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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誤入歧途

作者: 劉曉波 | 類別: 時政 | 內容: 中國政局 | 文型: 評論 | 評論: 投票

中國的現代啟蒙來自傳統讀書人的覺醒，但他們很難完成從傳統讀書人到現代知識分子的角色轉變。之所以如此，既有國情的限制，也為讀書人自身的局限所累。民族主義、忠君意識和幕僚人格，使之誤讀自由主義且進退失矩。一被民族主義扭曲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理念及其制度安排，首先是對人的本体性价值的优先關注，其次才是對人類社會的工具性价值。“四大自由”的首要意義是個人尊嚴的确立，其次才是作為保障基本人權和限制政府權力的工具，進而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抽去了人的本体价值而衹在乎工具价值，自由主義便不再是自由主義，而衹能淪為其他主義的工具。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洋務派”，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就是技術主義的工具服務于民族主義的目標。現代知識分子學習西方，盡管提出的具体綱領有所不同，但工具主義的態度則与“洋務派”毫無區別。具体而言，西方自由主義的引進，源于遭遇民族大危机之需要，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必然被民族危亡的憂懼所左右，衹注重其工具性价值而忽略其本体价值，即不是出于對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特別是作為個体人的關切，而是出于對國家危机和民族振興的關切。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理解的自由主義，從一幵始就不是以個人為价值核心的自由主義。在怀有強烈的民族危亡憂慮的中國讀書人眼中，西方自由主義作為一种“救國”工具，象“船堅炮利”一樣，完全服從于以民族、國家、群体為核心价值和优先目標的政治取向，服務于強兵富國的民族主義目標，民族的獨立和富強代替了人的解放，國家獨立壓倒了個体自由，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的主流。在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的主導下，即便每天把自由主義挂在嘴邊，實質上也不再是自由主義了。這樣的民族主義目標和自由主義工具的畸形混合，在經歷過二十多年改革后的大陸自由知識界再次抬頭，甚至有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幵始尋求与提倡“儒家王道”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相結合。二被傳統忠君意識淹沒的自由主義對于那些自稱信奉自由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每天在口頭上叨念的自由主義理念，也無法掩蓋其內心深處的反自由主義的傳統意識。在中國的傳統中，民族、國家、甚至天下等宏大觀念，一旦落實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操作的層面，就轉變為以專制權力為核心的制度和禮儀，在古代是皇權的“家天下”等同于民族、國家和百姓，在現、當代是党權的“党天下”代替了民族、國家和人民。在中國漫長的專制歷史上，歷代不乏為皇權而殺身成仁的忠臣、君子和義士，也從來不缺少幕僚情結和帝王師夢想，卻鮮有殉難于個体自由的先覺者。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無論是傳統的士大夫還是現代知識分子）總是把對民族、國家的忠誠落實到對皇權的效忠上。從康有為、嚴复、梁啟超到陳獨秀、李大釗再到當代中國知識界的反抗，皆以尋找幵明獨裁者為歸屬。即便是最具自由主義色彩的胡适，在政治制度的選擇上，也是偏向于“好人政府”﹔即便象魯迅這樣的虛無主義者，也想在左翼文藝運動中充當領袖乃至文壇霸主。也就是說，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上，無論各個時期的知識群体有多大的區別，但從整体上看，對政治強人的服從与效忠則是同一的。區別僅僅在于：古代讀書人效忠于家天下專制，現代讀書人效忠于党天下獨裁。三傳統的文化資源無法支撐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訴求從傳統上看，中國的讀書人從來沒有過獨立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士”是“吏”和“王”的准備，學習知識僅僅是進入統治集團的敲門磚，政治實用主義左右著讀書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標。 “立功”、“立德”和“立言”的“三不朽”中，政治上的立功才是他們的优先選擇，而道德上的“立德”和知識上的“立言”僅僅是“立功”的工具。也就是說，道德和知識根本沒有獨立的价值，而衹有作為仕途敲門磚的价值。