，因此當今世界的三個非暴力抗爭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達賴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達賴喇嘛卻難以取得實質進展。用台灣人的話形容，隻如蚊子叮牛角。 我說，目前的非暴力抗爭手段都是被動的，目標能否實現，全取決於北京政府最終是不是讓步。不管你在國際上取得多少聲援，有多少議會為西藏問題作出決議，發出多少譴責，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議、絕食自焚等，都不會直接產生效果。盡管可以構成對北京的壓力，但除非北京對那壓力做出讓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對壓力不理睬，就拿它一點辦法也沒有，效果也就等於零。以中國目前的狀況，還看不出有什麼壓力能迫使它在西藏問題上讓步，所以為此進行的非暴力斗爭始終看不到前途。 我對達賴喇嘛講，我個人完全贊成他的非暴力原則，但是針對中國和西藏目前的現實，必須找到一種新的非暴力抗爭手段。那種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過對方讓步來實現，而是取決於自己。行動一步就會前進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勝利也就是多少。隻有找到這樣一種與過去不同的非暴力抗爭手段，才能把命運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決於當權者是否給予恩賜。 WA後來跟我說，他給達賴喇嘛做過多次翻譯，這一次達賴喇嘛的神態最嚴肅，他從沒見過達賴喇嘛露出那樣嚴肅的神情，甚至讓他感到有點害怕。 我接著說，遞進民主制就是這樣一種新的方法。具體地講，一個村庄的村民組成自我管理的委員會，決定村庄事務，委員會選舉村長作為執行者。隻要村民認准一點，以後隻執行自己的決策，認可自己選舉的村長，不再聽從當局決策和任命，那個村就等於實現了高度自治。當一個鄉的所有（或大多數）村庄都這麼做了，就進入下一個層次──由村長們組成鄉的自治委員會，決定大政方針，然後選舉鄉長作為執行委員會決策的行政負責人，從此也隻執行自己的決策。認可自己所選的鄉長，不再服從當局任命的鄉長和書記，於是鄉也就等於實現了高度自治。這樣一步一步走下去，從鄉到縣，從縣到地區，整個西藏的高度自治通過一個個社會單位的分別變化逐步實現。以往社會變化的途徑是自上而下的，等於一開始就得在最高層實現全局變化。那種全局變化要麼是當權者讓步，要麼是以暴力更換不讓步的當權者，困難且動蕩。而遞進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從社會基層組織開始做起，因此社會成員自己可以把握，無需依賴當權者讓步。用這樣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問題陷入的僵局。 當然，這個過程在起步階段肯定要經受一定考驗。比如當局把村長們選舉的鄉長關進監獄了，怎麼辦？──那就再選一個。同屬一個鄉的村長們在一起選舉一個新鄉長很方便。然後村長們還是隻認可自己選的鄉長。盡管當局任命的鄉長可以佔有鄉政府的辦公室和公章，隻要下屬村長都不聽從他，就等於徒有虛名。如果當局接著抓走第二個當選鄉長，那還是保持非暴力，再選第三個鄉長。總之專制者用暴力反復抓，人民則是反復地和平選舉，他難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嗎？如果他覺得抓鄉長不管用，要抓選舉鄉長的村長，那就由每個村的自治委員會再選新村長，然後由新村長再去選鄉長。除非專制權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來，否則這種選舉可以無休止地進行下去。非暴力抗爭運動有一個“填滿監獄”的口號，那時就是實踐這個口號，前仆後繼，鍥而不舍。 我對達賴喇嘛說，這種方式的另一個優點是，被抓進監獄的當選者危險不是很大，因為當選屬於被動，而非“幕後黑手”。對所謂“黑手”，當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對付，但遞進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選舉，是多數人行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斬斷黑手”就可以瓦解的。當然，實際情況不會像說的這樣簡單，人的勇氣也不總是足夠充分，但是隻要能堅持下去，當局的鎮壓很快就會無法持續，因為它的確沒有那麼多監獄，它也無法在當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視下，對千千萬萬隻因為進行了選舉的人施加強硬到底的鎮壓。 遞進民主制還有一個可取之處，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專制系統內蛻變，不需要在一開始就和專制權力的高層進行正面決戰，因此專制權力對其容忍度相對會大一些。而用那種自上而下爭取高度自治的方式，從一開始就得和專制權力進入到有你無我的格局，所以很難被專制權力接受。遞進民主制隻是在發展到最後階段──西藏各地區的當選首腦在一起選舉整個藏區最高領導人時──才會在西藏全面取代專制權力。而到了那時，專制權力已經沒有能力進行鎮壓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狀態下完成。 當然，這樣做的過程可能比較長，靠西藏人自己承擔所有奮斗，肯定不如從中國政府那裡獲得高度自治的許可──中南海發句話──那樣省事。但問題是什麼時候中南海會發那句話呢？如果它永遠不吐口，就永遠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嗎？那種把命運交給別人的等待沒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時是盡頭。遞進民主雖然做起來不易，卻是把命運掌握到自己手裡，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離目標近一步，唯一取決的隻是自己的勇氣和耐心，隻要不斷走下去，最終總會達到目標。這條路難的隻是開頭，隻要能把前面的坎邁過去，後面將會越來越容易，最終勢如破竹。 我最後說，也許目前還不具備馬上在西藏境內推行遞進民主制的條件，但是海外藏人社會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試驗，對此從理論到實踐進行研究，摸索經驗，同時等待在西藏啟動的合適時機。藏人有一個流亡社會，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轉化為得天獨厚的優勢。 聽完我的話，達賴喇嘛開口。他談的內容我聽著似乎不著邊際，繞得太遠。