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28日，陳雲(中)、李先念(左)、徐向前(右)在人民大會堂。由於這三位西路軍歷史親歷者的干預，鄧小平的支持，西路軍的歷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據遺囑，他們的骨灰都撒在了西路軍當年的戰場上作為當年西路軍的主要領導者，徐向前和李先念在晚年最後的一段時間裡，經常談到西路軍。 “父親心頭非常懷念當時在一塊兒英勇奮戰，特別是犧牲了的西路軍將士。”在接受《西征的紅軍》攝制組採訪時，徐向前的兒子徐小岩說。 “爸爸臨終時曾跟我講，再讓國家花一次錢，把我的骨灰撒在祁連山，他要跟西路軍的烈士在一起，最後也要在一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 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據遺囑，他們的骨灰都撒在西路軍當年的戰場上。 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之際，以西路軍為題材的電視紀錄片《西征的紅軍》在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首播，第一次以影像的方式向觀眾講述了這段鮮為人知的紅軍故事。 10年心系“西路軍” “不能因為失敗就淹沒了一段歷史，不能因為失敗就否認了戰士們的浴血奮戰，作為中國紅軍的一部分，西路軍的事跡同樣可歌可泣。”《西征的紅軍》的學術顧問、國防大學教授朱玉說。 在《西征的紅軍》策劃人應啟明看來，不管有什麼遺憾，《西征的紅軍》能夠拍出來，在電視上公開播出，就是成功。早在10年前，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拍攝紀錄片《長征──世紀豐碑》時，他就想拍一部關於西路軍的專題片，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心願未能實現。 “當年我們積累了大量西路軍的材料，後來作為歷史資料，在庫房裡塵封起來。”應啟明回憶道。作為《長征───世紀豐碑》的總編導，他隻能在集中反映紅一、二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英勇事跡的同時，把一些四方面軍的將士採訪內容糅到裡面。 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失敗以後，1937年12月，毛澤東在接見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將西路軍的失敗歸根於張國燾機會主義路線。早在 1936年12月毛澤東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說：“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其實，當時西路軍尚存1.5萬人，並沒有徹底失敗。 在1951年出版的經毛澤東本人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針對這段文字的注釋為：“1936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後，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2萬余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1936年12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1937年3月完全失敗。” 此後，所有涉及西路軍問題的著述，基本的調子都與此相符。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西路軍問題一度成為黨史和軍史研究中的一個“禁區”。直到改革開放後，由於親身經歷者徐向前、陳雲、李先念等人的直接干預，鄧小平的堅定支持，西路軍的歷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 朱玉回憶說，“1980年春，奉組織之命，我幫助徐向前元帥整理回憶錄。