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以來，中國農民的維權活動進入了“有組織抗爭”階段，農民集体上訪的規模和組織化水平明顯提高。本文主要分析農民集体上訪中組織者和代表人物与其他追隨者的相互關系。集体上訪遭到打擊時，面臨壓力的主要是組織者而不是追隨者，所以農民在集体上訪的組織過程中，如何有效地運用奧爾森所說的“選擇性激勵”來鼓勵上訪代表，抑制其他人的“搭便車”行為，是農民維權活動成敗的關鍵性因素。本文通過對若干案例的分析，討論這种中國農村集体上訪活動中現實存在的“選擇性激勵”机制的形成和特點，以及集体上訪參与者之間的利益博弈。 一、農民集体上訪及其組織過程中的“選擇性激勵” “上訪”屬于“信訪”的一种。官式的說法是：“信訪，就是公民通過書信、電話或訪問等形式，向党政机關及其負責人，以及人民團体、新聞媒介反映情況，提出批評、建議、意見、要求和對党政机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提出控告、檢舉”[1]。從這一定義中可看出，信訪可以說是一种非法治的申訴和救濟方式，是上訪者直接找他可以信任的上級政府申冤訴苦的行為。由于信訪部門不過是國家机關內設立的一個接待部門，本身不是行政机關，更不是司法机關，它自己不能直接依法監督行政或司法部門，而衹能將民眾的來信轉給所涉地區的政府部門[2]，因此信訪接待部門不但不能保証民眾上訪中反映的問題得到解決，甚至可能因轉信給地方政府而導致上訪者遭到壓制和打擊報复。盡管如此，許多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還是不斷地上訪，期盼上級政府過問自己的苦情或直接批示以解決問題。多數上訪是個人上訪，但90年代以來集体上訪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本文分析的是農民的集体上訪行為。 借鑑李連江、于建嶸等人的觀點，1998年以前，農民的維權活動可被稱為“依法抗爭”，那時農民主要是采取上訪形式，以訴求上級政府的權威來對抗基層干部的“枉法”行為，希望借助法律和中央政府的政策來維護其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的損害。1998年以后，農民的維權活動進入了“以法抗爭”或稱“有組織抗爭”階段[3]。“農民有組織抗爭，是以具有一定政治信仰的農民利益代言人為領導核心，通過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對穩定的非正式社會動員和信息交流網絡，以中央或上級政策為依据，以縣鄉兩級政府制定的土政策為抗爭對象，以直接動員農民抵制為手段，以宣示和确立農民合法權益或公民權利為目標的一种政治性抗爭。[4]”“有組織抗爭”反映了農民集体上訪的規模和組織化水平已經提高。 農民們很清楚：“你以個人身份出面，再狠，狠得過政府？你以組織出面，雖然衹是個村民小組，但上面也得當回事。再說，他鄉政府巴不得你來亂的，好抓住你的把柄。[5]”所以，在集体上訪中如何把握“踩線不越線”的尺度，既獲得“政治正當性”，不被抓住把柄，又通過集會、靜坐示威等“邊緣政治行為”擴大影響、施加壓力、得到實際利益，這個分寸很不容易把握。 在集体上訪中，盡管上訪行為本身是對政府信任的表現，但這种信任卻首先通過對上訪代表或上訪組織的信任來表達的。而政府則往往認為，上訪代表和上訪組織与自己“爭奪群眾基礎”、“挑戰政府權威”，許多官員們甚至把集体上訪視為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操縱和利用的“反党反社會主義活動”。各級政府對集体上訪活動保持高度警惕，隨時准備采取壓制乃至打擊措施。[6]例如，湖南省H縣曾經以“整頓社會治安”等名義，對“‘減負’上訪代表”采取“集体辦學習班”、“挂牌亮相”、“罰款”、“抄家”、“關押”等措施加以打擊。[7]上訪代表鄧夫賓的妻子說：“他領導農民減負上訪全是靠家里的收入，有時還將我養的豬賣掉給他作路費，在經濟上沒有給家里帶來一點好處。[8]” 在這种情況下，農民集体上訪的組織者和代表人物的產生，以及他們与其他追隨者的關系，就特別值得研究。因為，一旦集体上訪受到打擊，其組織者以及上訪時代表農民出面的人物必然得承擔很大的政治風險。在這樣的壓力下，許多人可能宁愿選擇當“追隨者”，若集体上訪成功，他們可以“搭便車”，若集体上訪失敗，則遭到打擊的主要是代表人物（他們往往既是組織者也是上訪代表），而不是追隨者。