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文藝界、學術界似乎刮起了一股“清”風。已經壽終正寢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大清王朝”似乎一下子讓人覺得那麼親切，令人那麼懷念、那麼神往起來了。先是有多部給“大清王朝”幾個最高統治者作傳的所謂歷史小說，很快又有人讓他們以聖君明主的形象出現在熒屏上。而且，從康熙、雍正到還珠格格，從劉羅鍋、紀曉嵐到余成龍，紛紛粉墨登場，沒完沒了。據說還有人要將晚清的所謂“中興名臣”而實為鎮壓太平天國劊子手的曾國藩抬上熒屏，熒屏幾乎成了頂戴花翎和豬尾巴辮子的一統天下。此外，更有學術界的推波助瀾。許多刊物上有盛贊清朝為“一代盛世”，紀念（當然未明題為紀念）清朝遜國90周年之類內容的文章。由此看來，似乎許多人都因自己沒有早生一兩個世紀，做“咱大清王朝”的順民而深感遺憾。余生也晚，連“咱大清王朝”的一點尾巴也沒趕上。可是我感到，能夠生活在 21世紀中國的藍天白雲之下，呼吸著新鮮、自由的，帶著海風吹來的咸味的濕潤的空氣，真是我莫大的榮幸。但既然“清”風浩蕩，鄙人不妨湊一湊熱鬧，憑著一點“紙上得來終覺淺”的淺陋，也來說一說“咱大清王朝”。 鴉片戰爭以後直至清朝滅亡的晚清六七十年，那是一個讓人不堪回首，讓人無可如何的尷尬時代，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空前災難期，不說也罷。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滿清“輝煌”的創業史和所謂的“康乾盛世”。 有學者認為“清朝的創業史，其歷程恰如一部英雄史詩、動人心魄的傳奇故事”，“是一個奇跡”。我猜想，這位學者的祖上可能是滿清王室，故而他對祖宗的業績如此欽敬。對於滿清王室來說，他們的業績確實是“英雄史詩”，“是奇跡”。可是對於中國最廣大的民眾來說，清朝的創業史就是他們的災難史。 如果說滿洲人在進入山海關以前所進行的戰爭是為了統一民族而進行的正義戰爭，那麼他們在漢奸吳三桂的幫助下，擊潰李自成農民軍進入山海關及入關之後的戰爭，就是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了（盡管滿族早已成為了中華民族大家庭裡的一員）。它與13世紀蒙古人的進攻中亞和東歐以及14世紀的奧斯曼土耳其的佔領巴爾干的性質基本相同，都是落後的蠻夷之族對較為先進的文明之族的征服，在社會發展的角度上來說，談不上什麼進步，而是倒退。不同的是，對於被征服者來說，蒙古人和土耳其人是遠方的外來民族，而滿洲人是在中國版圖之內的邊境地區新興的少數民族。這場戰爭給中華大地和中華民族帶來的毀滅性的破壞，無論我們是翻開官方的正史還是民間的筆記野史，都是赫然在目的。略舉數例如下：1645年5月，清軍血洗揚州﹔10月，再屠江陰，“滿城殺盡，然後封刀”（許重熙《江陰城守後記》）﹔昆山也被屠城，嘉定則被連續屠了三次。其他的僥幸沒有被屠但人口逃散，房屋毀壞的城鎮、鄉村更是不計其數了。因此，到1652年（順治8年）全國人口銳減為1400萬，而明代全國人口的最高數字是6330余萬（據王世貞所說）。隨著人口的銳減土地也在大量的荒蕪。據史料記載，清代順治末年（1661年）全國的耕地面積是5億多畝，而明末（萬歷8年，1580年）是7億畝。 也許有人要說，在“除舊布新”的戰爭期間人口減少，土地荒蕪而導致生產暫時的停滯是在所難免的。不錯，可是中國歷史上有哪一次改朝換代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劫難？他們的那些令人發指的暴行恐怕隻有20世紀的日本侵略者才可與之“媲美”。 而且，清朝在取得了全國政權之後的很長時間內，並沒有把全國人民都平等地作為自己的臣民，而是把其他民族的人民當作異類，作為奴隸，實行野蠻的民族高壓政策。故而，從清初的“反清復明”到清末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中華人民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滿清王朝的反抗斗爭。這說明已經滅亡了的、反動、腐朽的明王朝盡管是一個讓中華人民痛恨的政權，但滿清王朝也絕對不是一個能讓中華人民感到“親切”的王朝，正是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清王朝的的版圖確實是大大地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這也許可以算是他們對中華民族的一大貢獻。但是，從大中華的角度來說，清朝所開拓的疆土大部分在漢唐時代不就是我們的匈奴、突厥、回鶻、吐蕃等少數民族的居住地嗎？而且有些是在漢朝中央政府或唐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的。