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政治，他不是很擅長，像那些封建社會中的文人士大夫一樣，學優則仕，懷瑾握瑜，理想如虹，但又多有謫嘆。其實，文化與政治並沒有必然的聯系，但在中國卻成了傳統，這在封建末世中陳獨秀的身上，仍有著深刻的銘痕，婦人之慈又根植於心。他的文化成長背景，他的學識結構，與鐵血暴力、革命、政權、機謀格格不入。他性格的爽快剛直，與政治的權謀和圓融難以相容，政治不需要此人的個性與心地，但強烈的愛國心和天生的鼓與呼的才能，又使他在這樣的國勢下不得不與政治發生著親密得彼此不分的聯系，這是中國書生革命家的悲劇，更是陳獨秀的悲劇。在救國欲望的推進下，在救國理想的牽引中，他們難以平靜地走常人的路。但他們似乎更適合於做政治理想的憧憬者，國家藍圖的描繪者和政治主體的催生者。政治並不願意接納傳統式的書生，傳統式的書生也不合適於政治，或許他們不該從幕後走上前台。 更為錯誤的是，在他的孤傲的內心深處，潛藏著“寧為雞首，不為鳳尾”的領袖意識，這使得他不會隨意附和於他人的觀點，他不做攀緣的凌霄花，借政治的高枝炫耀自己。他在“亂黨”的群體中穿行思考，在國之將亡的危機中既走不進也跳不脫。困惑與彷徨油然而生。 他不加入同盟會，但也決不會與革命的同盟會對立，對於一個心存革命者來說，行教育，做策問，是書生政治家們政治行程受阻後潛意識的“退守”現象。此時的陳獨秀便以正常的書生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他除了執教於安徽公學，做國文教師以外，還邀薦劉師培到安徽公學和皖江中學教書，不久，化名金少甫的劉師培又邀蘇曼殊到皖江中學任教。 不僅如此，他還於1906年3月與徽州旅蕪同鄉會共同創辦了“徽州初級師范學堂”，並任該校監學及教育、地理等課程教員。由於陳獨秀、劉師培、蘇曼殊等旅日者的加入，“徽州初級師范學堂”、“徽州公學”和“皖江中學”便顯得東洋味很濃，這又遭到了清政府的指責，稱這三個學校經學科最少，課本多為東洋，有“重外輕內”之嫌，更為嚴重的是，清廷大員汪昌麟視察這三個學校後，竟認為它們是打著修學造業的幌子，把學堂作為亂黨的“護身之符”。為保存國粹計，聲言要對三個學堂進行整頓。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心系興國的“亂黨”難免亂心。但劉師培、蘇曼殊這些志氣相投的書生革命者相伴左右，著實讓他有著太多的心理安慰。他們似乎有著同樣的心理背景和心理感受。 看看到了暑假，清廷大員視察三學堂的報告剛出爐不久，為躲避 “欲來山雨”，為驅散愈積愈厚的心頭愁雲，也為重返故地給自己“充電”，感受東京的革命形勢，陳獨秀與蘇曼殊又一次東渡日本。 短短的假期結束，陳獨秀、蘇曼殊與鄧以蟄由日本乘船回國，閑來無聊，便在船上海闊天空地扯起了山海經。蘇曼殊還沉浸在與日本女友交往的悲傷之中，言語中充滿著憂傷和自豪。陳獨秀了解他的急躁性情，有意挑逗他，便佯裝不信，他一再解說，陳獨秀還是搖頭，他真的急了，突突跑進艙內，捧出日本女友的眾多發飾給陳獨秀看：“仲甫，這可是真的呀！”說著便失聲痛哭，把發飾全部拋入海中。為此，陳獨秀作《偕曼殊自日本歸國舟中》一詩歌以戲謔道： 身隨香船朝朝遠，魂附東舟夕夕還。 收拾閑情沈逝水，惱人新月故灣灣。 回到國乃已是處暑後，三學堂依舊風平浪靜，陳獨秀還做蕪湖皖江中學教員，與劉師培、蘇曼殊、章士釗為一校同事。 