他從他主張的“中間道路”說起，講到未來西藏由誰管理，講到他選定的班禪喇嘛至今尚被軟禁和他對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覺得我剛講的話他沒聽明白或是沒聽進去。不過不久他又繞回到我的話題。也許他剛才的那些迂回隻是為了有時間考慮如何表態？他說西藏問題的解決首先隻能寄希望於中國自身的改革，同時必須依靠西藏境內人民和西藏現任的各級干部。他目前還沒有做任何針對西藏境內的活動，已經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針對西藏境內做些什麼，肯定會被視為更大的敵人，言下之意就是對於西藏問題的解決，他隻能在海外呼吁和靜等，不能主動從事針對西藏境內的任何活動。 實質問題他隻問了一個，他說現在西藏人連表達一些不同意見都會被關進監獄，如何能做到讓他們按照自己意願進行選舉呢？他們如果不服從共產黨派遣的領導人，又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不是會很嚴重嗎？ 對此我表示，因為遞進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參與，暴力鎮壓將面對法不治眾的局面，從而失去威力。而且實行遞進民主的單元隻是對內自治，對外仍然服從原有的系統。當局對其容忍，原有系統還可以繼續運轉，如果堅持鎮壓，則會導致系統失靈甚至動亂。因此若能以足夠耐心和填滿監獄的勇氣堅持下去，當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時期的當局──最終很可能會妥協。何況，中國已經頒布並實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級選舉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據的，名正言順。隻要能在村一級實現自由選舉，就等於在遼闊雪域扎下實行遞進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備了向上逐層擴展的基矗風險肯定不會沒有，專制權力不會甘心在它體內生長異類，但相比其他變革之道，遞進民主制應該是風險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對於按中國的“村民自治法”進行基層自由選舉，達賴喇嘛認為是一個很好的角度。但是說來說去，他最終的意思還是要靠西藏境內百姓和干部自己來做，海外藏人隻能起一些輔助作用，西藏未來的希望寄托於西藏境內的人民。 事後我對WA說，怎麼可能隻把希望寄托給西藏境內的人民呢？他們沒有組織，沒有充分信息，被嚴密看管，隻靠他們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統的事情的，隻能是一盤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過WA有另一種判斷──雖然開始達賴喇嘛的談話似乎漫無邊際，繞來繞去，最後卻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題，內在脈絡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確，盡管有些外交辭令，他的回答卻沒有偏離你的主題，如果他沒有被觸動，他的表情不會那樣嚴肅。 見面結束時，達賴喇嘛主動提出安排時間再跟我談一次，這說明他願意繼續聽我講。我談遞進民主制，除了是考慮西藏問題的解決之道，也是希望把解決西藏問題當作遞進民主制的開端。新制度難的是開端。西藏是我認為比較適合做開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進行實驗的流亡社會，在中國境內沒有這種可能﹔二是有一個達賴喇嘛，他的號召可以讓西藏人民產生勇氣並進行廣泛行動，中國卻沒有這樣的動員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產生“填滿監獄”的獻身精神，中國人則不容易進入那種境界。這其中的決定因素當然是達賴喇嘛，無論是西藏流亡社會還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隻要他能接受，遞進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開始，突破最難的開端。而隻要西藏能成功，就會給中國的社會轉型提供一個榜樣。由此而言，達賴喇嘛、西藏、遞進民主制三者結合，能夠開辟一個新時代。 當然，這隻是我頭腦中的暢想。要想影響達賴喇嘛，幾十分鐘的談話是遠遠不夠的。他已經在原來的思維框架中走了幾十年。他正在從事的事業對西方社會之倚重，也決定不能脫離西方主流模式和價值觀太遠。目前西藏流亡社會所進行的政治制度建設，仍然是在亦步亦趨地模仿西方代議制。在我看來，那種政治在西藏流亡社會也許能實行，但是照搬到廣闊西藏的牧場和農村，一定是問題多多，更談不上能夠在西藏境內實現自我轉型。 我們告辭出來時，休息室外面已經有一群南亞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們整齊排列。那些人個個手拿鮮花哈達，看上去五彩斑斕。下午講經開始之前，達賴喇嘛還要繼續見人。 見面時間到了，我們從會堂側門進去。那個側門臨時作為達賴喇嘛的專用出口，外面戒嚴，裡面也有保鏢守衛。我們被引進講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積不大，設備簡陋，光線也不夠明亮，跟達賴喇嘛在華盛頓下榻處的氣派沒法相比。一進去，看見達賴喇嘛盤腿坐在沙發上，見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沒穿襪子的光腳去套沙發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腳趾上的那種便宜拖鞋，橡膠材料，在中國一般隻有民工才穿。達賴喇嘛這回是像是見到熟人一樣與我握手，拉我在沙發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BQ在場，還有達賴喇嘛的秘書，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駐紐約辦事處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頓的族群研討會上見過他，是個笑口常開、和藹可親的人，畢業於莫斯科大學。 因為時間緊，我沒容達賴喇嘛多說就搶在前面開始講話。因為隻要達賴喇嘛一開口就不好打斷了，而且他往往一講就是長篇大論，最後給你剩不下多少時間。 我把要講的話事先已跟WA討論過，說好有些話我隻提一個頭，就由WA接著用藏語往下說，那樣可以節約不少時間。我先講目前西藏的一些現狀和問題。一方面經濟的確取得長足發展，另一方面西藏傳統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我舉了拉薩西郊一個近年出現的“妓女城”為例。