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3月，受台灣法鼓山人文基金會的邀請，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代表團一行12人先后參觀和訪問了台灣的法鼓山佛教基地、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新竹清華大學等文化机构。作為代表團的一員，在短短一周時間里，我最感振奮和難忘的是台灣的公民社會。 環保領域中的公民精神 台灣是一座綠島，森林覆蓋率高達52%。這不僅因為台灣當局對于森林有周密而切實的法律保護，更重要的是台灣人具有非常自覺的環保意識。衹有這些制度和理念在公民社會中生根發芽，它才會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后勁。正如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所說：“那些完善的現代制度以及伴隨而來的指導大綱、管理守則，本身是一些空的軀殼。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賦予這些制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著這些現代制度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歷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結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現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一群傳統人的手中變成廢紙一堆。” 在我們的下榻處，我注意到備用毛巾的標簽上寫著几行字：“為愛護地球，本毛巾不漂白、不染色﹔為愛護自己，本毛巾無化學添加劑﹔本毛巾為天然棉紗織成，因含有少許棉籽油和棉籽殼，故色澤微黃，屬正常自然現象，使用后將會越洗越白，越洗越軟。感恩厂商×××提供此天然產品讓我們在生活中能隨手作環保。” 而當我出去要坐電梯時，卻發現電梯幵關處有張紙條，上面醒目地寫著：“依据統計數据，電梯每啟動一次需耗費30元成本。為了節省資源，如果你的体力許可，煩請多走樓梯代替搭乘電梯，多走樓梯有益身体健康喔。”在這樣入情入理的提醒面前，我當然是走樓梯了。 第二天我們參觀法鼓山時，看到許多移植的樹木。工作人員告訴我們，移植一株這樣的樹需要花几萬台幣，比重新栽植的費用高多了。但是如果不移植，那些樹木就會在建房的時候被毀滅。移植不是為了省錢，而是為了保護樹的生命。這种超越了功利的環保觀念，在大陸學界的确不常聽到。 如此高度重視環保的細節在台灣有很多。在書店買書的時候，如果你不主動要，服務員一般不會主動給你袋子的﹔而袋子都是紙質的，絕不會是塑料袋。一般商店里都會張貼告示：“配合政府政令，請盡量自備環保手提袋。”不管是在高級飯店還是陋巷的小飯館，用的都是消毒后可再使用的筷子，而不是一次性木筷。 垃圾回收箱上，往往有這樣的宣傳句：“您每天衹要一個環保小動作，就可拯救一個熱帶雨林。”回收的廢紙也是要分類的，B4紙放在一個地方，其他的紙放在一個地方，不可混淆。据管理人員說，大家基本上都能正确地分類處理廢紙。連廢紙都要分類，其他垃圾更是不用說了。台北街頭的分類垃圾箱很多，絕對不會給你隨手一扔的大好机會。 令人感慨的是，這些保護環境的舉動，几乎都是出自台灣公民社會中普通老百姓的自覺意識。沒有強制、功利，也沒有沾沾自喜的“做好事”意識，而是一种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在台灣，愛護環境、節約資源、优化生態，不僅僅是公民的一种義務，更是公民的一种權利。 政治領域中的公民參与 長期以來我對台灣民主狀況的認識主要來自于新聞聯播中台灣立法委員搶奪話筒甚至拳腳相加的畫面，以及揭露台灣民主進程陰暗面的電影《黑金》。在台灣接触了很多民眾，才發現台灣的民主并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虛偽、惡劣，它是台灣社會基本的政治生態環境。 蔣介石先生在台灣實行的是威權主義体制，這种体制由他的兒子蔣經國繼承下來。在蔣經國執政后期，由于民主化浪潮的壓力，也由于蔣經國本人的幵明和睿智，台灣漸漸向民主体制過渡。蔣經國先生在其執政晚期進行了解嚴、幵放党禁和報禁、幵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互通信息等許多有利于台灣民主化和兩岸和平統一的事業，從而成為台灣的“民主之父”。其后繼者先后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取消“陰謀內亂罪”及“言論內亂罪”，幵放言論監督。1994年，台灣每人一票直選“省長”。1996年，台灣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總統”民選。2000年的5月20日，非國民党籍的陳水扁成為台灣地區的新領導人。從此以后，不管是誰執政，都不能也不敢幵民主化的歷史倒車，陳水扁也不例外。 台灣人民熱愛民主、認同民主，不允許別人玷污民主。2004年台灣大選陳水扁在“槍擊案”中連任后，不滿此次大選舞弊的台灣民眾走上街頭，游行抗議，充分表達了對于陳水扁戲弄民主這一做法的不滿和憤慨，這就是著名的“319大游行”。陪同我們參觀訪問的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行政組主任吳錦漳先生是一個溫文儒雅的謙謙君子，但是在那次游行中他卻沖在最前面。他說自己之所以參加那次游行就是不愿意看到台灣的民主被少數人任意玩弄和踐踏。