半載平和的時光漸漸逝去，但清廷對“亂黨”吳樾等刺殺活動的追究並未停止。1907年春，陳獨秀在科學圖書社與革命黨人的活動被人秘密告發，素來憎恨“亂黨”的巡撫大臣恩銘急令捉拿並欲嚴加懲治。陳獨秀又一次避禍離皖赴日。到東京後，進入正則英語學校學習，與蘇曼殊、鄧仲純同住一間小房。陳獨秀教蘇曼殊學文寫詩，蘇曼殊教他英文、梵文。在蘇曼殊的影響下，他較多地接觸了梵文和印度文化。同年6月，陳獨秀還為蘇曼殊的著作《梵文典》數卷作詩。 對同盟會心存芥蒂的陳獨秀，雖然與在東京的同盟會成員章太炎、張繼、劉師培過從甚密，但有意避談政治，隻是切磋中西學問。他們也知道陳獨秀的秉性，他不會參加同盟會，所以也不言令彼此尷尬的政治話題，權作書生相處。 此時，章太炎、劉師培、蘇曼殊、陶冶公及日本人幸德秋水、印度人缽羅罕?保什等中印兩國革命志士發起成立了“亞洲和親會”，章太炎任會長。該會宗旨為“反抗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該會有著寬泛的入會標准，除主張侵略主義者以外，信仰任何主義的人均可參加。陳獨秀於4月間加入該會，但因這一組織成員復雜，很少活動，隻存在一年多便有名無實了。陳獨秀也深深知道，這樣的組織雖然陣線廣大，但對於急需自救的中國來說，似乎有些遠水難解近渴。他將主要精力又投入到偷閑做學問之中。 但在自己的故鄉，此時革命起義正風起雲涌，六七月間，革命黨人徐錫麟刺殺清廷巡撫大臣恩銘，被捕犧牲，其心被清兵挖出炒食。他與秋瑾共同策劃的浙皖起義也隨即失敗，秋瑾也在“秋風秋雨愁煞人”的悲壯中被殺於古軒亭口。同盟會的領袖孫中山領導的潮州、惠州起義也相繼失敗。 親手操作的政治運動一次次淡淡遠逝，這遠不是自己期望的結果，接近同盟會指揮中心的陳獨秀也當然也會將自己組織的各個政治團體頗有發展的政治團體同盟會暗作比較，他深知同盟會陣營中革命黨人飛揚的革命激情，但是，這些黨團的揮刀起義也不免一次次壯烈而終。似乎所有的革命志士都“咸與同盟”了，他的滿腔熱血，豪情壯志的“熱”換來萬馬齊因喑、同志離散、期功難竟的“冷”，千般努力如細雨沉湖，隻泛起一圈圈漣漪。疲憊中的反思，失意中的回望讓這個從未脫離中國文人性情的痛苦蛻變者尋找到絲絲欣慰。而立卻未立，前行又難行。在這冷與熱的沖抵與消弭中，年屆而立的他不免心生苦悶，意志彷徨。文人的性情在政治世象的無常中逐漸浮顯出來，他開始了憂傷為根歡為萍的表面上的逍遙。。 文學藝術、學術研究，歷來是失意於政治場圍中的文人療救政治傷情的良藥，此時離家去國，客居他鄉的陳獨秀也不例外。潛心致學，這應該是他社會角色的復位，也是政治沖鋒遇阻後的退守，文人的氣質讓他不能政治舞台上飄舉善舞長袖，他隻能離開政治拼爭，將自己放逐到政治的邊緣，遁隱到國學文藝之中，用文藝去自娛自遣自宣泄，用學術去填充政治掏出後的虛空。 作為書生氣很重的革命家，他的身上或輕或重的保持著書生的傲氣，他不願受人擺布而努力保持人格上的獨立。他們即使置身於暗流涌動的政治生活中，也仍然堅持“性情中人”的行為方式，率真、沖動等等，而不能也不會給自己戴上虛假的面具。這是他們作為普通人的優點，更是他們作為政治家的致命弱點。 岳王會的終結是他文人情懷重新顯露的無奈退守。 蘇曼殊?守在側是他閑情復活的重要的條件， 蘇曼殊這個具有中日混血的文學家，能詩文，善繪畫，通英、法、日、梵諸文，有著“詩僧”、“情僧”、“革命僧”的稱號。