在看到滿清王朝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的同時，再肯定清初的開疆拓土是不錯的，但如果把它抬到了太高的位置，說是“英雄史詩”，是“奇跡”，那也是不能讓人信服的。其實，從後來的情況來看，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滿清王朝簡直談不上有什麼創業史，他們至多是在守業，事實上最終也沒有能完全守祝幸虧它不到300年就被滅亡了，總算還沒有把我們的一點家當敗完。 以上是滿清王朝的“創業史”，下面再說一說所謂“康乾盛世”。在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專制時代，所謂太平盛世是很有幾個的，但其實都不過是“淫雨季節中忽然出現的幾日晴天”（柏楊語），對於勞動人民來說，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太平樂土。而所謂的“康乾盛世”恐怕還算不上“晴天”，隻能是“陰天”。史學界傳統的看法就認為漢唐的“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無論是國家實力還是社會的安定都是所謂“康乾盛世”無法相比的。所謂“康乾盛世” 之時，歐洲列強都在致力於對內改革政治制度，發展近代科技，對外四處擴張，英國即將成為“日不落帝國”，而滿清政府還在關起門來滿足於自己跟自己比的所謂 “盛世”。 中國歷史上有三個因下江南而聞名於世的酒肉皇帝，即隋煬帝楊廣、明武宗朱厚照和“康乾盛世”的“聖主”之一的乾隆皇帝弘歷。康熙下江南雖然較為節約，但其浩大的費用也不知揮霍了多少勞動人民的血汗，而到乾隆下江南時，豪侈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歷史上的另兩位前輩。其聲勢之大、糜費之甚是真正的史無前例。而且據史書記載，南巡集團“象一群初登岸的飢餓海盜一樣，所到之處幾乎都要洗劫一空”（柏楊《中國人史綱》），巡幸所到各地，“酒無虛日，城開不夜”（戴逸《簡明清史》第二冊第363面）。我們很難想象，這樣不體恤人民疾苦的酒肉皇帝能治出什麼“盛世”來。 “康乾盛世”的三個皇帝都喜歡大興土木來勞民傷財。康熙在熱河建避暑山庄36景，乾隆擴充為72景。當時有民諺雲：“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熱河也。”雍正修圓明園28 景，乾隆擴建成40景。皇帝生活如此豪華奢侈，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以及大地主、大商人當然是紛紛仿效，無不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官吏的貪污已成為合理、合法的了，敲詐、勒索來的銀子美其名曰“養廉銀”。“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清代是十分普遍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貪污犯和坤就出在乾隆末年。 官貪吏虐，廣大的勞動人民隻能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了。在“盛世”的表面現象之下隱藏著的是暴風雨來臨之前的沉悶和黑暗，朝鮮使臣趙顯命於乾隆8年（1743年）出使中國後回到朝鮮就報告說：“外似升平，內實蠱壞。以臣所見，不出數十年，天下必有大亂”（《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果然，其後不到30年即相繼爆發了山東王倫起義、川楚白蓮教起義、閩粵天地會起義等。實際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各族人民反抗壓迫的斗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康熙末年有朱一貴起義，雍正時有謝祿正起義，乾隆時有李梅和李開化起義，較大的群眾斗爭則舉不勝舉。中華民族向來以堅韌的吃苦耐勞的優良傳統而著稱，而這些生活在“盛世”之下的人民卻被迫鋌而走險，紛紛起來反抗，可見是一個何等的“盛世”！ 乾隆朝詩人魏來朋的《鬻子行》寫道： 濰北邑當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 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飢餓，寧甘下賤為人仆。 交錢交兒說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 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啞。 在這首令人不忍卒讀的詩中，我們仿佛聽到了200多年前的窮苦人民被迫買兒買女時，骨肉離散所發出的悲慘淒切的哀號聲。這首短短的、朴質的《鬻子行》與沒完沒了、場面豪華壯麗的《還珠格格》之類是大異其趣的，然而，不管是文學價值還是思想價值都是遠非後者所能相提並論的。