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中國曾經掀起過無數次政治、經濟和文化運動，幾億中國人的命運隨著幾十年的運動而上下起伏，多達數千萬人因而死亡，整個國家動蕩不安。 《共產黨在中國》系列節目推出《1949之後》，介紹1949年以後各種運動的前因後果，記錄中國人幾十年的運動經歷，以史實講述歷史。今天為大家介紹《反右“陽謀”起因》。 1957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展開了一場“反右運動”。中國官方說，當年的右派分子借給中共提意見幫助中共整風之機攻擊共產黨。毛澤東說，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他們要“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毛澤東還說：“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於是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被迫起來反擊右派的進攻。最後，“反右運動”以幾十萬人被打成階級敵人而結束。 事實究竟如何呢？ 三個重大事件 1956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了三個重大事件，對中國的這場反右運動產生直接影響。 第一件是1956年2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會上揭露和批判了前蘇共領導人斯大林殘酷打擊異己和大搞個人崇拜的問題。這對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二件是東歐共產黨國家波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1956年6月，波茲南機車車輛廠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資，結果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工人走上街頭，並且喊出了“俄國佬滾回去”的口號。後來，抗議雖然受到血腥鎮壓，但是還是以改革派領導人哥穆爾卡重新上台結束。 第三件是“匈牙利事件”，發生在“波茲南事件”即將結束之前。1956年10月22日和23日，受到波蘭人鼓勵的另一個東歐共產黨國家匈牙利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舉行集會，反對匈牙利遵循蘇聯的模式，反對蘇聯控制。以1萬多名大學生為首的幾十萬匈牙利人在首都布達佩斯舉行游行，高呼“俄國佬滾回去！”。在壓力之下，被蘇聯整肅掉的改革派領導人納吉復職。 但是蘇軍大規模入侵匈牙利進行武裝干涉。納吉在11月1日宣布匈牙利中立，並且請求聯合國幫助保護匈牙利的中立。匈牙利人在首都布達佩斯頑強抵抗了蘇軍的進攻，但是沒有能夠阻止蘇聯17個師的20萬大軍。結果，大約兩萬名匈牙利人傷亡。20多萬人逃往西方。納吉後來被處死。 佔據毛頭腦的是階級斗爭 這三件大事使毛澤東聯想到中國的局勢。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講座教授吳國光博士說：“1957年開初的時候，形勢對毛乃至整個中共是不利的。根據中共中央的文件，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中國全國發生罷工1萬多起，發生罷課1萬多起。” 中國當代史專家丁抒說：“從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佔據毛澤東頭腦的是階級斗爭，鞏固政權的問題。在11月間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他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所以，毛澤東的思想就是集中在要把中國的反革命都搞掉，以避免出現像波蘭和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問題。”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蘇共二十大的台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 毛澤東1925年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的第一句話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1956年，毛澤東所說的“螞蟻”是誰呢？ 在1957年1月的那次會議上，毛澤東說得很清楚：“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我們裡頭有他們的人，......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毛澤東在會上把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歸入資本主義工商業者的階級，當時大約有800萬人，“是知識比較高的階級，要把它們的政治資本剝奪干淨”。 統一意識形態 毛澤東沒有認為當時罷工的工人和罷課的學生是中國的“螞蟻”，而是把矛頭指向了並沒有鬧事的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這其中有更深層的原因。 1956年之前，中共的土改運動剝奪了地主的土地和人身自由﹔鎮反運動鎮壓了一切可能通過武力反抗共產黨的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剝奪了企業主的財產控制權。毛澤東下一步想干什麼呢？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博士認為：“把一些政敵，就是國民黨這些政敵弄下去以後，1956年工商業改造就是生產資料的國有化。下一步就是思想的國有化，也就是說，要統一意識形態。” 然而，要統一意識形態，有頭腦的知識分子並不容易對付。毛澤東早在1925年12月發表在《革命》半月刊上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就把知識分子分為三類：一類是“反動知識階級”，包括一部分留學生和一部分大專院校教授和學生，屬於大資產階級﹔第二類是多數“高等知識分子，包括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生，屬於中產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以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第三類是“小知識分子”，包括中學生、中小學教員，屬於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朋友”。 從這裡可以看出，知識層次越高的人，毛澤東越不信任，即使是知識層次最低的“小知識分子”，充其量也隻是“朋友”而已。 一步步拋棄他們 中國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姚監復說：“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原文認定，反動派知識階級為大資產階級的附屬物，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的教授和學生乃極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運動之死敵。中產階級右翼的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和學生一定變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為我們的敵人。” 香港《開放》雜志主編金鐘2003年在《回首十年說批毛》一文中記述了他採訪曾經擔任毛澤東秘書和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的情況。金鐘寫道：“他說，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說過，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斗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1947年10月27日由中共副主席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陰謀的指示》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 毛澤東在審閱這份文件時加上了一段話說：“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 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一封電報中說：“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後，要像蘇聯、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共以外，所有政黨都離開政治舞台，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丟掉幻想，准備斗爭 但是，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回電說：“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認為，中國各在野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他們反對國民黨集團，它們還將在很長時期內存在。” 斯大林的意見迫使毛澤東放棄了很快就拋棄民主黨派的想法。但是，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博士認為，毛澤東早就有一個扼殺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戰略藍圖。 