那是一片又臟又亂的空地，有上百頂帳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處。去那裡嫖妓的多數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帳篷周圍壘起圍牆，到處回響麻將牌碰撞和打情罵俏的聲音……盡管理論上西藏問題總有一天會得到解決，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決也隻是政治方面的解決，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卻已不再是達賴喇嘛懷念的西藏，也不是熱愛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個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的西藏。因此，認為西藏問題遲早有一天會解決，並不是安慰，而應該在西藏還是真正的西藏時，還保留著傳統文化時，就能解決西藏問題，才是有意義的解決。這就要求解決西藏問題不能無限期等待，而需要搶時間。 我繼而談到達賴喇嘛以非暴力抗爭解決西藏問題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爭需要具備三個前提才能產生作用：第一個前提是所抗爭的對象還有良知，非暴力抗爭的一方用自己經受的苦難，使對方難以承受良心的譴責而讓步，如馬丁.路德.金所說“我們忍受苦難的能力會耗盡你們的仇恨。在我們獲取自由的時候，將喚醒你們的良知，把你們贏過來”﹔第二個前提是需要所抗爭的對象具有法治。甘地當年與英國殖民當局斗爭，經常利用英國法律打官司。在英國的法治中，如果能夠抓住對方不合法之處，通過法律程序擊敗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個前提是要有民間社會存在，也就是社會有民間組織和團體活動的空間，起到動員社會和組織社會的作用，從而使非暴力抗爭的一方不是一盤散沙，能夠團結和相互協調，非暴力抗爭才可形成規模，產生效果。而這三個前提在當今中國卻不存在，專制政權既沒有良知也沒有真正意義的法治，同時限制和扼殺民間社會，因此當今世界的三個非暴力抗爭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達賴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達賴喇嘛卻難以取得實質進展。用台灣人的話形容，隻如蚊子叮牛角。 我說，目前的非暴力抗爭手段都是被動的，目標能否實現，全取決於北京政府最終是不是讓步。不管你在國際上取得多少聲援，有多少議會為西藏問題作出決議，發出多少譴責，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議、絕食自焚等，都不會直接產生效果。盡管可以構成對北京的壓力，但除非北京對那壓力做出讓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對壓力不理睬，就拿它一點辦法也沒有，效果也就等於零。以中國目前的狀況，還看不出有什麼壓力能迫使它在西藏問題上讓步，所以為此進行的非暴力斗爭始終看不到前途。 我對達賴喇嘛講，我個人完全贊成他的非暴力原則，但是針對中國和西藏目前的現實，必須找到一種新的非暴力抗爭手段。那種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過對方讓步來實現，而是取決於自己。行動一步就會前進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勝利也就是多少。隻有找到這樣一種與過去不同的非暴力抗爭手段，才能把命運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決於當權者是否給予恩賜。 WA後來跟我說，他給達賴喇嘛做過多次翻譯，這一次達賴喇嘛的神態最嚴肅，他從沒見過達賴喇嘛露出那樣嚴肅的神情，甚至讓他感到有點害怕。 我接著說，遞進民主制就是這樣一種新的方法。具體地講，一個村庄的村民組成自我管理的委員會，決定村庄事務，委員會選舉村長作為執行者。隻要村民認准一點，以後隻執行自己的決策，認可自己選舉的村長，不再聽從當局決策和任命，那個村就等於實現了高度自治。當一個鄉的所有（或大多數）村庄都這麼做了，就進入下一個層次──由村長們組成鄉的自治委員會，決定大政方針，然後選舉鄉長作為執行委員會決策的行政負責人，從此也隻執行自己的決策。認可自己所選的鄉長，不再服從當局任命的鄉長和書記，於是鄉也就等於實現了高度自治。這樣一步一步走下去，從鄉到縣，從縣到地區，整個西藏的高度自治通過一個個社會單位的分別變化逐步實現。以往社會變化的途徑是自上而下的，等於一開始就得在最高層實現全局變化。那種全局變化要麼是當權者讓步，要麼是以暴力更換不讓步的當權者，困難且動蕩。而遞進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從社會基層組織開始做起，因此社會成員自己可以把握，無需依賴當權者讓步。用這樣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問題陷入的僵局。 當然，這個過程在起步階段肯定要經受一定考驗。比如當局把村長們選舉的鄉長關進監獄了，怎麼辦？──那就再選一個。同屬一個鄉的村長們在一起選舉一個新鄉長很方便。然後村長們還是隻認可自己選的鄉長。盡管當局任命的鄉長可以佔有鄉政府的辦公室和公章，隻要下屬村長都不聽從他，就等於徒有虛名。如果當局接著抓走第二個當選鄉長，那還是保持非暴力，再選第三個鄉長。總之專制者用暴力反復抓，人民則是反復地和平選舉，他難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嗎？如果他覺得抓鄉長不管用，要抓選舉鄉長的村長，那就由每個村的自治委員會再選新村長，然後由新村長再去選鄉長。除非專制權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來，否則這種選舉可以無休止地進行下去。非暴力抗爭運動有一個“填滿監獄”的口號，那時就是實踐這個口號，前仆後繼，鍥而不舍。 我對達賴喇嘛說，這種方式的另一個優點是，被抓進監獄的當選者危險不是很大，因為當選屬於被動，而非“幕後黑手”。對所謂“黑手”，當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對付，但遞進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選舉，是多數人行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斬斷黑手”就可以瓦解的。當然，實際情況不會像說的這樣簡單，人的勇氣也不總是足夠充分，但是隻要能堅持下去，當局的鎮壓很快就會無法持續，因為它的確沒有那麼多監獄，它也無法在當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視下，對千千萬萬隻因為進行了選舉的人施加強硬到底的鎮壓。 