他1884年出生於日本橫濱，母親是日本人，6歲回廣東香山原籍，12歲去上海姑母家，15歲又回橫濱，第二年剃度為僧。盡管他聰慧伶俐、詩心蕩漾，但是，耳濡目染的語言環境，使他不諳韻律，做不出好詩。陳獨秀與蘇曼殊在1902年發起青年會時相識，感情日深。在日本時，他曾跟隨陳獨秀學詩。被陳獨秀稱作“絕頂聰明” 、“天分高，善穎悟，又很勤奮”的詩才。詩詞酬唱，文事互助成了他們交往的主要內容。 這個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蘇曼殊的愛情經歷對陳獨秀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 此時的陳獨秀想在東京潛心鑽研學術，打造學業。即使在1908年秋回國短暫度假，他也把絕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到杭州探親訪友上，有意回避政治。雖也有公開活動，也隻是應邀參加了安徽教育總會秋季大會，在開幕式上作了倡言改良教育的講話。他無意關注中國如火如荼的同盟會的革命實踐，更不會投身進去。很快，心牽學業的他便從中國重返日本，住東京神田猿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壽館，依然繼續他的書生生活。 寄情山水，物我兩忘也是隱者向往追求的絕佳境界。對於這個政治的失蹤者，山光物性也絕對是一個不小的誘惑。日本的日光山名勝華嚴瀑布，就留下了他放鬆身心的足跡。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水有靈性，自然也激發出了他的創作靈感，為觀瞻佳美造化作了《華嚴瀑布》詩十四章，在贊美瀑布麗景之中宣泄出了內心的不快。詩中真義依然有著兩年前“我心惻惻沒來由”的莫名淒傷。 在他的詩中，日光山群峰是皺著的長眉，華嚴瀑布垂著“百丈淚”，有生者對死者的憑吊，有“知音復幾許”幽嘆，有“置筆淚沾臆”的傷悲。他在與華嚴瀑布作靈魂和精神的對話，與其說是對話，不如說是獨白。這與無生命者的獨語，是他內心深處的“不是幽人不得知的情懷的充分流露。 學人相訪，切磋學問，是他文人生活中的一種不可缺少的方式。研究國學，是他與文人墨客互相學習的主要內容。一天，陳獨秀造訪設在東京的《民報》社館，拜會同盟會喉舌主筆國學大師章太炎，當時錢玄同、黃季剛在坐，聽到有客人來訪，恐有不便，就躲進隔壁房間裡，裡外隻隔著兩扇紙的拉門，如處一室。陳獨秀與章太炎縱論漢學發展，談到清朝，並列舉漢學名家，多在安徽江蘇兩省，當提到湖北，說那裡未出過大學者，章太炎也附和著如此說，這時國學深厚脾氣乖僻的湖北人黃季剛氣憤不過，忍不住大聲回答了二人的對話：“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章陳二人的學理談話無意間傷及他人，遭到搶白，聞聽此言也覺尷尬，索然掃興，陳獨秀隨即告辭。 1909年3月，陳獨秀遷居江戶，與蘇曼殊、鄧慶初、鄧以蟄常常聚首。該年初春，蘇曼殊在一次演奏會上與調箏女百助楓子相識相愛，為她拍下許多照片寄贈好友們，但最終沖不破清規戒律。自從他芒鞋破缽，皈依佛門後，便常常在靈與肉、佛與魔的沖突中掙扎，陷入難以言喻的矛盾之中，密友陳獨秀成了他最好的傾訴對象，他寫了《本事詩》十首，向陳獨秀和盤托出淒苦、復雜的心情。“我亦艱難多病日，那堪重聽八雲箏。”