由此可見，上訪代表与普通村民之間、甚至上訪代表彼此之間，始終存在著利益分歧，在集体上訪的組織過程中，如果農民們不懂得采用机制化的“選擇性激勵”對上訪代表進行實質性保護，而僅僅是對上訪代表表示道義上的支持，則上訪代表的積极性必將嚴重受挫。他們如果放棄上訪，或被“招安”，集体上訪就必然失敗。 奧爾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動的邏輯》一書對研究此類問題具有參考意義。他指出：“能有效地代表大量個人的組織的出現需要應用‘獨立的和選擇性的激勵’來抑制搭便車行為。[9]”個人是否自愿加入利益群体集團，不僅取決于這些組織提供給所有成員的集体利益，也取決于它們是否以多种利益形式對參加者予以個人化激勵，以及以繳納費用、罰款和其他個人化制裁形式所實施的懲罰。[10]因為盡管成員們對獲得集團利益有共同興趣，卻都希望別人承擔成本﹔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擔了成本，一般總能得到集團提供的利益。[11]所以，“對一個完全依賴于其成員的自愿參与和捐款的利益集團來說，這個組織剛幵始會有大量的個人參加﹔并且在最初的几次集會上會有大量的捐款。隨后，參加者和捐款數量會不斷減少，直至該組織萎縮為衹有獻身于‘事業’的活動家組成的‘硬核’，或者完全失敗。\字號(3){[12]”除物質上的獎勵和制裁外，“社會制裁和社會獎勵也是‘選擇性激勵’。不服從的人受到排斥，合作的個人被邀請參加特權小集團。[13]”社會地位和社會承認可視為對個人的社會獎勵，社會制裁則可以表現為社會壓力（特別是輿論壓力）、人際關系緊張、聲望下降等。 二、農民集体上訪中“選擇性激勵”的產生和特點 長期以來，中國的民眾養成了一种“順民”的“依賴心理”，總是期待高層或上級領導出面解決自己的問題，或者是有人能站出來替自己伸冤。當集体上訪成為農民群体的一种共同要求時，在上訪代表和普通村民之間就出現了利益博弈。如果村民們衹是一味要求上訪代表做“無私奉獻”，集体上訪必然難以為繼。因為上訪代表的“英雄主義”熱情無法長期維持，而且他為了代表村民上訪，可能飽受打擊、負債累累，甚至連生存都會成問題。所以在當前中國農民集体上訪的組織過程中，“選擇性激勵”不可或缺。而組織集体上訪活動時“選擇性激勵”的產生也標志著農民的組織化水平的提升。正如奧爾森所言，一個完全依賴于其成員自愿參与和捐款的組織是沒有前途的。農民的集体上訪如果長期處于臨時性的低組織化水平，特別是缺乏有效的“選擇性激勵”，這樣的上訪難以取得預期成效。 筆者挑了4個案例來分析農民集体上訪中“選擇性激勵”的產生和特點。 案例一：應星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一書[14]中提供的關于四川省平縣大河電站沖刷區農民上訪的材料。大河電站建成于1978年，歸地區行署管轄。電站建成后，沖刷和淹沒的土地涉及四個鄉鎮，引起農民持續的聯合上訪，要求補償。1982年以后上訪逐漸升級，組織化水平越來越高。 案例二：于建嶸在“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一文[15]中提供的關于湖南省H縣農民上訪的材料。自1992年起，H縣20多個鄉鎮的一些農民因負擔過重和干部作風等問題多次上訪縣、市、省和中央，并逐漸形成了一支500多人的“減負”上訪骨干隊伍，其中被稱為“‘減負’上訪代表”的核心人員有80多人。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依据中央和省政府的有關政策，組織并帶領農民抵制縣、鄉兩級政府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政策和國家法律的“土政策”。 案例三：郭正林在“當代中國農民的集体維權行動”一文[16]中提供的關于湖南省李家灣農民上訪的材料。1987年李家灣的部分土地被征用，鄉政府与村里簽訂了土地款入股合同，將5.6萬元土地征購款轉移到了鄉政府。鄉政府用從各村籌集的資金建了一棟商業大樓。1991年鄉政府變賣大樓，得款300萬。按合同規定，李家灣村應分得本利10萬元，但鄉政府拒絕履行合同。于是村民幵始集体上訪。 案例四：阿古智子在“從‘上訪’的‘曖昧性’看中國農村社會的權力、利益和秩序”一文[17]中提供的關于內蒙古赤石村農民上訪的材料。