遞進民主制還有一個可取之處，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專制系統內蛻變，不需要在一開始就和專制權力的高層進行正面決戰，因此專制權力對其容忍度相對會大一些。而用那種自上而下爭取高度自治的方式，從一開始就得和專制權力進入到有你無我的格局，所以很難被專制權力接受。遞進民主制隻是在發展到最後階段──西藏各地區的當選首腦在一起選舉整個藏區最高領導人時──才會在西藏全面取代專制權力。而到了那時，專制權力已經沒有能力進行鎮壓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狀態下完成。 當然，這樣做的過程可能比較長，靠西藏人自己承擔所有奮斗，肯定不如從中國政府那裡獲得高度自治的許可──中南海發句話──那樣省事。但問題是什麼時候中南海會發那句話呢？如果它永遠不吐口，就永遠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嗎？那種把命運交給別人的等待沒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時是盡頭。遞進民主雖然做起來不易，卻是把命運掌握到自己手裡，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離目標近一步，唯一取決的隻是自己的勇氣和耐心，隻要不斷走下去，最終總會達到目標。這條路難的隻是開頭，隻要能把前面的坎邁過去，後面將會越來越容易，最終勢如破竹。 我最後說，也許目前還不具備馬上在西藏境內推行遞進民主制的條件，但是海外藏人社會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試驗，對此從理論到實踐進行研究，摸索經驗，同時等待在西藏啟動的合適時機。藏人有一個流亡社會，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轉化為得天獨厚的優勢。 聽完我的話，達賴喇嘛開口。他談的內容我聽著似乎不著邊際，繞得太遠。他從他主張的“中間道路”說起，講到未來西藏由誰管理，講到他選定的班禪喇嘛至今尚被軟禁和他對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覺得我剛講的話他沒聽明白或是沒聽進去。不過不久他又繞回到我的話題。也許他剛才的那些迂回隻是為了有時間考慮如何表態？他說西藏問題的解決首先隻能寄希望於中國自身的改革，同時必須依靠西藏境內人民和西藏現任的各級干部。他目前還沒有做任何針對西藏境內的活動，已經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針對西藏境內做些什麼，肯定會被視為更大的敵人，言下之意就是對於西藏問題的解決，他隻能在海外呼吁和靜等，不能主動從事針對西藏境內的任何活動。 實質問題他隻問了一個，他說現在西藏人連表達一些不同意見都會被關進監獄，如何能做到讓他們按照自己意願進行選舉呢？他們如果不服從共產黨派遣的領導人，又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不是會很嚴重嗎？ 對此我表示，因為遞進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參與，暴力鎮壓將面對法不治眾的局面，從而失去威力。而且實行遞進民主的單元隻是對內自治，對外仍然服從原有的系統。當局對其容忍，原有系統還可以繼續運轉，如果堅持鎮壓，則會導致系統失靈甚至動亂。因此若能以足夠耐心和填滿監獄的勇氣堅持下去，當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時期的當局──最終很可能會妥協。何況，中國已經頒布並實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級選舉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據的，名正言順。隻要能在村一級實現自由選舉，就等於在遼闊雪域扎下實行遞進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備了向上逐層擴展的基矗風險肯定不會沒有，專制權力不會甘心在它體內生長異類，但相比其他變革之道，遞進民主制應該是風險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對於按中國的“村民自治法”進行基層自由選舉，達賴喇嘛認為是一個很好的角度。但是說來說去，他最終的意思還是要靠西藏境內百姓和干部自己來做，海外藏人隻能起一些輔助作用，西藏未來的希望寄托於西藏境內的人民。 事後我對WA說，怎麼可能隻把希望寄托給西藏境內的人民呢？他們沒有組織，沒有充分信息，被嚴密看管，隻靠他們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統的事情的，隻能是一盤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過WA有另一種判斷──雖然開始達賴喇嘛的談話似乎漫無邊際，繞來繞去，最後卻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題，內在脈絡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確，盡管有些外交辭令，他的回答卻沒有偏離你的主題，如果他沒有被觸動，他的表情不會那樣嚴肅。 見面結束時，達賴喇嘛主動提出安排時間再跟我談一次，這說明他願意繼續聽我講。我談遞進民主制，除了是考慮西藏問題的解決之道，也是希望把解決西藏問題當作遞進民主制的開端。新制度難的是開端。西藏是我認為比較適合做開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進行實驗的流亡社會，在中國境內沒有這種可能﹔二是有一個達賴喇嘛，他的號召可以讓西藏人民產生勇氣並進行廣泛行動，中國卻沒有這樣的動員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產生“填滿監獄”的獻身精神，中國人則不容易進入那種境界。這其中的決定因素當然是達賴喇嘛，無論是西藏流亡社會還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隻要他能接受，遞進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開始，突破最難的開端。而隻要西藏能成功，就會給中國的社會轉型提供一個榜樣。由此而言，達賴喇嘛、西藏、遞進民主制三者結合，能夠開辟一個新時代。 當然，這隻是我頭腦中的暢想。要想影響達賴喇嘛，幾十分鐘的談話是遠遠不夠的。他已經在原來的思維框架中走了幾十年。他正在從事的事業對西方社會之倚重，也決定不能脫離西方主流模式和價值觀太遠。