我從文獻史料中驚異地發現了毛澤東下令四方面軍人馬西渡黃河和成立西路軍的電文，原來西路軍西進是肩負打通國際路線，接應共產國際給予黨和紅軍的物資接濟的任務，(西路軍的)整個行動是黨的整個戰略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 1980年12月2日，朱玉根據新發現的檔案資料，以“竹郁”筆名寫成了《“西路軍”疑》一文，就西路軍西渡黃河、建立永(昌)涼(州)根據地、拒絕東返等問題提出疑問。不久，這篇文章被報送到鄧小平處，鄧小平對西路軍問題極為重視，將此文批給李先念研究。 同樣，作為西路軍事件的參與者和當事人，陳雲和李先念在1981年11月22日的談話中說：“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系援助西路軍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 根據鄧小平的批示，加上陳雲建議，李先念組織人員查閱了大量歷史檔案，於1983年初寫出了《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說明》指出：“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 1983年1月5日，陳雲看過《說明》及所附幾十份電報後，委托秘書電話轉告李先念辦公室說，可送小平同志。3月8日，陳雲又就西路軍問題致信李先念：“你寫的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兩遍。這些附件都是黨內歷史電報，我贊成把此件存中央黨史研究室和黨的中央檔案館。可先請小平同志閱後再交中央常委一閱。”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致鄧小平的信中說：“近一年來，我花了點時間回憶，又派秘書查閱一些歷史檔案，才寫出這份材料，並請(徐)向前同志看過。請您審改後，可否按陳雲同志的意見處理。請予指示。”不久，鄧小平在李先念寫的說明和附件上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 鄧小平的批示，從根本上解決了西路軍的歷史問題，為澄清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邁出了不可逆轉的第一步。但由於李先念的《說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隻限存檔，因此，中央關於西路軍的新結論並不為史學界及公眾廣泛知曉。 1991年6月，《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發行。新版對西路軍的注釋作了重大修改：“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後，由於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並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斗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於同年10月到達甘肅會寧。10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4個月，殲敵2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於1937年3月失敗。” 和一直在關注這些變化的朱玉不同，應啟明想拍“西路軍”的想法一直推遲到2005年才有機會實現。2005年冬天，為准備紀念紅軍長征勝利 70周年，已經是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總監的應啟明在台裡的會議上，提出了拍一部關於西路軍的專題紀錄片的想法。去年冬天，應啟明把這個專題紀錄片的拍攝任務交給了台裡的高級編導江寧。 就這樣，55歲的江寧和攝制組匆匆忙忙趕到了河西走廊，開著車沿著當年西路軍的行進路線拍攝採訪，在一個個戰嘗遺址邊尋找健在的西路軍老戰士。 在朱玉和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離休干部麻琨的幫助下，他們尋找散落在甘肅、陝西、青海、江西、北京等地原西路軍戰士和他們的子女，採訪到了50個老紅軍，另外40多個人是他們的親人和子女、朋友、研究者。
