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的雙重焦慮一是大國焦慮，二是苦難焦慮。 首先，無論是歌中唱的還是歷史書上記載的，中國都是文明大國文明古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在早期的世界觀也就是天下觀中，中國就是全世界，就是聯合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統天下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夢想，天下一統，即天下太平，國越大越好，人民越多越幸福。 我們不知道是人民的夢想膨脹出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還是帝王的征服欲擴張出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土，三代之時中國人創造出一個動物形象，就是饕餮，它無限度地吃喝，食人也不咽，最後傷及自身，這個動物就是早期的中國自畫像，帝王們被欲望中燒，除了征服女人就是征服土地，真個是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惡人竟折腰。 最後形成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動蕩循環。 這裡要說到的是，皇帝本人的多重焦慮，一是對國家的焦慮，中國歷史上的主要敵人多在東北或西北邊，從長城的修建就可以看出中國的國家敵人是如何強大，必須依賴長城來維系安全，這種巨大的焦慮摧生出長城的誕生，另外就是戰爭，隻要條件許可，就向長城外的敵人展開殊死的戰爭，一些帝王用和親的方式來實現中國與邊地國家之間的和平。皇帝們還有的焦慮就是對家族繁衍與繼承的焦慮，對權力安全與焦慮，對天氣與民眾造反的焦慮。而民眾造反多與天氣反常有關，所謂中原大旱，天下大亂，所以，皇帝們祭天地祭山川，修龍王廟，為的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中國皇帝最宏大的心願是平天下，天下不平，國家就不會永遠和平，所以平天下的根源是國家安全焦慮。明朝派鄭和下西洋，為的不是經濟目的，而是宣威，要向全世界宣示自己的威力或皇恩浩蕩。 毛時代將中國劃出階級，將世界也劃成三個世界，主流世界他統一不了，他的目光就限定在第三世界，並通過馬主義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有名言：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自己的國家窮困得餓死數千萬，但國際間的好人好事還得做，要與蘇俄爭雄，老大做不了，做個不低於老大的角色總算可以的。 這是一個貧病弱散的大國，但它卻有著世界情懷與世界級的焦慮綜合症，相當大的國力被用在這種心態之病上了。無形的長城其實一直在修，不能成為風景，也難以成為文物，但它卻昂然矗立著。 與大國焦慮相對應的，是難國焦慮。 中華民族苦難深重，這句話每一個人都會認同吧。 1840年西方列強用船堅炮利敲開了中國大門，中國人開始覺醒了，中國人也開始受難了，受誰的難？受西方的難。 其實中國人如果沒有西方文明介入，沖擊，也一樣受苦受難，西方文明進入中國，其實是來得太遲了，早一些打擊這些圈地為王自以為是的王朝，中國社會就早一天文明早一天進步早一天發展。對比一下太平天國與其它國內動蕩，西方軍隊進入中國可以說幾乎是文明之師了，他們殺了多少平民百姓。而太平天國卻殺了多少無辜生靈？西方列強更多地是針對當時清政府的，打的也是請政府，清政府平等的條約不簽，最終隻好在戰敗之後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這首先是一個王朝的恥辱，其次才是民族的恥辱。 從這段歷史開始，中國人開始就有了受難的感覺，中華民族成了受西方強加苦難的民族，無論是虎門還是圓明園，都血淚斑斑地敘述著那段苦難經歷。有苦難就有仇恨，有仇恨就會有復仇的心態，就會有復仇的焦慮。 教科書們讓中國近百年史寫成了苦難史，寫成了因西方而造成的苦難史，這下好了，中國人仇恨西方成為一種固定心態，成為固定焦慮，當然還包括後來的日本。 中國人的雙重焦慮因此成型，一是因自大而成的大國焦慮，一個是因近代苦難而形成的難國焦慮。這雙重焦慮在看不清世界與歷史的一些青少年們身上表現得最為充分，他們一方面覺得自己是大國之民，可以藐視世界，仍然持有天朝遺民之心態，另一方面，老子被人家打過，欺侮過，我是要報仇的。 雙重焦慮直接造成雙重失態與雙重病態。 一是大國之病，既然是大國，卻又是病弱之國，又沒有進入政治文明的范疇，所以不能盡重大國際責任，而對那些國際道義正義，卻冷言冷語，甚至以政府小主權違背人類大正義。一些人站在薩達姆一邊，為國際獨裁政權幫腔、同情，就是這種病態的表現。而這種病態也直接造成對美國主首的國際正義力量的一種敵視，認為美國僅僅是為石油而不是為正義而戰，漠視人類正義力量與正義價值。 第二是深仇大恨，無邊的仇恨。 當民族的遭遇西方的，逢西必反，如果是西方的遭遇日本的，逢日必反，日德女足賽，本為正常的一場比賽，無涉政治，可球場上卻一邊倒地支持德國，希望德國勝利。近代中國祖先們沒有可供後人繼承的遺產，隻將他們被打的仇恨傳給了當代中國人，當代中國人持有這張仇恨通行証，就可以名正言順地仇恨他們覺得應該仇恨的人們，對方現在做惡沒有，全然不管，帳，永遠記在他們祖先身上。 無邊的仇恨，使中國人得無邊的憤怒，也成為無邊的病態。 沒有現實自覺性，也沒有歷史的理性，是這些憤怒青年們的共同特征，而塑造他們心智的，是媒體與教科書。這些青少年們的視野沒有超越集團媒體與中小學教科書，是造成中國情感與思想悲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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