目前西藏流亡社會所進行的政治制度建設，仍然是在亦步亦趨地模仿西方代議制。在我看來，那種政治在西藏流亡社會也許能實行，但是照搬到廣闊西藏的牧場和農村，一定是問題多多，更談不上能夠在西藏境內實現自我轉型。 我們告辭出來時，休息室外面已經有一群南亞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們整齊排列。那些人個個手拿鮮花哈達，看上去五彩斑斕。下午講經開始之前，達賴喇嘛還要繼續見人。 當天晚上達賴喇嘛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演講。我就像一個追星族一樣，不放過任何一個趕場機會。我的確對這個西藏喇嘛感興趣，希望能在各種場合觀察他。 一個當地朋友為我開車和翻譯。我們從飯店出門時正好碰上達賴喇嘛出發，安全人員臨時禁止其他人出入飯店大門，清出一條通路讓他從大堂出門登車。他在為兩側人群祝福時看到了我，彼此一笑，沒有說話。 演講場地是在大學體育館，每張門票6美元。一個藏人喇嘛在售票處窗前徘徊，嫌門票太貴。我把多的門票送給了那位喇嘛。我有時試圖猜一下，達賴喇嘛的類似收入會有多少，又是怎麼使用和分配的？以他的明星效應，如果有好的經紀人，財源滾滾應該不成問題。他自己雖然不需要錢，流亡西藏卻需要，他若是利用商業手段和明星效應為流亡西藏搞錢，可以理解。但是據說他非常反感把自己的活動和金錢聯系在一起，經常做不要錢甚至貼錢的事。信徒奉獻給他的供養，往往轉手之間又被他送給別人。聽說達賴喇嘛去台灣時，要求所有在台灣收到的錢都留在台灣。台灣人的供奉非常豐厚。西藏流亡人士常常眼看大筆已經到手的錢隨即被達賴喇嘛送出去，不免暗暗心疼，那些錢可以給流亡西藏做多少事呀！ 體育館很大，座位坐滿了一大半，下面的比賽場地也臨時擺了很多排凳子。新聞報道說大概有兩萬多人來聽演講。演講開始之前，懸在體育館上方的大屏幕一直在放一部紀錄片，內容是關於達賴喇嘛認定的轉世班禪──影片把他稱為世界上年紀最小的政治犯。有不少名人在影片中出鏡，其中圖圖主教有一句話說得很好──“自由比鎮壓要便宜”。我對此深為認同，如果中國給西藏高度自治，花的錢會比現在少，效果卻會好很多。 達賴喇嘛出場前，觀眾席上的光線暗下來，演講台則打滿舞台式的強烈燈光，完全是戲劇開演的效果。等到達賴喇嘛出場，全場集體起立鼓掌，他卻被頭頂燈光晃得什麼都看不見，不得不用雙手搭在額前擋光去看台下並還以致意。他的舉止天然，毫無造作。在當今這個把一切都搞成舞台樣式的傳媒時代，政客在台上隻會刻意地表現自己。而他的魅力卻恰恰是沒有任何刻意（當然也可以說他的刻意最聰明，就是表現不刻意）。台中間一個孤零零的椅子，被舞台效果的燈光照得雪亮。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面對周圍的黑暗卻知道黑暗中有幾萬雙眼睛盯著自己，都難免手足無措。而他卻像在自己家裡一樣，坐在椅子上盤起雙腿。觀眾對他這個動作發出善意笑聲。他們在自己的公眾人物身上很難看到如此洒脫。我對這動作是熟悉的，無論是在華盛頓的總統套房，還是在洛杉磯講經會堂的小休息室，他都是這個姿勢。他總是赤腳穿拖鞋，大概就是為了方便隨時脫鞋打盤腿吧。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的僧侶，最自如的姿勢就是盤腿打坐。我想他在那舞台上一打起盤腿，就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達賴喇嘛的演講用英語。他的翻譯坐在旁邊，僅僅是在他有不會的單詞時給予提醒。體育館上方的懸挂四個面的大屏幕，向四個方向同步地播放他的特寫鏡頭。他的演講是關於人生智慧的一些話題，我已經記不清具體內容。我感興趣的是西藏政治問題，但他對西方公眾一般不講政治，多是講人生哲學和宗教問題。他之所以能夠征服西方公眾，很大程度是因為他的形象是智者和宗教領袖，而不僅僅是一個受壓迫民族的代表。單純從政治角度獲得同情是有限的，這世界上受壓迫的民族那麼多，訴說民族苦難和為自己民族鼓呼的人也很多，為什麼不能引起西方公眾的興趣？因為需要同情的苦難和需要譴責的不公正實在太多了，都向西方人去說，他們根本聽不過來，而且天天讓他們為此付出，到一定時候也就疲倦甚至厭煩了。然而達賴喇嘛不同。他令西方公眾感受到的不是要求他們付出，而是給予他們，是他們的獲得，讓他們成為受益者。他們從達賴喇嘛那裡得到人生方面的指導，哲學思想的提升，以及宗教情懷的滿足，所以他們才會如此熱情地歡迎和愛戴他。 達賴喇嘛是聰明人。他自己不談西藏問題，並不是西藏問題就被忽略了，而是那些話題自會有人去為他說。就像這次演講，前面播放的紀錄片把西藏問題已經煽情地渲染了一番，接著大學校長在達賴喇嘛演講前所做的開場白，也是談西藏政治問題。這已經是通例。但凡達賴喇嘛出現的各種場合，總是先由西方社會的著名人物、議員、明星等做介紹，無一不是大談西藏問題，表示對中國政府的譴責，號召西方公眾支持西藏自由運動等。於是當他開始講話時，就閉口不再提那些。既然已經有人替他講了，自己何必再講，讓別人講不是更聰明嗎？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聽達賴喇嘛演講的內容，而是在看聽眾反應。我周圍的美國人幾乎個個都以崇敬眼光注視他，全神貫注，時而會意點頭，時而哄堂大笑。達賴喇嘛面對他們則是如魚得水，揮洒自如，舉重若輕地引導著全場上萬人的思路和情緒。看著這樣的場面，我深感觸動，更加認識到他是一個多麼寶貴的領袖人物，我們中國是多麼缺少這樣一個人物，而未來的中國又是多麼需要這樣一個領袖。金山銀山易得，如此一個領袖難求埃未來中國社會的政治轉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領袖。漢人自身的領袖資源已盡枯竭。多年來我觀察走馬燈般輪流進入視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帶領未來中國走出危機的領袖，最終隻能放棄期望。我的漢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優秀人才，卻始終無法出現同時具備各方面條件的人物。那種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軍閥，不是精於權謀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夠平衡各種因素，總攬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權威，被全世界接受和愛戴，可以帶領中國完成自由民主的轉型，創造一個走向未來的新社會，卻又不會把權力當作個人私產的領袖。總而言之，就應該是達賴喇嘛那樣的領袖。 如果達賴喇嘛是漢人，掌握中國未來命運的領袖非他莫屬。不過他真是漢人，還能成為今天的達賴喇嘛嗎？不過，他雖不是漢人，難道不可以是中國人嗎？中國人並非一定就得是漢人埃他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國，實際就等於承認他可以成為中國人。