由於歷史原因，西路軍留下的歷史材料很少，能為電視所用的材料就更少了。他們所能找到的材料，隻是一些老照片。就連這些照片，也是當年屠殺西路軍的馬步芳用來向蔣介石邀功請賞才流傳下來的。 記憶中的戰場 1936年的10月10日，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經過長征，會師在黃河以東的甘肅會寧城下。會寧會師的第二天，黨中央發布《十月作戰綱領》(即“寧夏戰役計劃”)。 那時的寧夏地域廣闊，與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紅軍先取寧夏，後取甘西(甘肅西部)，就可以從外蒙古及新疆兩個方向連通蘇聯，獲取戰略物資，解決紅軍長久以來謀求的戰略靠背問題。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面軍的三十軍、九軍、五軍，以及紅四方面軍總部、直屬部隊共計21800 余人，先期於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渡過黃河，先北進一條山地區，後又西進河西走廊。這時，河東紅軍主力和河西部隊的聯系已被快速趕來的國民黨部隊切斷。 就這樣，西路軍走上一條坎坷路。 1936年11月16日，攻佔了古浪城不久的紅九軍被敵人團團圍祝這一仗打得異常激烈：紅軍共斃傷敵人2000多人，但己方損失達2400多人。紅九軍參謀長陳伯稚及二十五師師長王海清，二十七師政委易漢文等不少干部壯烈犧牲。 在高台的一仗也異常慘烈，時任紅五軍四十五團政委張力雄回憶說，紅軍剛進高台城，敵人騎兵就追上來了。這一仗打了20多天，2000多紅軍面對的是2萬步兵、騎兵、炮兵組成的敵軍。紅五軍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參謀長劉培基、四十五團團長葉崇本等2000多人在這場戰斗中壯烈犧牲。 接下來的臨澤倪家營子之戰打了40多天，在6倍於己的青海馬步芳、馬步青軍閥的部隊與民團的圍剿下，西路軍尚余存的1萬余名將士全軍覆沒。僅有以三十軍政委李先念為首的左支隊400余人，冒死穿過祁連山冰山地帶，突圍到達新疆，在新疆組建統一戰線的陳雲和滕代遠接應了他們。 西路軍緣何慘敗？軍史專家郝成銘考証，敵軍總兵力達18萬，而西路軍僅有21800人。而且馬步芳的部隊多為騎兵，而數過雪山、三過草地連續征戰19個月的西路軍多是步兵。加上沒有群眾基礎和後勤保障，沒有人員和彈藥的補充，西路軍劣勢昭然。 零下30攝氏度，紅軍還穿著單衣單褲。紅三十軍警衛排班長岳仲連隻好把地主家的氈拿來，“剪一個方方正正的，當中剪一個洞，從脖子套下去，弄一個草繩這麼一拴，這就是我們的棉衣。腳上沒有鞋，就把氈子弄到腳上，一下子包住，用一個繩子拴祝凍壞了就烤火，結果烤了耳朵掉了，鼻子掉的，手掉的，腳掉的，也沒有人叫疼，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 讓總編導江寧不能忘記的是對李先念的警衛員張毅的採訪。“敵人把我們包圍了三層，天天進攻，天天打，白天晚上打，沒有喘息的機會。到後來手榴彈打沒了，子彈很少了，步槍不敢放槍了，最後就是拼大刀。” 原三十軍二六七團營長政委宋承志回憶道：“一個小號兵爬到我背上，把我當他的工事了，結果(子彈)打在我的身上沒有傷到心臟，打過去正好打在他的心臟，當時就犧牲了。當時環境艱苦，受傷要用脫脂棉上藥，沒有棉花隻能用羊毛上藥，結果傷口它不愈合，反而長出來了，又把它割掉再上藥，然後它又長出來了。” 最悲壯的是總供給部長鄭義齋的死。在石窩戰斗的前一天，總供給部長鄭義齋接到總部命令，要他將西路軍的全部經費送到總部去。鄭義齋把自己的襯衣全部扯成條條，讓懷孕8個月的妻子楊文局把經費封好，帶著經費和幾名戰士一同前往總部所在地。剛走到半路，敵人就發現了他們。鄭義齋讓自己的警衛員把錢帶上先跑，自己和另外一個警衛員曾少章斷後。 在鄭義齋的火力掩護之下，小張帶著西路軍的經費沖出了敵人的包圍，將資金完好無損地送到了總部首長手中。但鄭義齋的子彈打光了，身上五六處中彈。為避免當俘虜，鄭義齋命令曾少章開槍打死了自己，曾少章隨後自荊