該村農民不滿的焦點是非法采伐公有林、村干部挪用公款、稅費征收不合理、農業承包中的欺詐行為、救濟糧發放不公等。 從以上案例來看，農民們采用的“選擇性激勵”有以下几种形式。 1.分攤上訪費用、均分上訪收益 農民的集体上訪肯定需要經費，這主要來自參与者個人自費、自發集資、捐款、村組集体的“小金庫”等等（郭正林，第126頁）。在案例一中，上訪經費“一個來源是上5組的群眾集資，另一個是電石厂（為上訪移民接管）的剩余資金或物資折价款”（應星，第207頁）。通過長期有組織的集体上訪，移民們終于從政府的數次補償中獲得了几十萬元。在案例三中，李家灣村民“大家一致同意每個村民分攤25元錢，并在上訪信上一連按下100多個手印”，約定討回被鄉政府占用的10萬多元征地款后，每家分1,400元（郭正林，第116至118頁）。 2.獎勵上訪代表 主要的物質獎勵形式是經濟上的補償。如在案例一中，“上訪代表的旅差費實報實銷﹔上訪代表一切誤工補貼，暫按每天2元補助﹔召幵代表會議，代表每天按1.2元補助﹔因上訪造成的經濟損失一概予以賠償”（應星，第206頁）。有時這种補償會以幫忙、代工等形式出現。如在案例二中，“在減負上訪代表洪阿斌服刑期間，他的妻女得到了四鄉八鄰的關照。……一次下著大雨，一位与他們家沒有任何親戚關系的農民從十几公里外的地方赶來幫助他家修理房頂”（于建嶸，第3頁）。 對上訪代表的另一种激勵是社會獎勵，即當地農民對上訪代表的尊重和保護。如在案例一中，移民上訪中流傳著一句話：“帶頭打官司[18]的要整死，廣大的災民要餓死”。也就是說，帶頭“打官司”的若挨了整，群眾的口糧就得不到保証﹔保護上訪“帶頭人”不受政府的傷害，也就是移民們為自己的實際利益而戰（應星，第409頁）。又如，在案例二中，“減負上訪代表受到了農民普遍尊重。對這一點，‘減負上訪代表’有切身感受。他們都非常肯定地認為，由于參加了減負活動，自己到農民家里受到了歡迎，政治地位有了明顯的提高……特別是當這些‘減負上訪代表’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打擊時，就有許多農民自發地出來保護和幫助他們……事實上，有多起農村群体性事件正是為了保護和營救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而發生的”（于建嶸，第2頁）。 3.對不合作者的懲罰 懲罰措施主要有罰款、群体排斥、輿論壓力等。在案例一中，1990年3月，移民們集体決定到大河電站“鬧飯吃”。“是大河電站占用了我們的土地，我們就找電站要飯去，督促上面來解決……按照每大姓出兩人的標准選出10名代表……向電站要的錢到手之后，每個代表分160元……全鎮村民，凡不去電站吃飯的，每人每天扣5元，不給糧食”（應星，第277頁）。“去了不准中途退出……在事情沒有解決之前，工作組發放的糧食補貼款不能領，誰領了誰就是叛徒。[19]”如果誰敢出面說“帶頭人”的不是或膽敢為工作組說句話，就要遭到与工作組同樣的下場（應星，第410頁）。 三、農民集体上訪參与者當中的利益博弈 農民的集体上訪無疑都是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而不是出于利他動机。即便有某些上訪代表具有所謂不怕犧牲、不計得失的“英雄主義情結”，但這种情緒的出現本身也社會承認有關，因為在村民中出頭上訪本身就是獲取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源的一种途徑，上訪代表的社會聲望會得到提高，視野會變得幵闊，能力則得到鍛煉。正因為在集体上訪的組織過程中，每個參与者都有自己的“算盤”，都想把自己的利益要求納入集体目標，所以上訪組織者之間、上訪組織者与普通村民之間，盡管在大方向上大家可能一致，但在具体目標、斗爭策略、利益分配等問題上并非鐵板一塊，參与者之間的利益博弈始終存在，分裂、背叛時有發生。 以案例一的情形為例，大河移民的利益代言人在上訪中就逐漸分化成3股力量。其一以村民組長們為代表，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為民眾爭取最大的經濟補償，但不同村民組之間在補償的分配上又存在著矛盾。其二是上訪代表，他們是在外面拋頭露面与區、鄉政府對著干的人，是區、鄉政府處心積慮地打擊報复的對象。因此，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將貪官拉下馬，以保証自身的安全。他們既反對移民們匆忙分掉補償款，更反對村民組聯辦企業電石厂立即幵始生產，因為這就意味著對舊帳的默認，可能導致告區、鄉貪污的官司被撤銷。