一位在達蘭薩拉見過達賴喇嘛的人告訴我，達賴喇嘛親口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江澤民先生能夠解決西藏問題，我願意為他成為第二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指的是誰呢？不就是他嗎。那麼，他既然可以是一個中國人，當然可以成為中國的領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這一點。2000年1月，我在新千年寫的第一篇文章《有關達賴喇嘛的一個幻想小說提綱和另一個小說的片斷》中，就以故事方式寫了我對西藏問題兩個結局的設想。那兩個結局一反一正。一個是十四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將自己的靈童轉世到美國，並以此實現了西藏獨立另一個是達賴喇嘛被漢人的有識之士推舉為中國國家元首，成為保証中國安渡政治轉型期的穩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皈依了藏傳佛教的朋友把這兩個故事拿到康區色達五明佛學院去講，對前一個故事，周圍僧侶個個點頭稱是﹔對後一個故事，僧侶們則是個個神情怪異，陷入無語。 不過，在洛杉磯聽達賴喇嘛演講時，我開始對此進行更具體地思考。可以說，達賴喇嘛成為未來中國的領袖，其他條件目前都已具備，知名度、影響力、國際社會的認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權威，以及整合中國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問題是他目前尚不被漢人了解和接受。中國百分之九十多是漢人，不被漢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無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這方面做一點事。 我和達賴喇嘛的第三次見面時間安排在5月27日早上九點。達賴喇嘛每天起床先要念經修法，然後是討論工作和早餐。在見我之前他先有一個會見，然後跟我談，再去法會講法。這次見面地點是在飯店他的房間。我和WA先去BQ的房間等待。BQ的房間和達賴喇嘛的房間在同一層，相隔不遠。 等候時，達賴喇嘛讓他的藏漢語翻譯──一個二十多歲的台灣和尚先過來跟我聊天。不知這樣安排是出於什麼考慮。我和那年輕和尚沒有專門話題，東拉西扯了一會。他十來歲時就被送到印度的色拉寺學習藏語和宗教，看上去天真，不諳世事。他主要是為達賴喇嘛做宗教方面翻譯。這幾天的傳法就是他在現場翻譯的。我昨天去聽法會時，感覺他可以把話譯的通順，卻不太能傳神。以一個細節對比──法會上的美國聽眾用耳機聽英語同聲翻譯，但經常是聽耳機的人發出笑聲，聽現場中文翻譯的卻沒人笑。這個翻譯太年輕，又出生在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反右之類很多事都不知道，因此不容易做好對大陸漢人的翻譯。英語翻譯就不同。流亡藏人中英語人才多，達賴喇嘛的英語翻譯據說極其出色。然而不管感情上是否願意，西藏人最需要了解和交流的不是西方人，而是漢人，因此發現和使用好的漢語人才，對流亡西藏而言非常重要。就我的感覺，他們在這方面似乎做得還不夠。 好在給我和達賴喇嘛做翻譯的是WA，讓我幾乎感覺不到語言障礙。很多話不用我說完，他已經按照我要表達的意思進行翻譯，有些詞匯我自己都把握不准，他卻能給我恰當的提示。為了保証我和達賴喇嘛談話的質量，WA中斷自己的工作，橫跨美國來當翻譯，這一方面看得出重視和認真，另一方面也說明達賴喇嘛身邊的確缺乏優秀的漢語人才。 因為這次見達賴喇嘛是額外安排的，不像上兩次必須抓緊每秒時間把話說完，無法顧及其他，我就帶上一本達賴喇嘛寫的書，台灣譯本名叫《生活更快樂》。原本隻想請達賴喇嘛在書上簽一個名，我回去把書送給西藏文革照片攝影者的家人，作為對照片的回贈。但是達賴喇嘛拿著書和筆，認真地想了一會兒才開始寫。不是一個簽名，而是是寫給我的一段藏文。WA後來給我翻譯了那些話，大意是”贈給學者王力雄先生，祈願你能用自己的智慧去探索事物的真諦，來為己為人作出廣大而有益的貢獻”﹔簽名是”釋迦比丘達賴喇嘛丹增加措”﹔日期是”2001年5月27日”。當然，我不會把書再送人。隻是因為擔心回國進關時被查出沒收，我隻能把書留在美國，暫時沒有帶回。 這次談話我先從昨晚聽達賴喇嘛在加州大學演講說起，談到流亡西藏運動在國際上的成功，然後談到我對他首先是精神領袖，其次才是政治領袖的認識。我說，他作為政治領袖，僅僅是對藏民族而言，而作為精神領袖，卻可以不分民族。正如他在西方公眾中的影響力主要是作為精神領袖獲得的。然而對漢人這方面做的卻不成功。同樣的話我對LD也說過。多數漢人目前在西藏問題上都和政府觀點差不多，基本把達賴當作企圖讓西藏和中國分離的藏族政治人物，對他的宗教作用和思想精神毫無所知。這當然是與當局的信息封鎖和有意扭曲有關，但也與流亡西藏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不夠重視針對中國本土和漢人的工作有關。而且在與中國方面的對話中，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話語過多，沒有著重區分政權和人民，也沒有有意識地在漢地民間擴大達賴喇嘛的宗教影響，以及在漢人百姓中培育達賴喇嘛作為精神導師的形象。另外還有一對關系該如何調整也值得斟酌──流亡西藏對西方的成功和對中國的不成功，二者之間構成了一種反比關系，即在西方越成功，在中國漢地就越不成功。因為獲得西方民心所使用的那些因素，在漢地往往就成為失去民心的因素。這兩方面的關系究竟怎樣定位，應該重新考慮。達賴喇嘛聽我發表這些意見時，不斷點頭。 另外，我說即使在政治范疇，目前也有需要改進之處。如達賴喇嘛提倡不求獨立隻求高度自治的“中間道路”，僅他一個人這樣說不夠，因為如果沒有詳細方案和周密研究，以及操作方面的具體化，就容易流於抽象理念，甚至被認為隻是口號。達賴喇嘛無疑不能自己去做具體研究，但其左右目前也少見有人做。 我舉例說，所有現代國家的憲法都給予國民有遷居、旅行的自由，實行了高度自治的西藏對中國也是同一個國家，那時西藏境內是否允許漢人自由往來？如果允許，藏人現在抱怨漢人大量涌入對西藏文化和生態造成的破壞怎麼解決？如果不允許，與憲法的矛盾怎樣解決？限制的措施又是什麼？是用戶口限制？還是用發護照、辦簽証的辦法？是不是要在藏區和漢區之間建立邊防和關卡？藏區有沒有能力擔負設立邊卡的人力和資金，還是要漢區為之來建立？等等。對這些問題，我曾問過流亡政府的官員，他們沒給我明確回答，看得出沒在這方面進行深入思考，更沒有成熟方案。 還有，達賴喇嘛提出將來西藏實行的制度既不是社會主義制度，也不是資本主義制度。我欣賞這種理念。然而具體而言，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制度？僅有理念還不夠，需要有具體的設計和細節描述。西藏流亡政府公布過未來西藏的政治制度，但沒有未來西藏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主要從經濟上區分，如果沒有形成具體制度，許多障礙就無法克服。