“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多愁善感的蘇曼殊，欲愛不能，欲罷不忍，心靈上的痛感，隻能借詩歌傳遞友人以排遣。 形體如閑雲野鶴、內心有愁雲慘霧的陳獨秀，自然也為友人的情感困厄而產生了共鳴，他於是和詩十首，深沉地抒發了自己的悲憫和哀怨。隱隱流露出的壯志豪情卻浸染了難以化解的苦澀。他開導自己的朋友：“一柱一弦親手托，化身願作樂中箏。”“相逢不及相思好，萬境妍於未到時。”但和詩更多的還是傾吐自己胸中的塊壘，表達了信仰和追求： 湘娥鼓瑟靈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 誓忍悲酸爭萬劫，青衫不見有啼痕。 丹頓裴倫是我師，才如江海命如絲。 朱弦休為佳人絕，孤憤酸情欲語誰？ 慵妝高閣鳴箏坐，羞為他人工笑顰。 盡日歡場忙不了，萬家歌舞一閑身。 詩中提及屈原，自見他內心報國無門的苦悶與孤憤，比及白居易，自不會做自哀自憐、淚濡青衫的江州司馬。詩中他還將才學恢宏、命運多舛的但丁和拜倫奉為導師，雖然現實中有種種無奈和失望，但仍保有不滅的政治理想。他慵妝高坐，自娛自了，不取媚於他人，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特立獨行，孤直高拔，在萬般喧囂中竭力做一個清閑而有雅趣的人。 11月14、15日，清朝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死去，幼帝溥儀繼位，決定次年改元“宣統”。宮廷的巨變刺激了國內的革命者，他們又開始加緊活動，這一變故，對長期在情緒的谷底隱伏、徘徊的陳獨秀來說，未嘗不是一個好機會。 1909 年10月，陳獨秀從日本歸國，暫居杭州。這時，與他隔別十年的大哥陳慶元在東北因肺病客死沈陽的噩耗轟然傳來，這個青少年時代對他影響巨大堪稱亞父的大哥溘然早喪，的確讓他驚惶悲絕！山遙遙，水迢迢，他立即倉促北上，到沈陽與兄長作生死一晤，少小兄弟長相聚，今朝生死兩茫茫！墨淚融合、長歌當哭，為悼念兄長，他在沈陽寓宅悲作五古長篇詩《述哀》。詩歌情促辭工，似為訃告，他分寄與友人，後又跋山涉水親自護送大哥的棺木返回故裡。親人遠逝，忽失手足，生時相隔難相見，死後咫尺亦天涯。情深義重、有長者之風的大哥的去世，讓離群於政治場上的陳獨秀痛徹心扉，備感孤苦，人生短暫命如絲的強烈感慨油然而生。這首哭兄喪詩讀來抑郁蒼涼，摧肝裂肺！ 詩作回憶了兄長生前與自己的相處往事，對自己的才學積累的影響和幫助，抒發了兄長身後留給自己的痛苦，感嘆母逝兄歿，人命危淺，手足緣薄。 歷經變故的清廷似乎依然穩泰，葬完兄長，陳獨秀又開始延續著在日本的生活模式。 為自己的人生理想，陳獨秀常常游離於自己的家庭之外，自從母親去世後，他很少回家，缺失著本有的家事天倫。他與妻子高曉嵐很少在一起，二人情致、才識、個性本就有著天淵之別此時更是人疏情薄。在妻子高曉嵐的心中，丈夫陳獨秀是一個思想怪異的另類，在丈夫陳獨秀的眼中，妻子高曉嵐是一個鏽漆斑斑的古董。長久的分別，換不來夫妻的相悅。陳獨秀的政治活動，難免多次遭到官府的查抄，陳獨秀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喪門星”。她夢想勸丈夫安守本分，莫犯抄家滅門之罪而累及全家。妻子做夢也沒想到父親為她選擇的郎君，竟墮落成了清廷勒捕的嫌犯。