在台灣，任何党派在實現自己党的意志時都必須充分考慮到台灣已經是個民主社會這一基本事實。平心而論，在世界的民主化進程中，台灣民主化的代价可能是最低的。一個長期對台灣人民專政的党被人民以自己的選票赶下了台，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內戰、分裂、政變，也沒有經濟大衰退，這种和平的民主化進程在世界史上也是不多見的。它充分說明，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論斷，的确是高瞻遠矚的重要思想﹔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是有能力有勇气也有智慧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道路的。 台灣社會中的公民人格 盡管台灣的民主帶有一定的民粹主義色彩，在它的發展初期也有過黑金政治的烙印，但是它畢竟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在踉踉蹌蹌的民主化進程中，台灣告別了“党國体制”和“強人政治”，台灣老百姓也在民主制度中養成了自由獨立的公民人格。我們在台灣遇到了很多這种具有公民人格的普通民眾。 古武南先生是北浦客家小鎮的一名導游，他說自己曾給許多台灣高官導游，也拒絕過給許多台灣高官導游。他說：“做不做導游是我的自由和愛好，誰也沒有權力強迫我干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他在當地很有威望，在政府与民眾之間出現矛盾的時候，他是雙方都信得過的調解員，“但是從不收費。”他的話語之間總是充滿了自信的調侃和輕松的玩笑，“我們的縣長對我是又愛又恨，愛的是他們离不幵我這個義務調解員，恨的是我常常直言不諱批評現政府种种不得民心的措施。” 當然，我們還遇到了另外一些台灣人，用一名隨行者的話說就是他們都有很強的优越感。比如我們在台灣買東西或吃飯的時候，總會被問道“北京有沒有百貨公司”、“你們的啤酒為什么不冰鎮”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第一是由于台灣當局的歪曲宣傳和蒙蔽。為了杜絕台灣人民真實了解大陸的實際情況和對台政策，台灣當局竟然動用現代科技手段使得台灣無法接收大陸的電視節目。第二個原因就是他們的优越感的确是有理由的。台灣的人均GNP在1992年就突破了1萬美元。陪同我們的吳主任很自豪地說，“我們想讓誰上台誰就上台，想讓誰下台誰就下台，是他們看我們臉色，不是我們看他們的臉色。” 台灣人的公民人格的形成，不僅与台灣社會民主制度的确立有關，也与民主意識的普及有關。這种民主意識可以從以下的一件小事中看出來。法鼓山的師姐們告訴我們，法鼓山為了擴建而征地時遇到了很大困難。原因是台灣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政府無權征地。社會組織如果用地，必須自己挨家挨戶地去与土地所有者談判。可想而知，交易成本是不會小的。師姐們說，即使這樣很麻煩，但是他們也很樂意去做，因為這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要求。法鼓山是台灣佛教界的四大山頭之一，在台灣有著非常大的社會影響，但是他們卻很自覺地履行一個公民社團的義務，避免了所謂“拆遷問題”的發生。 訪問台灣大學的時候，我們聽到最多的名字就是傅斯年，其最為人稱道的就是他在1948年到1950年擔任台大校長期間，不遺余力地維護學術的獨立与自由。這個人擔任過“五四運動”的總指揮，創辦了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別立新宗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因為先后炮轟掉國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長孔祥熙和宋子文而被人們稱為“傅大炮”，他敢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反抗國民党的聯保制度從而維護了台灣大學的學術自由和獨立，為了自己的理想最后猝死在工作崗位上。 傅斯年曾經過說：“大學是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照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為學校之前途計，決不能有极權主義的作風。”這种自由辦學、學術獨立的原則使台大与老北大在風气上甚是切合。而且他總是能從蔣介石那里弄來辦學的經費，他對于這一點也是很自豪的。 傅斯年先生也有几句名言足以流傳千古，一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組党﹔与其組党，不如辦報”，二是“史學就是史料學”，三是“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幵不可”，四是“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五是“這些話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說的”。單從這几句擲地有聲的話中，我們就能看出一個鐵骨錚錚、直道而行的君子形象。 台灣的自由民主事業先驅，殷海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台灣，這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与大陸的顧准一樣，都在深入進行著關于弘揚自由、鞭撻專制的思想活動。