西藏境內目前仍有大批被稱為“翻身農奴”的人，不能不正視他們的存在。他們一直疑慮高度自治的西藏會不會要他們把土地重新交還給過去的領主？雖然達賴喇嘛一再強調西藏不會回到舊制度，但是如果一天不明確新制度是什麼，“翻身農奴”們就不會停止猜疑和擔憂。 還有共產黨在西藏留下的遺產，幾十年時間產生出的一大批同共產黨休戚與共的藏人，如黨政官員、國有企事業職工、退休干部等既得利益者，他們的各個方面、甚至能否生存下去都和現體制密不可分。如果西藏實行高度自治，現體制退出西藏社會，這部分人會發生何種變化？能不能保証生存？怎麼處理現體制留下的“國有單位”？能不能消化十多萬集中於城市的“干部職工”？如何轉化他們？方案是什麼？步驟是什麼？……這一切都需要進行系統研究和周密安排，設計出平衡的配套措施。大而化之的籠統概念是遠遠不夠的。所謂“革命是人民的盛大節日”， 人們在變革過程當中可以歡欣鼓舞，什麼事都好說，問題往往發生在變革實現的第二天。一旦西藏真開始高度自治，所有責任就再無他人承擔，全得靠自己。每天面對十分具體的柴米油鹽，缺一點都不行，但流亡西藏現在不要說做好這些准備，連細致的思考都不是很多。 我的結論是，要跳出隻有達賴喇嘛一人打“中間道路”旗幟的局面，需要思考和研究相應的方案。北京現在指責“中間道路”是一種欺騙手法，先搞半獨立，再作為跳板走向獨立。反駁這種指責，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中間道路”具體化，而不是像一些流亡藏人的簡單回答──達賴喇嘛做了如此妥協你們還不接受，我們隻有繼續爭取獨立！那正好會被北京用來証明“中間道路”隻是談判手腕和獨立跳板。而如果能把“中間道路”具體化，拿出可操作的方案，就比較容易向漢人証實“中間道路”的真誠，是目標而非手段。漢人多疑，是因為歷史上受過的欺騙太多，習慣了猜忌。他們不會像藏人一樣，對達賴喇嘛的話視為一言九鼎，而是不信口頭允諾，隻有看到實際作為，眼見為實，才可能逐步消除他們的猜忌。 聽到這裡，達賴喇嘛表示說他百分之百的贊成我的話。不過我知道不要為他說的“百分之百”得意，因為那是他的口頭禪。我見過好幾個人描述他們與達賴喇嘛的對話，都得到過達賴喇嘛“百分之百”的同意或贊成。達賴喇嘛接著開始對我具體地解釋“中間道路”的內容。可能是我沒有說明白。我提出那些問題不是針對問題本身，是為舉例說明“中間道路”沒有進入到具體化。他似乎是認為我想得到對那些問題的具體回答，話題便轉到那上。 達賴喇嘛首先談高度自治後西藏與漢人的關系。他說曾有人提出過這樣一個衡量標准，凡是在西藏出生的人，未來可以算西藏居民，有留在西藏的權利﹔不是西藏境內出生的人，則應該回到漢地。這種說法我以前看到過。但如果隻有在西藏境內出生的人才有長期居留西藏的權利，那種人數量是非常少的。即使是戶口在西藏的漢人，本人在西藏生活了幾十年，生孩子也往往回漢地，因為他們認為漢人母嬰不適應西藏的海拔高度，所以他們的孩子也很多不是在西藏出生。那麼在西藏以外出生的人都被要求離開西藏是否合理？又是否能夠做到呢？居民權是問題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未來西藏是否允許漢人自由進入？是不是要把西藏變成香港一樣，憑特別通行証才能進？香港還好說，那裡原本中國人就進不去（但仍然引起內地漢人反感，說統一跟沒統一沒有區別），而藏區面積佔中國領土四分之一，漢人原來可以自由走動，有一天卻變成必須拿通行証才進得去，是很難說服他們的。 達賴喇嘛接著談西藏未來實行的經濟制度，為什麼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原因在於他對資本主義有很多不滿，西方社會的物質主義給人類帶來很多問題，但是社會主義也有很多不當之處，同樣造成很多問題。究竟什麼樣的經濟制度最適合未來的西藏，他說那需要學者和專家們去做研究，並不是他能回答的。 按照原本時間安排，我們至少超時了二十分鐘。九點半他應該去法會講經，不過法會時間有彈性，通常前面都是唱誦和默禱，是信眾進入狀態的時間，那時間可長可短，因此他晚一點去也沒關系。達賴喇嘛可能認為我既然是一個作家，一定需要做些採訪，所以應該回答我的問題。其實我倒寧願他說些別的，因為他回答我的，都是以前他反復談過的定型說法，大部分我早已看過。 茶幾上放著一條哈達，那是准備談話結束時達賴喇嘛送給我的，也就意味著最後告別。但是這次談話結束時，達賴喇嘛表示中午還要再見一面，讓BQ和他的秘書安排，因此哈達也就沒給我。然後他背上一個黃色香包去赴法會，我們先留下，等他離開後再走。他還是光腳穿著拖鞋。我看到他剛一出門，兩個早已等候的美國人就迎上前跟他握手，一左一右走在他兩邊。他們是被安排在去法會的路上跟他談一會兒的。看來他的每一個時間空隙都被排滿。 我十分贊嘆達賴喇嘛的過人精力。六十六歲的人能夠承受這樣緊張的安排，足以証明身體非常健康。WA說他跟達賴喇嘛去台灣時，他們隻是跟隨，遠不像達賴喇嘛那樣一輪輪地接見、談話、修法和傳法，可是隨行的年輕人都累得不行，達賴喇嘛卻從無疲倦之態。由此我想到，北京方面內部吹風說達賴身體已經不行，已經在為“後達賴時期”做准備，那不是情報有誤，就是一廂情願。從他這次在美國一個多月馬不停蹄的活動看，他健康地再活上一、二十年應該是沒問題。中共政權想和他比賽耗時間很可能是錯誤，因為這個政權自身能不能再挺一、二十年，是要畫問號的。 出門後WA總結了幾個“第一次”，即第一次看見達賴喇嘛在現場給人簽字時寫那麼多話﹔第一次看見達賴喇嘛聽他翻譯時露出那種讓他害怕的嚴肅神情﹔還有就是達賴喇嘛在如此緊張的出訪日程中連著四次接見一個人，也沒有過。本來擔心LD沒來洛杉磯，由別人安排日程不會多給我們時間，不想由達賴喇嘛自己安排，反倒增加了兩次見面，結果就很圓滿了。
中午吃法會供應的中餐盒飯，是免費的，大概是哪個中餐館老板給法會的布施。中間有一件逗樂事。BQ是個素食者，拿飯時特地問清了是素餐，可是等我們找到坐的地方，打開一看，每個飯盒裡都赫然擺著一隻雞腿。BQ大驚失色，匆匆去換，結果人家告訴他雞腿是假的，實際是豆制品。他還是難以放心，因為那“雞腿”的確可以亂真，不僅看上去無法分辨，我連吃在嘴裡也不敢斷言不是肉，直到吃出了木棍做的“骨頭”，才最終確定是假，馬上告慰BQ。BQ對我提出一個問題，既然是要吃素，又下那麼大功夫作成跟肉一樣，漢人究竟是什麼心理？對此我回答不出。