據後來統計，西路軍犧牲人數達7000人(團以上干部143人，軍師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後遭虐殺、活埋5600人﹔最後被營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戰士4500人。 曾任西路軍總指揮的徐向前，晚年在他的《歷史的回顧》一書中認為，西路軍兵敗的原因歸結於：一、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交待的任務多變﹔二、戰場主動權的喪失﹔三、前方指揮員缺乏戰場指揮上的機斷專行﹔四、對於蔣介石的輕信。 女性的逃亡 紅五軍軍長董振堂陣亡後，他的頭顱被敵人割下來挂杆示眾﹔身負重傷的紅九軍軍長孫玉清被俘後，因決不投降被大刀砍死﹔三十軍八十八師師長熊厚發身負重傷，被馬步芳綁在大炮筒上，活活轟死。有2400多男紅軍戰士被就地活埋，有的被火活活燒死，有的被釘死在樹上…… 幾乎所有女紅軍戰士都遭到了強暴和凌辱，這讓江寧無比痛心。 當時擔任紅五軍四十五團政委的張力雄回憶說，“他們(馬步芳部隊)把俘虜的女同志，拿去集體輪奸以後，把衣服褲子脫下來，陰道上插高粱杆，捆到樹上示眾……”當時的紅軍總醫院二所護士牟炳貞描述得更是觸目驚心：“一把把你抓起來，褲子脫掉，把樹削得尖尖的……就這麼死掉。” 婦女獨立團的女戰士被俘後，遭受的苦難最為深重。被俘的女紅軍被馬步芳、馬步青作為戰利品賞賜給各級軍官做妻妾。有的被轉賣多次，有的被迫自殺，有的慘遭殺害，有的四處飄零。 為了生存，為了今後能夠回到紅軍隊伍中，許多女紅軍都選擇了先服從、再逃跑的權宜之計。女子工兵營的指導員劉漢潤當時想的是，“先把這條命保出來，我將來再革命嘛”。 婦女獨立團的王泉媛(王首道第一任夫人)被一個叫馬進昌的看中了，挑回家當了小老婆，但她心裡想的是“我沒死，沒打死，存一刻就抗一刻，打死了就沒辦法。我就想點辦法，走得脫就走”。直到1939年3月，總算有了逃脫的機會。王泉媛和女戰士王秀英趁馬進昌外出修路，女扮男妝，翻窗逃走，一口氣跑了90多裡路，直奔去蘭州的大道。 終於逃脫魔窟，找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時，沒想到她們已經不能再回到革命隊伍裡了。按照當時的規定，一年歸來收留，兩年歸來審查，三年歸來不留。更何況王泉媛頭上還戴著馬步青干女兒、馬進昌小老婆的帽子！ 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給了王泉媛5塊錢，把她送出了門外。後來她又沿著當年長征走過的路，靠乞討回到了家鄉江西，從此隱姓埋名。 50年後，當恢復老紅軍戰士身份的王泉媛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首道見面時，兩人老淚縱橫，王首道說：我在延安等了你3年礙…王泉媛隻是放聲大哭。 就在西路軍撤離倪家營子的戰場上，西路軍組織部長張琴秋在一塊門板上生下了她和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的孩子。因為戈壁灘上天氣寒冷，她因產後失血過多而昏迷，但孩子最後被埋在沙漠裡。 戰斗結束以後，陳昌浩去看望剛剛生過孩子的妻子。陳昌浩安慰妻子，說自己沒盡到責任。張琴秋說她也能理解，目前要以大局為重，孩子以後還可以再生。但她沒有料到，她因此永遠都不能生育了，還落下病根：1949年以後，她隻要聽說河西走廊找到紅軍留下的孩子，她神經會緊張好幾天，還會發作婦女玻 原西路軍前進劇團的演員陳淑娥，與紅九軍軍長孫玉清在長征路上好上了。他們沒有對外宣布結婚，也沒有開會，生了個孩子。西路軍兵敗，陳淑娥也沒能逃脫被俘的噩運，因為她年輕貌美，被迫當了馬步芳部隊一個軍官的小妾。為了保護她和孫玉清的孩子，她受盡屈辱，頑強地活了下來，以一生為代價保存了烈士的遺孤。 在丈夫鄭義齋犧牲後，楊文局懷著8個月的身孕，在祁連山中被馬匪俘虜。結果在押解過程中，因為她要生孩子了，敵人把她丟掉了。在一戶老百姓家裡，楊文局生下了鄭義齋的遺腹子鄭盟海。 就在楊文局飢寒交迫、在逃亡路上快凍死時，一個路過的皮匠救了她，後來成為她的丈夫。因為這個婚姻，楊文局才能夠躲開馬步芳部隊的搜捕，把她和鄭義齋的孩子撫養成人。