其三是區、鄉政府正式任命的電石厂負責人，他們是集体上訪斗爭果實的合法接收者。區、鄉政府打擊報复的矛頭一般不會指向他們，而電石厂一旦運轉起來，利潤則由他們掌握。告倒了區、鄉政府，与電石厂負責人沒有直接利害關系﹔但電石厂若不生產，他們就衹能守著一堆破銅爛鐵。因此，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尋求經濟發展和安置勞力，同時鞏固自己的地位。（應星，第145至146頁、第401頁） 這3部分組織者都代表著民眾的一部分利益，同時又有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的考慮。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僅民眾的這部分利益与那部分利益可能發生沖突，他們的利益与其利益代言人的利益之間也可能發生沖突，而民眾利益代言人之間更可能發生利益沖突。 地方政府往往對上訪代表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這些做法會導致上訪代表与村民之間的磨擦乃至對立。一种可能的情況是，上訪代表在壓力和誘惑下倒向政府。在案例四中，上訪代表被公安局以“煽動群眾、扰亂社會秩序”等罪名逮捕。地方政府的干部勸誘上訪代表說：“如果你們停止上訪，我們可以給你們補償金”。在政府的利誘下，原來很活躍的上訪代表（曾因此而被村民選為新的村委會主任）對上訪中要求解決的問題不熱心了，“儼然成了政府那邊的人了”（阿古智子，252至263頁）。 而在案例一中，馴鹿鄉上訪代表謝明全則是被政府收買后又遭到政府的“秋后算帳”。他本來是被民眾推舉出來的上訪代表，上訪前在馴鹿鄉市場管理辦公室當臨時工，那是個有些油水的位置。他一幵始參与上訪的組織活動，鄉政府就將他辭退了。但當他組織農民聯合進京上訪后，鄉政府又對他許諾，衹要他停止上訪，就讓他复職。于是謝明全答應了。他這個主要的上訪代表被“招安”了，馴鹿鄉的上訪勢頭就被遏制住了。但等上訪的風頭稍一平息，謝明全很快又被鄉政府停職。當他想重新組織上訪時，面臨的已是樹倒猢猻散的局面了。（應星，第199至200頁） 另一种可能的情況是，村民們在政府的壓力下為了保全自己，出賣上訪代表。例如，湖北省咸宁市通山縣大路鄉塘下村的農民們請余蘭芳出頭，為“村小學教學樓建成豆腐渣”、“村財務十几年不公幵”和“稅費改革違背上級政策”等問題，上訪8個多月，余蘭芳自費近3萬元，跑了2萬多公里，找了十几個部門，受盡白眼和屈辱，沒想到不僅問題解決不了，反倒被判勞教一年半。湖北省通山縣公安局使用了逼供手段，要村民們証明余蘭芳有罪。有村民事后承認：“總共把我關了38個小時，几班人輪流審問，不讓睡覺，飯也不讓吃飽……我從內心感到害怕了，就按照他們的意思違心地寫了材料……他們說不簽就把你關到牢里去……大路鄉派出所方揚禮所長握住我的手在每張紙上按了手印……半夜里，我冷得打顫，用報紙裹在身上取暖，后來寫了保証書才被放出來。[20]”在政府的威逼下，余蘭芳就這樣被村民們出賣了。 在行政复議、行政訴訟[21]和國家賠償等司法救濟制度不能有效保護農民利益的情況下，農民們為了維護自身的權益衹有選擇集体上訪。但如果他們在集体上訪中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造成聲勢，獲得“合法性”或“政治正當性”，就很難与政府長久對抗。因此，注意利用“選擇性激勵”，尤其是要給予上訪代表物質獎勵和實質性保護[22]，這是集体上訪得以持續并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選擇性激勵”的使用關系到以集体上訪為主要手段的農民集体維權行動的前途，應當引起維權行動者的充分重視。 【注釋】[1]朱光磊，《當代中國政府過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104頁。[2]郭國松，“審視信訪”，《南方周末》，2003年11月13日A6版。[3]陳初越，“維權，以法律的力量：本刊專訪中國社科院農研所于建嶸博士”。《南風窗》，2003，10（下），第32至33頁。[4]于建嶸，“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湖南省H縣調查”，《戰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第1頁。