于是，知識人也就成了附于政治權力之皮上的“毛”，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可悲的是，從古至今，中國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執政集團以自由主義价值及其制度為取向，依附于這些執政集團的知識人，無論他們本身傾向于怎樣的主義，最終也衹能作為帝王的工具。帝制被推翻后，近、現代中國歷史上最有希望走向自由民主政体的三個時期──民國初期的共和、北伐戰爭后的統一、抗日結束后的國共和談──皆因主要政治力量的集權主義而錯過。具有自由主義政治取向的知識群体，既沒有組成自己的有廣泛的社會資源和動員力量的政治組織，也形不成持續的政治反對派和壓力集團，而衹能依附于某一有實力的政治集團﹔也從未擺脫過幕僚和勸諫者的角色，皇權對讀書人的最好獎勵，大概就是“帝王師”的角色。同時，信奉自由主義的知識人卻大都不能在現實中踐行自由主義，也就無法把自由民主的理念普及為大眾常識，更無法動員出大眾化的自由主義運動。事實上，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未与民眾有過真正的觀念共識和行動共享，更不要說在實踐上對民眾進行社會動員了。對統治者，他們要當“帝王師”﹔對大眾，他們自奉為先知、代言人或救主，而民眾很難理解傲慢的知識人，也不會跟隨心口不一、言行背离的犬儒化先知。所以，中國知識人的孤掌難鳴的窘境一直延續至今。四中國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的歪曲理解自由主義的价值觀及其政治理念來自西方，中國現代知識人對自由主義的接受帶有很深的東方印記，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也就必然陷于歧途：要么是無法無天的絕對自由，要么是“人民主權至上的自由”，要么是“明哲保身的消极自由”。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衹注重立憲政体的移植，卻忽略了自由主義對個体价值的關注﹔“五? 四”一代以啟蒙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往往衹注重民粹主義的“人民主權論”，也就是“直接民主”，而忽略了任何政治權力都必須得到制衡，帝制下的“君主不會犯錯誤”變成了“人民不會犯錯誤”的偽自由主義。因此，他們對自由主義的基礎理念沒有整体性的深入把握，僅僅從中國的民族危机出發，實用主義地各取所需。許多人把自由主義与馬克思列宁主義混為一談，最后用馬列主義代替自由主義，用激進的暴力革命代替漸進的和平改良。法國大革命以及盧梭的激進主義与馬列主義的激進革命相互激蕩，左右著中國的歷史，也左右著中國知識分子的觀念沉浮。所以，大多數知識人把1949年的中共執政作為自由和民主的實現。加之中國傳統的平均主義觀念的根深蒂固，更使中國人把自由和民主理解為財富分配的絕對平等。換言之，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接受西方的自由主義的過程中，最不該原諒的失誤是他們對經濟自由和私有產權的忽略。可以說，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忽略乃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最大缺憾之一。這顯然与中國傳統中的“公私之辯” 密切相關。在中國，永遠是民族高于人，群体高于個体，即使是啟蒙時期亦如此。人的解放和人權的确立的最關鍵的步驟，就是确立私有財產的神圣地位。而在中國現代知識人的眼中，財產私有觀念乃大逆不道，一系列啟蒙的著名人物都對“私”字深惡痛絕，而對“公”字頂禮膜拜。孫中山不是高揚“天下為公”嗎？國人中的最早覺悟者們也沒有意識到，人從專制奴役中解放出來的最核心的任務，就是變帝制時代的公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自由經濟的私有制，私有財產的神圣不可侵犯是個人權利得以确立的基礎制度。到“五?四”時期，盡管個性主義思潮盛行一時，但在沒有明确意識到私有財產對個性解放的重要意義的情況下，任何個性主義、民主、自由的口號，都無法确保個人權利的實現。也就是說，西方啟蒙以個人主義為目的，其具体措施首先是确立私有財產的神圣不可侵犯，無論在英國，還是在法國，自由主義運動都是從皇家財產的私有化幵始的。而中國的啟蒙以民族主義為目的，其具体措施先是堅甲利兵，繼而是君主立憲共和，最后是“科學与民主”，就是不強調私有財產。所以，中國啟蒙運動中的個性主義和民主主義，一方面因失去了經濟基礎而變成虛幻的裝飾，另一方面成為民族振興的一個工具或手段，而不是目的。与此相關的是對“公有觀念”的維護和對“私有觀念”的仇恨。而民族主義、“天下為公”正是中國封建傳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象陳獨秀、李大釗等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也很少談到“私有觀念”的問題，反而，俄國的“十月革命”一胜利，他們便放棄了民主而轉向了“天下為公”的蘇聯，甚至把民主与資本主義制度對立起來。就連胡适這樣堅定的自由主義啟蒙先驅，在經濟上也傾向于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中共的政治綱領之所以對知識人具有誘惑力，不僅是“民族主義的目標”，也是“共產主義的理想”。于是，公有制成為執政党和知識人共同的制度選擇。 2004年11月2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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