感謝詩人魏來朋，他讓今天的我們看到了所謂“盛世”中真實的民生圖。 滿清統治者除了對人民進行殘酷的政治和經濟壓迫之外，在文化上也進行極權統治，對知識分子進行迫害和打擊，以達到消滅異端，鉗制思想的目的。眾所周知，清朝的文字獄，次數之頻繁，株連之廣泛，處罰之殘酷，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秦始皇的“坑儒”與之相比也黯然失色。絕大多數的文字獄都是在“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如康熙2年的庄廷的《明史》案，株連甚眾，“名士伏法者221人”（陳康祺《郎潛紀聞》卷11）﹔雍正6年的曾靜、張熙案不僅誅殺了許多人，充軍了許多人，而且連死者都被開棺戮尸梟首示眾。乾隆朝文字獄更是家常便飯，案件總數比康、雍兩朝合計增加四倍以上。殘酷的文字獄產生了惡劣而深遠的影響。在此背景之下，知識分子要保証安全，隻有走兩條路，一條是做無實用價值的八股文，考科舉，做官之後去壓迫民眾，另一條是埋頭於故紙堆裡，去做尋章摘句的考據工作。這兩項工作無論做得多麼好，都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甚至還要阻礙社會的進步。還有，文字獄使滿清政府跟人民的距離拉得更遠了，人民對政府更痛恨，更不關心了。 滿清統治者在文化上實行極權統治的另一個具體表現，就是以“御纂”和 “欽定”的名義對全國書籍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審查，許多有思想啟蒙意義的進步書籍被他們以“悖逆”的罪名加以刪改。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時，就有許多書籍被進行了這樣的“閹割”而讓人們“不識廬山真面目”了，更嚴重的是大量的有價值的書籍被他們銷毀。被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余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章太炎《哀焚書》第五十八）。當代學者顧關元先生據海寧陳乃乾的記載，則認為所銷毀的書籍是《四庫全書》總數的十倍。因此，顧關元先生指出，滿清統治者借編書的名義號召人們“獻書”，而其實是大量地毀書，比行令強制毀書要高明得多，其目的不是在文化而是在政治。這無疑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一次空前大浩劫，其破壞性肯定是大大超過秦始皇“焚書”的。因為秦朝時中國的文化典籍畢竟有限，而清朝時不知要豐富多少倍了。可以說，象滿清統治者這樣的對文化典籍的整理，不要也罷，讓那些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精神遺產保存在民間，將會更有價值。 最重要的問題是滿清王朝統治中國268年間，中國到底有沒有進步，有多大進步？這個問題我們由以下幾件史實的對比中也許可以找到答案：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廣泛發展海外關系，進行物質和文化交流，並展示國家武力，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抗衡，其造船術和航海術在當時世界上都是一流的﹔明神宗時張居正改革之後，“中國是全世界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歐洲的人文學士在提到中國時無不羨慕向往”（據金庸《袁崇煥評傳》中所引用的有關史料）﹔明代末年已有從西洋進口來的火槍和火炮，崇禎皇帝上吊之前就用當時最先進的三眼槍來抵抗過。而在1792年（乾隆58年），英國派使臣馬甘尼來到中國希望建立外交關系的時候，馬甘尼看到中國極度落後，武裝部隊如同叫花子，使用的是西洋早已拋棄的刀槍弓箭之類，高級官員都不識火柴為何物﹔1852年太平天國攻佔岳陽後，從地下掘出了200年前吳三桂所埋藏的大炮，居然銳不可當，很快就依靠它攻佔了湖北重鎮漢陽，清軍的落後可見一斑。 以上這些簡略但確鑿的史實，徹底劃破了所謂“康乾盛世”的漂亮畫皮，我們可以看到隱藏在畫皮下的是滿清王朝吃人魔鬼的丑惡面目，認識到他們的所謂“創業史”其實就是吃人的歷史、“敗家”的歷史。象這樣一個阻礙了中華民族正常發展近三百年，使中華民族淪為任人宰割的、西方人眼中的“劣等民族”的殘暴、腐朽的滿清王朝，我們還要真誠地歌頌，還要無限懷念而不勝向往嗎？我們還要讓它“真的再想活他五百年”（電視劇《康熙王朝》主題歌歌詞）嗎？如果真的還有這樣的人，我們要說，他如不是一個十足的瘋子，絕對就是別有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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