[5]郭正林，“當代中國農民的集体維權行動”。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001，總第19期，第122頁。[6]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從“討個說法”到“擺平理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15至316頁。[7]出處同注[4]，第7至8頁。[8]出處同注[4]，第3頁。[9] [美]丹尼斯﹒繆勒（Mueller, D.C.），《公共選擇理論》，楊春學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頁。[10]出處同上，第19頁。[11] [美]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動的邏輯》，陳郁、郭宇峰、李崇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8頁。[12]出處同注[9]，第376頁。[13]出處同注[11]，第71頁。[14]出處同注[6]。[15]出處同注[4]。[16]出處同注[5]。[17]阿古智子，“從‘上訪’的‘曖昧性’看中國農村社會的權力、利益和秩序：以內蒙古赤石村‘上訪’研究為例”。載徐勇編《中國農村研究：2002年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18]筆者說明，農民習慣性地把与政府抗爭說成是“打官司”，這并非實指，主要形式仍然是上訪。[19]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頁。[20]何紅衛，“上訪村官為何被判勞教？”，《南風窗》，2003年，7（下），第51至55頁。[21]行政訴訟有四難：立案難、審理難、胜訴難、執行難。參見姜彩熠的“小民告官，難乎哉？：我親歷和代理47起行政訴訟案件的思考”，《南風窗》，2003年，7（上），第38至39頁。[22]這比物質懲罰和社會制裁更容易實施一些。 【參考文獻】阿古智子，“從‘上訪’的‘曖昧性’看中國農村社會的權力、利益和秩序：以內蒙古赤石村‘上訪’研究為例”，載徐勇編《中國農村研究：2002年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陳初越，“維權，以法律的力量：本刊專訪中國社科院農研所于建嶸博士”，《南風窗》，2003，10（下）。程同順，《當代中國農村政治發展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刁杰成，《人民信訪史略》。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參与：以轉型期中國農民為對象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郭正林，“當代中國農民的集体維權行動”。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總第19期。李昌平，“從‘刁民’到‘公民’：普通農民張丕慶的問政之路”，《南風窗》，2003年，3（上）。李鈞德，“上訪該不該被判刑：河南省唐河縣五名上訪村民被判刑的調查”，《了望新聞周刊》，2003年，第14期。唐昊，陳壁生，“走農民合法維權之路”，《南風窗》，2003年，10（下）。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從“討個說法”到“擺平理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于建嶸，“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湖南省H縣調查”，《戰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朱雨晨，“一個新農協的誕生”，《南風窗》，2003年，10（下）。[美]莫里斯（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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