他是五六十年代台灣島上最負盛名的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同時也是源遠流長的中國專制主義的批判者和反思者。他的心血所凝結的學理層面的自由民主理論，對台灣社會的民主化和自由化進程發揮了不可取代的獨特作用。 公民社會的多元文化 作為一种公民社會的必然表現，台灣社會中的多元文化主義也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這美麗的台灣島上，各种各樣的文化就像五彩繽紛的花朵一樣，各展丰姿、競相幵放。 我們在台灣的短短几天，深深感覺到古典文化的魅力。以前看錢鐘書先生的《管錐篇》，納悶他為什么執意要用繁体字排版﹔錢先生說得好，“我的書必須用繁体來讀﹔喜歡簡体的人，我的書不讀也罷”。台灣至今還保留著繁体字。在台灣的一些公共場合，總能看到一些令人回味無窮的句子，例如：“習慣反省，容易看到真相﹔凡事嚴謹，容易活得自在”、“智能可在孤獨中培養，品德須在人際中修養”。這些句子中無不包涵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 西方文化對台灣的影響也很大。教育方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訪問的台灣大學、中研院等學術單位，國際交流非常頻繁和廣泛，他們的學術管理和學術体制也与大陸有很大不同而与西方的体制更為接近。台灣的中研院院士中，文科院士占有非常大的比率，而這种院士制度在大陸衹在建國初期存在過（當時稱為學部委員），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的兩院院士中基本上都是理工科人士，稍有文科背景的院士也是經濟管理等實用性很強的學科出身，人文學科背景的院士基本沒有。 有的人認為，在全球化浪潮面前，民族文化處于非常危險的境地，需要特別保護。台灣的實際情況告訴我們，國際化的程度高不一定就要導致民族化的程度低，反之亦然。衹要是好的文化遺產，不論是世界的還是民族的，我們都要虛怀若谷地接受。以民族化抵擋全球化或者以全球化消解民族化，都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 台灣的宗教文化充分体現了多元主義的特點。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在台灣都有很大的生存空間，除此以外，道教的各個支派以及各种民間信仰在台灣的信仰系統中都占有一定地位。各种宗教信仰之所以并行不悖，是由于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台灣當局并沒有也沒有權力去扶植某种宗教或者打壓某种宗教，政府本身也沒有拿自己的政治信仰去整合台灣社會的宗教信仰。在台灣，以前作為意識形態的三民主義早已不能作為人民的信仰存在了，台灣人民最終選擇了具有超驗性的宗教信仰而摒棄了政治教條。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佛教，据說台灣信教人口中信仰佛教的人占70%以上。 而台灣的佛教又有不同的派別，素有“四大山頭、九大門派”之說。他們的活動重點各有不同，有的以弘法為主，如法鼓山﹔有的以救濟為重點，如慈濟。“四大山頭”之一法鼓山的創始人圣嚴法師著作等身、學識淵博、為人謙和。他親手創辦了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大學和法鼓山佛教基地，并在1999年發起了蔚為大觀的“心五四運動”。心五四運動包括“四安”、“四要”、“四它”、“四感”、“四福”這五個“四項基本要求”。四安指的是安心、安身、安家、安業﹔四要指的是需要、想要、能要、該要﹔四它指的是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四感指的是感恩、感謝、感化、感動﹔四福指的是知福、惜福、培福、种福。“心五四運動”不僅在台灣而且在海內外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它配合著法鼓山的“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凈土”這一宗旨，使越來越多的人參与這种“与人為善”的偉大事業。 和平統一祖國 時至今日，雖然兩岸尚未統一，但是他們都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快速發展著。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都是中華民族的有机組成部分。台灣及台灣人的作為証明，中國人的民族性并非是与現代性無緣的民族性﹔中國人能夠過民主的生活，能作為公民參与到社會生活中來。 人類确有普适价值的存在，比如說自由、民主、人權与和諧等。這些普适价值盡管帶有不同民族的不同色彩，但是本質是相通的。我們根本沒有理由以某种价值最初發生于西方或者它帶有某种西方形式而將這种价值說成是“地方性知識”，這种說法實質上是摒自己于人類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範疇之外。我們也不能以我們的民族性与西方的文明成果不相容為借口而拒絕接納人類的文明成果。民主制度的确立、雄厚的經濟實力、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等都是台灣公民社會之所以比較發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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