在陳獨秀的理想中，在外屢遭通緝追捕，回家如果能夠得到妻子理解與安慰，也能使疲憊的心稍有小憩，沒想卻常常遭到妻子的數落與怪罪，這使他對這個本就不中意的舊式婦女更加嫌惡。 勤務家事，哺養子女的妻子指責丈夫不知益家反害家，而這個恪守封建婦道的妻子不知，她正在陳獨秀的“惡俗”之列。由此家庭失和，充斥著口舌之爭。 無休止的爭吵，漸淡的感情，高、陳兩家的指責，異分已是難以避免的了。 就在陳氏夫婦關系遠散的過程中，高曉嵐的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走進了陳獨秀的生活。 高曉嵐母親死後，高登科的續弦亓氏於1885年生下了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眾，又名君梅，小陳獨秀6歲。高君曼與姐姐高曉嵐生活環境不同，她是生父生母的掌上明珠，從小嬌生慣養，少有挫折，受教於家庭教師，知書達理，思想開闊。在性格上，她活潑開朗，干練洒脫，熱情奔放。曾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就讀，思想進步，見識廣博，並熱愛文學，特別愛讀陳獨秀發表在各報刊上的作品，對姐夫很是仰慕崇拜。 她身材高挑，時裝新潮，一頭短發下，明眸皓齒與微露的笑容，處處顯示著清麗恭良的新式女性特質。在二人的交往中，妻妹滿腔的熱情，新穎的思想，不凡的談吐，讓陳獨秀耳目一新，很快兩人便覺相見恨晚。 後來，高君曼尋找機會，借著各種理由與陳獨秀單獨接觸，或促膝談心，或小徑漫步，交流思想、熱烈討論。當時，陳獨秀常常去藏書樓發表時事演說，高君曼便常常去那裡閱讀進步報刊或聽姐夫演講。 起初，二人朝夕相處地探討學問，在傳統的倫理觀念裡，人們幾乎不敢設想會發生什麼。這種思想，當然也包括恪守傳統的高曉嵐。她甚至認為，親戚之間往來的加頻與感情的加深，總不是一件壞事。 探討、約會。情感，在兩人的一愛一慕升華著。 當他們難割難舍的沉醉有所昭露時，一個難題便擺在了這個封建家族的面前。兩個性情剛烈的叛逆者的出現，使得最終結果隻有兩種：打破或者扼殺。 對於已決定隨時因家族壓力雙飛遠遁的二人來說，扼殺已漸次的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繼父陳衍庶甚至以“退繼”相威脅，但陳獨秀根本無意繼承其遺產，陳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無濟於事。 鄉鄰的傳說沸沸揚揚，陳、高兩家嚴厲指責。但二人並不在乎，我行我素，毫無所畏。 妹妹與丈夫的日漸親密高曉嵐看在眼裡，疼在心裡，封建的規訓使她隻能將痛苦深埋心底，暗自嘆息落淚，履行著無愛的妻子職責。 陳獨秀與高君曼的“自由戀愛”在眾人的非難中達到了感情的飽和點。 1909年年底，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在杭州與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封建的權威已無能為力，陳獨秀與高曉嵐的夫妻關系已名存實亡。 對這一“喜新厭舊”之舉，當事者自得其樂，文朋騷友亦嘆為觀止。陳獨秀與其妻妹的俠膽溫情在“眾數”那裡“有傷風化”，而在“少數”那裡則無疑是一個壯舉。 31 歲的陳獨秀在陳高兩家一片反對和譏諷聲中，與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結為伉儷，與家庭中斷了關系。