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格地說，每一個歷史事件在後人看來，都可能成為羅生門，史學家隻能在時光之流的下游去考証上游曾發生的事件，但不可能完全復原。而對大眾來說，歷史真相究竟是什麼樣也許根本不關心，他們更願意看到合自己的胃口的歷史故事。盡管歷史上的張飛文武兼備、形容俊秀，但民間更願意接受《三國演義》那個鞭打督郵、喝退曹兵的莽撞大漢張翼德形象。 就清末四大疑案之一的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案而言，至今史界仍爭論不休，有關他被張汶祥被刺的原因版本很多。有人說是因為湘淮軍的矛盾，太平天國平定後，清廷害怕湘軍做大，任用淮系官員制約湘軍，多年來被視為湘軍禁臠的兩江總督肥差被淮系馬新貽接盤，排斥湘軍勢力，和幫會關系甚密的湘軍中下層軍官買通張刺殺了馬﹔甚至還有人因馬的回教徒身份，把他被刺和湘軍大將左宗棠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亂聯系在一起﹔也有人說馬和張曾都是太平天國的人，馬投靠清廷用兄弟的血染紅了頂子，被太平天國的殘余勢力報復。 一位流浪漢殺死了一個官拜一品的封疆大吏，這事件在任何時代在公眾中都會引起熱議。刺客在歷史上往往是解決復雜政治、社會問題簡捷的路徑，當談判桌、廟堂和戰場上解決不了難題時，有人會想到用這種奇招改變事態的走向，因此豫讓、專諸、荊軻這樣的死士在中國幾千年來歷史裡總不時出現。 刺殺行動謀於密室，行為詭秘，事發突然，因此刺殺在歷史中又屬於最難弄清來龍去脈的事件，刺馬案也是如此。尤其在清末那種政治生態中，司法僅僅是政治的附屬，求索真相往往要讓位於政局穩定，一件刑事案牽扯到清朝高層各種政治勢力，不可能搞個水落石出，一定會辦成葫蘆案。刺馬案就是這樣被當時的司法當局辦成了一件葫蘆案。 事隔一個多世紀，再來看刺馬案，人們關注的更多其娛樂因素。那麼將其演繹成文藝作品，在諸多版本中一定會選擇最具娛樂因素的一種，對人民群眾而言，江湖恩怨遠勝於廟堂是非。是否是湘淮系的矛盾，那是歷史學家關心的事情，人民群眾需要更貼近普通人生活更能反映普遍人性的故事，要足夠離奇，足夠八卦。 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電影《投名狀》演繹刺馬案時，選擇這樣講故事：馬新貽、黃縱、張汶祥原本都是江湖上的結義兄弟，馬投奔清廷位居高官，誘騙了黃的妻子，張為了懲罰背叛兄弟的敗類，懷揣利刃刺馬。高層的政治角力被稀釋甚至是回避了，將這樣一件歷史疑案進行充分的娛樂化解讀，情欲、背叛、凶殺交織，一個故事吸引人的看點幾乎都具備。 《投名狀》這個名字很容易讓人想到《水滸傳》林沖雪夜上梁山、投奔王倫的故事，心胸狹隘的王倫讓林沖去山下殺一個人，以人頭作為投名狀，方可讓其入伙。林沖為了尋求棲身之地不得不去殺害無辜者，自污其面，這對一位品性高潔的大丈夫來說，其內心的痛苦不亞於被權貴的誣陷。依照江湖的規則，王倫此舉並不算過分，因為隻有一起沾血才可能結成利害共同體，才能保障團體的安全。江湖上的團伙從本質上來說無非是社會弱勢者、是邊緣人，個體無法憑明規則保護自己便彼此結成利害共同體，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和朝廷相比他們是弱小的，因此必須有一種類似投名狀的東西維系，投名狀不是普通的商業契約，買賣交割完畢便意味著契約已經履行，兩不相欠，投名狀是一種人身契約，無論是用別人的人頭還是自己的鮮血或賭咒立約，終身不許違約。在江湖世界中，許多東西包括財產是共享的，隻有女人是兄弟們最後的私人物品，尊重兄弟的女人就等於尊重兄弟的最後的尊嚴。所以“朋友妻，不可欺”幾乎成為江湖的鐵規，女人也成為衡量江湖人士義氣指數最簡便的參照系----其他的宏偉目標太虛幻，太不可量化，譬如“反清復明”、“殺貧濟富”之類。關羽成為千古義士的標本人物，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兄弟失散後，他對待劉備兩位妻子的態度符合江湖道義標准。 盡管江湖的世界以信義為首，但事實上江湖上充滿著欺詐和背叛，正因為如此，桃園三結義後，劉關張三人一起創業、接踵而亡太過於稀缺而被千古傳頌，江湖裡更多的是馬、黃、張的故事。----劉備至死隻能割據西蜀，光復中原大業未成，如果他真能光復中原，關、張會不會成為鳥盡後之良弓呢？還很難說。江湖的道義在官府可以給出的暴力和利益相比，實在太過於脆弱，哪怕簽過再多的投名狀，也阻擋不住江湖人士前赴後繼殺人放火受招安。因此，馬是否改換門庭，並非是江湖世界也可以說是民間社會最重要的違規和失德，有時候驅逐韃虜之類的政治性口號僅僅是策略性的，所以如果僅僅隻是馬新貽看到太平天國覆亡後改換門庭，刺殺他的理由還不充分，必須要加一個最簡明、最能被世俗標准公認的理由----佔了結義兄弟的妻子，如此，張汶祥那一刀才能博得後世看客的喝彩。三個結義兄弟中，一定要出現一個女人。 滿漢宿怨也罷，湘淮權爭也罷，這一切屬於廟堂，對普通人來說過於遙遠，舍棄這一切，讓馬、黃、張的關系變成更有看頭、更容易能被理解的兄弟恩怨、江湖情仇，一場歷史上的政治性案件，就這樣被陳可辛烹制成一道娛樂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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