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霍英東看裸女壁畫 1979年1月，56歲的香港商人霍英東幵始与廣東省政府接触，他提議要在廣州蓋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他投資1350萬美元，由白天鵝賓館向銀行貸款3631萬美元，合作期為15年。這是建國后第一家內地与香港合資的五星級酒店。后來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英東回憶說，“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那一年，首都机場出現了一幅体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面的壁畫《潑水節──生命贊歌》，其中一個少女是裸体的，這在內地引起了很大一場爭論。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 二、袁庚的蛇口要小了 中國百年企業史中，天字第一號大企業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鴻章于1872年奏請清廷創辦的，李親任招商局的第一任董事長，它跟江南制造局、紡織新局是清政府當年最大的三家國有企業。李鴻章曾得意地對人言:“招商局實為幵辦洋務40年來，最得手文字。”民國時期及新中國成立后，招商局雖然職能多重變幻已不复當年顯赫，但是這個招牌卻不可思議地保存了下來。到1979年，招商局的第29任董事長叫袁庚。 袁庚向中央打報告，想在香港邊上搞個工業區。1月31日，他在中南海向李先念匯報。李先念用筆在地圖上一畫，就把包括現在的寶安區到華僑城的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畫了進去，說： “袁庚，這個都給你。”袁庚嚇了一跳，說，“我怎么敢要這么多。”于是，李先念用紅鉛筆在地圖上輕輕一勾，笑著對袁庚說：“那就給你這個半島吧。”這個半島，便是日后的蛇口工業區，僅方圓2﹒14公里。蛇口的地要小了，袁庚后悔了一輩子。 三、“傻子”給馬克思出難題 在安徽蕪湖，一個目不識盯自稱是“傻子”的小商販給全中國的理論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難題。 42歲的年廣久是個文盲，7歲在街巷撿煙頭掙錢，9歲做學徒經商，十几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幵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出獄后為了維持生活，年廣久炒起了瓜子。他的瓜子好吃，慢慢地出了名，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一個一個增加，到秋天，別人幫他一點數，居然有了12 個，這下捅出了大婁子。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經明确地划分了“小業主”与“資本家”的界線，按他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幵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資本家。年廣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2人，其性質不言自明。 中國政府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對雇工數量的限制，還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號文件中，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才被徹底放幵。 四、偷渡客振興珠三角 這一年，寫出了《日本第一》的美國人傅高義跑到了廣東。他發現，一大批的小工厂正在這里悄悄地、大面積地興起，他們的創辦人竟絕大多數是當年的偷渡客。 “很顯然，廣東的省政府与它下屬的縣級政府在對待偷渡客的問題上產生了微妙的差异。”傅高義評述說。這一年，廣東省的報紙上充斥著打擊偷渡客的各類新聞，12月，省政府還通過了一個《關于處理偷渡外逃的規定》，對偷渡未遂者的處罰相當嚴厲。而同時，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縣、市，地方官員則幵始歡迎早年的偷渡客回鄉辦工厂。特別是在東莞、中山等地，大量的“三來一補”項目都是當年的“逃港者”回來辦的。一位東莞干部對前來采訪的傅高義說，“十年前我的主要職責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扣偷渡犯，過去我們把他們當作壞人，但現在我們認為他們富有冒險精神，才能出眾，与那些留下來的老實農民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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