革命的波折，沒有愛情的婚姻，使得陳獨秀沉浸在婚姻自主與愛情滋潤的巨大幸福之中，二人相敬如賓，偕友人“徜徉在湖山之間，相得甚歡”。此時的高君曼，一身入時的江南裝扮，亭亭姿秀，綿綿溫雅，時常伴隨陳獨秀出訪高朋，聽琴瑟互答，過著美好的隱居生活。陳獨秀為此還寫下了感懷20首，其中一篇寫道： 委巷有佳人，顏色艷桃李。 珠翠不增妍，所佩蘭與芷。 相遇非深恩，羞為發皓齒。 閉戶弄朱弦，江湖萬余裡。 九年奮斗中的苦悶、寂寞、不滿現實與對未來的期待，交織著與佳人相娛的幸福及報國無門的悲慨與惆悵，同時也表達了他無意逃避現實，積極投身革命的入世精神。 這畢竟是陳獨秀一生中安然自得的最美好的時光。 1910 年春，陳獨秀在杭州陸軍小學堂任歷史、地理教習，佳人新得，意氣風發，他曾得意地在致好友蘇曼殊的信中說：“公遠處南天，有奇遇否？有麗句否？仲現任陸軍小學堂歷史地理教員之務，雖用度不豐，然‘侵晨不報當關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詩賀我乎？”他所到之處，廣結文朋詩友，通過杭州陸軍小學堂教習劉季平結識了沈尹默。西子湖畔，陳獨秀與劉季平、沈尹默、馬一浮、謝無量等江南文人雅士，詩酒相娛，互相觀摩，逸情滿懷。這種在“往來無白丁”的雅境中的應酬是高曉嵐所不能倫比的。高君曼贏得了友人們的交口稱贊，汪孟鄒曾夸贊她是“女中豪杰”。陳獨秀得意於娶了個才貌雙全、志同道合的侶伴，有著“佳人進美酒，痛飲莫踟躕”狂放與歡暢。他寫的《靈隱寺前》一詩正表達了那種把酒臨風的愜意： 垂柳飛花村路香，酒旗風暖少年狂， 橋頭日系青驄馬，惆悵當年蕭九娘。 章士釗在回憶陳獨秀與高君曼在杭州這段美好的時光時曾有詩贊道： 三月江南噪陽春，勝友連翩六七人， 最是懷寧陳仲子，平生思歸邁蘇程。 二人棄家出走並自行成婚，被兩家視為大逆不道，高家認為姐妹同嫁一人禮教難容，遂逐出家門，不認為女，繼父陳衍庶更視二人為敗壞門風，比參加革命黨更難容忍，揚言永遠不許他們踏入陳家大門。高曉嵐成了被同情的對象，高君曼與陳獨秀成了苦難的制造者。就連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對他們二人的結合也深為不滿，成了後來一直難以開解的家庭疙瘩。雖然他們兄弟二人對繼母及父親的成見難以釋懷，但是高君曼始終都以母親般的愛去關懷著母親，至少他們還是姐姐的兒子，她的心裡也至少明白是自己傷害了他們的媽媽，自己的姐姐。 高曉嵐這位善良的舊式婦女，恪守婦道，嫁到陳家33年中，生育了延年、喬年、玉瑩(筱秀)、鬆年等子女，她總是穿著藍布長褂,寬大的褲腳管,用繩子扎得緊緊的。自從丈夫掙脫了婚姻的羈絆,她隻有做封建婚姻的犧牲了,悖逆傳統道德的雙方一個是自己的丈夫，一個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她能有什麼辦法呢？雖不滿丈夫行為卻忍辱負重，上孝公婆,下撫子女,於1930年9月9日，郁悶於胸，積勞成疾，在安慶亡壽終於第55個春秋。 高曉嵐去世後，高君曼帶著兩個孩子為姐姐奔喪，雖時光匆匆，二十多年過去了，但在陳家一年多的時間裡，陳氏家族對她仍耿耿於懷，鄙恨難泯。 陳獨秀率真質朴的性情，使他身邊總多有良友。在杭州陸軍小學教書時，與早在東京成城學校時就認識的劉季平很好。