陳奎德說：“在1949年，他在《丟掉幻想，准備斗爭》一文中間已經非常敏感地把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劃為美國人‘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所矚望和經常企圖爭取的’人，從而已經把他們打入了懷疑和整肅的范圍之中。毛澤東這裡所說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實際上就是‘自由主義者’。所以很早毛澤東就要在中國要把所謂的‘民主自由主義者’，也就是自由主義，要把它扼殺在中國的政治版圖之外。這是他預定的一個戰略。一個大體上的藍圖是有的。”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說：“現在我們跟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搞得很緊張，他們惶惶不可終日，很不滿，......失業的知識分子、失業的工人也不滿意我們。”毛澤東說，要改善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通過舉辦各種大學和使用知識分子使他們不反對我們”。 毛澤東強調：“......不應四面出擊，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 對於工人、農民，毛澤東的目標是要爭取他們擁護共產黨，但是他顯然對獲得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擁護沒有多少信心，也並沒有想在這方面努力。對於他們，毛澤東最多是希望他們“不反對我們”。 體力勞動腦力勞動密切合作 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中共黨內對於知識分子的看法出現過分歧。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指出，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報告第一次提出，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1956年2月到3月間，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第五次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指出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但是，在1958年3月，毛澤東說，中國當時還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余和資產階級右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 由於毛澤東對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長期看法，在1957年發起以他們為對象的“反右運動”就不足為怪了。 於是，從1957年3月開始，毛澤東開始實施打擊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計劃了。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顯然使用了兩手策略。一方面，毛澤東提出黨內整風。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吳國光博士說：“本來是准備1958年搞整風的，毛就在57年3月份就說要搞整風。”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毛澤東表示希望黨外人士幫助中共整風，態度極為誠懇。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談了准備整風問題，強調要繼續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說，要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 接著，毛澤東開始南巡，到處鼓動“鳴放”、提意見。丁抒說：“在3月份，他一路上從北京到天津，到濟南，到南京，到上海，到杭州，一路就講，他說，“我一路上成了‘游說先生’”，就是鼓動“鳴放”。......開始很多人還不敢說話嘛。但是架不住千呼萬喚啊，於是有些人就慢慢開始敢說話了。”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開始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 4月30日，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談話，希望各界人士提出批評，使共產黨的作風真正得到改進，進一步完善領導制度，妥善解決黨與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矛盾。 在另一方面，毛澤東磨刀霍霍。早在整風和“鳴放”之前，毛澤東就已經設好了圈套。中國當代史專家丁抒說，毛澤東在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上說：“各省要開群眾大會、演講會、辯論會，展開爭論。有屁讓他放，不放對我們不利。放出來讓大家鑒別香臭。大家認為臭，他就被孤立了。不要怕鬧，鬧得越大、越長越好。”他又設定了具體的數字，大省5萬，中省3萬，小省1萬，准備他們鬧事，年終結帳。全國二十幾個省市，合起來也就是 100萬左右，而最後被定為極右派分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的果然就是100萬。 事情正在起變化 當時，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刊登“鳴放”言論不積極，影響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計劃。毛很不滿。 中國當代史專家丁抒說：“開始鄧拓還不肯登嘛，就是《人民日報》社社長。毛澤東有一天把鄧拓、胡績偉叫到他的臥房裡，坐在床上，按照胡績偉的說法就是像罵孫子似的罵鄧拓。毛澤東就很憤怒。我到處講的話，你為什麼就不登？鄧拓隻能乖乖地聽著，回去就說，登登登，一字不改，全都登，所以從4月底開始到5 月初開始登‘鳴放’言論。這個時候還沒有敢說很激烈的話，批判中共的。” 5月15日，毛澤東寫下了殺氣騰騰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他在文中指出：黨外知識分子中右派大約佔1%、2%、5%到10%，黨內一部分知識分子新黨員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兄弟。 毛澤東特別點到民主黨派、教育界、文學藝術界、新聞界、科技界和工商界。他說：“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後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新聞界右派還有號召工農群眾反對政府的跡象”。 毛又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毛澤東還寫道：“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 中國當代史專家丁抒說：“5月15號，毛澤東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沒有馬上向全國散發，但是在高層內部散發了。最晚在5月18號，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就已經得到這個信息了。大概在5月21、22號，中央廣播事業局就傳達了這個內容。大概在5月25號左右，清華大學黨委就已經得到這個報告了。所以在5月15號以後的“鳴放”都是在勸誘的情況下，引導的情況下逐漸逐漸放出來的。當然言論是有逐漸趨向激烈的情況，就是對共產黨的批評越來越大膽了。” 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 5月14日到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報導當前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要求各地的報紙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 5月1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對待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強調說：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毛澤東要求暫時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暴露反動面目，要逐步孤立右派。 與此同時，從1957年5月中旬到6月間，中共中央統戰部先後幾十次召集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人士和各界人士舉行座談會，鼓勵大家“鳴放”提意見，要把這些人暴露出來。 丁抒介紹說，毛澤東早在4月份在一次會議上就說：“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我們要放，要硬著頭皮讓他們攻。讓他們攻一年，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共產黨要讓他們罵一下子，讓他們罵幾個月。有些知識分子害怕‘放長線，釣大魚’，有人說，放長線，釣大魚有一點道理。我們主張放。這不叫‘誘敵深入’，這叫‘自投羅網’。 不幸的是，中國的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此時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向毛澤東撒開的“陽謀”大網裡頭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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