終於等到1949年，解放軍西渡黃河進軍河西走廊，楊文局騎上毛驢，翻山越嶺尋找部隊。此後她先後擔任了永昌縣婦聯主任和酒泉勞改局被服廠廠長，一直工作到退休。 女紅軍在西路軍失敗時，或犧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間，能夠回到延安的是極少數。據甘肅省婦聯1984年的調查統計，甘肅省散落民間的女紅軍還有231人，其中多數為原西路軍女戰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間的女紅軍，還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軍女戰士。 硝煙之後，命運在繼續 55歲的江寧在拍攝中的遺憾是，如今健在的30多名西路軍老戰士，年齡最大的96歲，最小的也有86歲。另外，因為資料的匱乏，他們無法拍全景式的紀錄片，隻能以人物故事來呈現西路軍這段被塵封的歷史。 戰爭年代，人的命運真是難測。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組織上原先准備將他由軍政委降到營級干部，經毛澤東干預才作罷。突圍到新疆的西路軍參謀長李特、紅五軍政委黃超，不久以托派罪名被槍斃。 三十軍二六七團營長政委宋承志當時受了傷，躲在一個山洞裡。當他已經放棄一切希望時，李先念的左支隊帶上他們去了星星峽。建國後，宋承志成為了炮兵司令。 更多的西路軍戰士沒有像宋承志這樣的幸運，一輩子成為種地農民。趙明祥是西路軍參謀長李特的馬夫，在紅柳園子一仗中不幸負傷被俘，他隻能選擇留在安西縣，靠給人打長工、放羊、挖煤維生。直到1950年，他參加了農會，組織民兵進山打土匪，表現積極，才獲得重新入黨的機會。 原紅五軍通訊連排長易明清，在石窩山戰斗中負傷，他的腿折了，不能跟著轉移的部隊走，躲在石窩山下的康隆寺裡養傷。但是，腿好了以後，易明清成了石窩村的村民，再也沒有離開石窩山。 西路軍的軍政委員熊國炳，在西路軍被打散以後，就留在當地當了農民，再也沒有回家鄉。他覺得自己無臉回去，因為從家鄉帶出來了那麼多的年輕人全部死在戰場上，從此他隱姓埋名，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在大雪天裡被活活餓死。 原西路軍班長王懷文在梨園口戰斗中，被敵人的炮彈片擊中，腰和腿嚴重受傷。在生死存亡之際，遇到了正好路過的老道士徐合德，他冒著生命危險先後5次將王懷文轉移到不同的山洞裡，每天給王懷文送水送飯，敷藥治傷。傷雖然好了，可是王懷文的一條腿卻瘸了，腰也直不起來。王懷文傷愈之後，就在張掖安下了家，結婚，生子。 在西路軍政治部工作的肖成佳在古浪戰役中，全身多處被彈片擊中，衛生員把他從死人堆裡背出來，在經過短暫的逃亡後，肖成佳被馬家軍的騎兵押回老家江西省泰和縣，母親用30塊大洋把他贖了出來，一直在家務農。 在採訪過程中，最讓江寧感動的人，來自王懷文。“他經常跟人家宣傳說，我當了紅軍活下來了。你看和我一塊兒的、那麼多的戰士、干部、英雄都比我早死幾十年了。我活下來了，而且渾身鑽了8個窟窿還沒死掉。” 即使在和平時期，散落在鄉村的西路軍戰士的日子也充滿了動蕩。 “文革”開始後，大部分西路軍流落干部戰士被打成“張國燾的走狗”、“叛徒”。1967年，61歲的原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政委陳昌浩在遭到毒打後服藥自殺，妻子格蘭娜被迫與他離婚後，仍然被投進了監獄，3個兒子陳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處奔逃。陳昌浩死後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揚棄於荒野，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陳昌浩的墓穴裡隻有一個空骨灰盒。 1983年，回到河西走廊的西路軍老戰士、謝覺哉夫人王定國和伍修權分別以個人名義，致信給中共中央，反映流散在民間的西路軍老戰士生活困難。不久，胡耀邦批轉總政治部、民政部、衛生部、人事部，要求他們出台聯合政策，適當給予照顧。此次出台的政策是給每個老紅軍提供免費醫療和每年500元錢﹔另外，將以前頒發的流落紅軍証換為紅西路軍老戰士証。這些舉措令西路軍老戰士揚眉吐氣，挺起了腰杆。 江寧在去採訪王泉媛時發現，她的精神比10年前應啟明去採訪時要好得多。隨著物價的上漲，她的待遇也上漲，不僅享有普通老戰士每年應有的1000元錢，她還享受當地退休副局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據朱玉透露，這樣的政策隻限於個別省份，遺有西路軍戰士的湖北、江西、安徽並沒有執行這樣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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