劉季平才識過人，又義氣干雲，蘇報案發後，被捕入獄病死後的“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被棄之荒塚，他冒死將鄒容遺體偷運到上海華涇入葬，人稱“義士劉三”。 有一次，劉季平宴請沈尹默，酒後沈尹默回寓所即興寫了一首五言古詩，第二天送給劉季平指教，劉季平將它張挂在牆上，被來訪的陳獨秀看見，就問沈尹默是何許人。隔了一天，陳獨秀徑直造訪沈尹默，一進門，就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素昧平生，就臧否他人，這種坦率給了沈尹默當頭棒喝，因受到這樣的刺激而從此發憤鑽研書法了。陳獨秀當時的音容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幾十年後還如在眼前。從此，沈尹默便與陳獨秀成了良友。 此後一二年間，陳獨秀差不多每天都偕同沈尹默、劉季平幾個人到馬一浮家裡聊天，一起青梅煮酒，時常作詩。在他們中間，陳獨秀似乎更多了一種愛好，那就是在作詩吟月或酒醉飯飽之余，每天總要獨自寫幾張《說文》上的篆字，始終如一，運筆不輟，顯示了讓人感佩的恆心。 陳獨秀這個意興遄飛的書生，在江南的風月中雅致濃厚，他每天練練書法，讀讀《說文》，研究甲骨文，還寫作並發表了《說文引申義考》等文字學著作，過著文友日間聚、紅袖夜添香的詩意生活。這種遠離政治，不思國事的生活讓他有著某種輕鬆，雖然他自言“感憤極多”，但也承認“作詩不少”，他積聚並壓抑在內心深處的詩意才情在這種輕鬆中得到了很酣暢淋漓的釋放。他著筆於“清泉漱石齒，樹色暖碧空”的山水物象，陶醉在 “烹茶自汲水”、“人行鬆澗中”的清幽生活。《游韜光》、《游虎跑》、《詠鶴》、《寄士遠長安》、《雪中偕友人登吳山》、《杭州酷暑寄懷劉三沈二》等等都是他寄意達情的工麗詩作。 特別是《詠鶴》這首托物言志詩，更是他得意之余難抑失意的上浮： 本有沖天志、飄搖湖海間。 偶然憩城郭，猶自絕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雲共往還。 道逢王子晉，早晚向三山。 不僅如此，他還作了組詩《存歿六絕句》，悼念亡友吳孟俠、何梅士、汪仲尹、熊子政、章谷士、葛循叔、和存友趙伯先、章行嚴、孫少侯、鄭贊丞、江彤侯、蘇曼殊，並將信抄寄給蘇曼殊。結識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組詩對死者的惋嘆，對生者的贊美，融於存與歿的組對中，顯示了摯友們的特征與卓越，寄托著對往事，對舊友的追思。能有追憶之人，又有追憶之時，可見此時陳獨秀避出政治的悠閑了。在這一時期，那動輒寫長篇組詩的創作力度，也是他遠離政治，自我麻醉的最好注腳。 1910年的蒼茫冬日，陳獨秀又創作了五律組詩《感懷二十首》，抄寄時任《民立報》編輯的友人，其中兩首得以發表。這組詩起溯上古、縱論中世，感世憂時，抒發了他多年奮斗中的苦悶寂寞，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對未來的期待等各種復雜的情懷。
他在釋放宣泄，也是在隱忍積聚，彷徨中，他隻有將“光明冀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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