我和達賴喇嘛的第四次談話像前一天一樣，安排在講經午休時間。我們吃完飯就去會堂，先是在擺著法座和法器的講台上等了一會，不久達賴喇嘛的工作人員領我們進去。還是上次見面的小休息室，達賴喇嘛沒到。我們都站在屋子中間等。過一會兒達賴喇嘛出現在門口。他先朝我做了一個欠身致禮。那情景我至今在眼前清晰可見。我也連忙對他鞠躬還禮。他的人格魅力重要一點就在謙恭平易，不給別人造成距離感和排斥感，而是把人往近拉，讓人感覺親密，同時卻不會因此認為他沒份量，他仍然是大人物，卻那麼親近，僅此一點就會征服很多人。 開始談話。我力圖把上午的話題進一步闡述清楚。我說流亡西藏在“中間道路”的具體化上做得不夠，可能會有自己的理由──既然中國政府完全拒絕“中間道路”，還有什麼必要對其具體化？既然高度自治看不到任何希望，去想實現高度自治後的事情又有什麼意義？然而對此不能隻看其一，不看其二。把“中間道路”具體化，並非僅在“中間道路”實現後才有用，而是在把“中間道路”從思想變成現實的過程中就不可缺少。隻有把“中間道路”具體化，才能讓各方真正了解“中間道路”是怎麼回事，才能進行有針對性的思考和判斷。這裡還牽扯到一個方法問題，不能隻看政府的態度，即使北京在西藏問題上強硬到底，也要──而且更要──努力去做爭取中國人民的工作。有了這樣一種前提，就不會僅僅因為北京不做回應而灰心喪氣，放棄該做的事情。流亡西藏為“中間道路”所做的任何具體工作，終將被中國精英階層認識，並通過他們擴散給中國人民。現制度不會成為中國的永遠，一旦現制度退出，今天播下的種子就會在那時得到收獲。而如果不去進行這種努力，其結果就等於是讓多數漢人在西藏問題上和中共綁在一起，從而使中共今天對西藏的態度繼續延伸到中共後的時代。在我來看，那才是最大危險。 這次見面時間比較短，大概隻有半小時。遺憾的是我沒有把達賴喇嘛的談話記下來。因為這幾次見面，重點都在我講給他聽，我的思考都集中在如何講上，因此很難同時再做記錄。後來再回憶，達賴喇嘛講的內容是什麼，都隻剩下一個大意。尤其是最後一次見面，他的話我幾乎沒留下多少印象。隻記得最後分別的時刻，他給我戴上哈達，對我說了一番祝福的話。我也抓緊最後一點時間對他說，在我眼中，未來不僅需要他帶領西藏，而且還可能需要他帶領中國。聽到這話他笑了，那是一副面對天方夜譚的笑。然而我這話是發自肺腑的，絕不是虛偽的溢美之詞。對他而言，可能完全不希望再給自己加上一個帶領十幾億人的重擔，隻解決西藏問題已經夠叫他操心，並且他隻對西藏人民負有義務，漢人的問題並非他的事情。然而我在第一次和他見面時就說過，西藏問題的解決和中國問題的解決是分不開的，不解決中國問題而單獨解決西藏問題沒有可能。“中間道路”目前對西藏的很多具體問題拿不出可行辦法，常常會面臨無法超越的兩難處境，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隻局限西藏自身，沒有把西藏和中國作為一體來考慮。因此也就意味著，要想真正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必須把自己放在中國領袖的位置上才有可能。隻要他不願放棄西藏，中國的擔子也就得一塊挑，除此別無選擇。 在我來看，也許這就是天意。把西藏問題和中國問題綁在一起，就是要讓達賴喇嘛有一天可以擔當中國的領袖。當中國社會天翻地覆的那一天到來時，他能起到的作用將是獨一無二、無人替代的。盡管現在我這樣說，人們會笑為天方夜譚，然而達賴喇嘛不應該，他如果真能通達天意，心裡就應該意識到這個使命。 最後一刻，在我們握手告別時，達賴喇嘛抱住我的雙臂，把我拉近，用額頭頂住我的額頭，我也抱住他的肩膀。我們兩個誰都沒說話，就這樣持續了一段時間，好像很漫長，又好像很短暫。當晚他就要飛回印度，下次再見不知道會在何時何地了。我走到門口，轉身再次向他合什道別，他站在原地目送我，不知為何，我的心頭彌漫起一片惆悵。 在飛越太平洋回國的旅途中，我開始考慮下一步會遇到什麼和能做些什麼。周圍旅客東倒西歪地沉睡，我在機艙的黯淡光線下想了半天也沒想清楚。如果“有關部門”知道我和達賴喇嘛說了什麼，是不是會給我定叛國罪──給達賴出謀劃策，不是叛國是什麼？說起來會讓人感覺有點滑稽，對我一無所知的LD隔著太平洋可以看出我有一顆“中國心”，隨時監控我的當局卻會把我視為“叛國者”。 其實在見達賴喇嘛的過程中，有句話一直在我嘴邊沒說出口──如果採用遞進民主制，即使西藏獨立的目標都可以實現。那隻要具備一個前提──絕大多數西藏人都堅決要求獨立。我沒講這句話，是因為感覺似乎真有點“叛國”味道了。不過平心而論，我跟達賴喇嘛講的一切，目的都在於把西藏留在中國，而不是要讓西藏獨立。我為達賴喇嘛所做的任何“出謀劃策”，也都是以“西藏留在中國”為我們的共同基矗隻不過我認為能夠使西藏最終留在中國的，不是鎮壓，而是給西藏自由與自主。同時我也堅信這一點，如果中國方面能主動允許西藏實行遞進民主制，西藏獨立的前提就不會存在。因為實行了遞進民主制的西藏已經實現高度自治，絕大多數西藏人就不會再去要求獨立。而且遞進民主制產生的西藏領導人將是有高度理性的，他們比誰都清楚追求獨立要付出的代價是西藏無法承受的。關於這方面的論証，我已寫在《遞進民主制與代議民主制：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比較》一文中。 想到這裡，我閃念了一下，如果回國後主動要求“匯報”這次見達賴喇嘛的情況，能不能引起高層重視，從而借這種“匯報”把以遞進民主制解決西藏問題的想法傳遞給他們呢？會不會對解決西藏問題起到推動，也對遞進民主制的啟動有幫助呢？然而立刻被我否定了。對一個連村級選舉都百般限制的政權，如何可以想象它能嘗試另一種完全異類的政治制度呢？ 不過與達賴喇嘛談了這麼多，總該找出一些可以溝通的內容，產生一些作用吧？總結下來，可以談的有三點：一是達賴喇嘛走“中間道路”的誠意，可以用我的近距離觀察，反駁把“中間道路”描繪成陰謀的說法﹔二是達賴喇嘛的健康狀況，讓那些認定他已身心日衰，力圖把西藏問題拖到他死後的人重新考慮一下時間表﹔三是達賴喇嘛在西方社會的威望，把這樣的人放在敵對位置，等於是把自己放在西方公眾的對立面。在闡明這三點的基礎上，再談達賴喇嘛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隻有同達賴喇嘛達成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對中國才是一勞永逸。這樣去談，能不能對決策者產生一點影響呢？ 然而一考慮如何去談的細節，難題就出來了。首先跟誰去談？那不能是安全部門，我不想與其合作，也不想自找麻煩﹔那麼就隻剩下一個部門管這事──統戰部。但提起這個部門就讓人泄氣，多年來它對解決西藏問題隻是障礙，沒起過好作用。一年前我在北京大學還和統戰部主管西藏事務的官員有過辯論，深知那些人不會接受任何承認達賴喇嘛作用的想法。國際上所說的“中國對西藏問題的態度”，說到底不過是中共政治局數個常委對西藏問題的態度。那幾個人管理如此大的中國，西藏問題平時很難進入腦海，也不可能深入思考，因此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思路，國際方面隻能被統戰部主導，國內方面則是被藏區地方政府主導。而確定與達賴為敵到底的方針，統戰部起了主要作用，倘若要它就此改變，等於否定了它以前的所說和所做。在專制體制內，這種轉變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找統戰部談這種話題，純屬自找沒趣。 最後我隻能倍覺無奈，放棄所有想法。在朦朧入睡前，臨別時回首看見的達賴喇嘛不斷浮現在眼前。他那披著絳紅袈裟的沉默身影讓我如此難忘，是因為讓我想起一部紀錄片中深深感動過我的鏡頭，那是一位流亡異鄉已經幾十年的老喇嘛，孤獨地站在邊境線上尼泊爾一側的山頂，遙望西藏的廣闊高原不可遏止地痛哭…… 2001年寫於拉薩 2006年整理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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