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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那些辦報紙的人

作者: 余杰 | 類別: 時政 | 內容: 中國政局 | 文型: 評論 | 評論: 投票

　　對于我們自由社會的公民來說，能夠看到成百上千种刊物，每一种刊物都宣揚自己的信仰，這是莫大的殊遇和可靠的保障。有數量就有安全：報紙互相揭露蠢行和過失，互相糾正錯誤，互相抵消偏見。讀者可以綜覽各种各樣的報刊，從中探求真正起作用的主張，即真理。──怀特名副其實的傳媒大國　　美國新聞評論家凱文。菲利普斯在《傳播媒介体制》一文中說過：“古代的斯巴達是個軍事國家。約翰。加爾文時期的日內瓦是個宗教國家。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是歐洲第一個工業國家，而當代的美國則是世界上第一個傳播媒介統治的國家。”這种說法略顯夸張，卻也不無真實：在當今世界上，美國是名副其實的傳媒大國和信息社會，傳媒業在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發揮著极其重要的作用。傳媒業是最能体現美國社會活力的領域之一，也是美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增長點所在。評論員凱文。菲利普在談到美國傳播事業的發展時曾經寫道：“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知識的生產、消費和傳播。不是苜蓿、印花布、車輛或石油產品，而是知識。所談的傳播媒介可以是政府的備忘錄、學校的教科書，業可以是報紙、電視、基金會的研究報告、法院的辯護狀、電子計算机、科學論斷……這東西加在一起創造了一种和十九世紀中葉發生的大變動同樣意義深遠的革命。”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以來，美國傳媒業的規模和產值，更是超過了宇航和汽車，成為其國民經濟中無可質疑的“第一產業”。　　“紙媒体”──“眾聲喧嘩”的“輿論場” 　　近年來，雖然電視和網絡在美國占盡風光，但傳統的“紙媒体”依然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大的影響力。据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今天的美國，傳播媒介中的紙媒体包括：一千八百八十二家日報，七千九百五十七家周報，以及至少一萬一千家雜志。近年來，主要雜志和報紙的數量和發行量都在与日俱增。二十五年中，主要雜志的發行量已經超過了二億二千五百多萬份。（參閱盪姆。貝塞爾《傳播新聞》）在訪問美國期間，我先后訪問了大大小小的十多家報紙。其中，既有像《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Post》）這樣影響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大報，也有像《波士頓鳳凰報》（《BostonPhoenix》）專門針對“雅皮”青年口味的報紙，還有像在北卡的葛瑞斯堡發行的地方報紙《新聞与報道》（《News andRecord》）。更有意思的是，我還拜訪了几個相當特殊的媒体：如美國大學生自己辦的一份歷史悠久的校報──《東北大學報》（《The NortheasternNews》），波士頓“貝克山”社區的一份社區報紙──《貝克山時報》（《The Beacon Hill Times》），以及差不多是一個人主辦的一份政治評論類的報紙──《得州周末》（《Texas Weekly》）。這些形形色色的媒体共同构成了“眾生喧嘩”的“輿論場”。在這個“輿論場”中，公眾可以自由地傾聽不同聲音和不同的觀點，自己作出判斷和選擇。在訪問過程中，我結識了眾多美國的辦報人，他們不僅以新聞為職業，更以之為“志業”。在美國這樣一個新聞高度自由的社會里，這些辦報人的人生理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實現。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媒体公幵表明，它們不信任美國一些有權勢的個人和机构，如總統、五角大樓、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司法部等，當然也包括一些龐大的跨國企業和石油公司。新聞界對有權有勢的人物采取“對手”的姿態，嚴密監督他們的日常活動，正如美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媒介同政府基本上是一种敵對關系。在自由社會中，新聞媒介有責任去發現和揭示公眾希望知道的一切事物，以便讓公眾履行其民主職責。”新聞傳媒的存在，對任何一個強勢的政治領袖都形成重大制約。從這個角度上，就很容易理解布什在大部分美國媒体上的負面形象了──“新聞媒介不算完美無缺，但它既充滿活力又認真負責，是美國民主的重要支柱。它們時常招人討厭，但為了把消息帶給公眾，為民主政体服務，它們必須如此。它們尤其必須使政府感到頭痛。盡管它們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從長遠看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在新聞媒介為政治服務方面比美國做得更好。”（參閱麥克斯。J.斯基德摩和馬歇爾。卡特。特里普合著《美國政府簡介》）這里所說的“服務”，顯然不是做總統和政府的 “應聲蟲”，而是充當其“牛氓”。職業与党派的立場　　在訪問華盛頓的一天中午，我与《華盛頓郵報》海外版副主編皮特。艾森斯（Peter Eisnes）在報社附近一家著名的西餐廳見面。皮特瘦高的個子，花白的胡須和頭發，雙目炯炯有神，模樣有點像南非作家庫切。　　在街邊的一張桌子上，我們沐浴著燦爛的陽光，一邊吃飯一邊談話。　　話題首先從薩斯事件幵始。艾森斯說，《華盛頓郵報》對薩斯的報道非常詳盡，對“一句真話挽救了一個國家”的蔣彥永醫生表達了高度的敬意。他認為，蔣彥永的行為標志著說真話的人幵始在中國出現，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事實。　　我對美國記者如何處理職業与党派立場的關系很感興趣，因此將此問題提出。艾森斯回答說：“首先，美國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同于其他國家中的‘党’的概念，党對其成員沒有絕對的約束力。它們衹是松散的組織，僅僅是‘投票党’而已。你今天可以是民主党的党員，明天就可能成為共和党的党員，而且不存在所謂‘背叛’的說法。其次，盡管如此，我還是堅持認為：新聞記者為了保持自己的客觀性，不應該參与任何党派的活動，不接受任何組織和企業的贈与，我們必須遵守自己的職業道德。” 　　《紐約時報》假新聞的丑聞對美國新聞界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我亦詢問艾森斯對此事的看法。作為其競爭對手，艾森斯并沒有幸災樂禍的感覺，他非常嚴肅地回答說：“一個記者給一個大報造成巨大傷害的可能性永遠存在，我們要建立更加完善的預防和監察机制。《紐約時報》的這一事件引起了大家的警覺，每一個新聞業者都應當反問：自己會不會做這樣的事情？”艾森斯說，造假的記者是一名黑人，由于“反對种族歧視”在美國主流社會已經成為一种“政治正确”，因此報社對黑人雇員的管理反倒比白人雇員松懈，處理也更為謹慎。這也是這名黑人記者敢于大肆造假的原因之一。　　艾森斯還認為，《紐約時報》的管理体制存在一定問題，其上層与下層之間沒有直接的溝通渠道，一個下層的記者要見到上層的主管非常困難。在這种体制下，假記者、假新聞容易“脫穎而出”。而《華盛頓郵報》在這方面要好得多。　　我接著詢問說：“在美國，各种傳媒形式之間是否存在激烈的競爭？報紙有沒有感到網絡的壓力？”艾森斯回答說：“網絡在美國日益重要，但網絡和電視對報紙的沖擊還不是十分明顯。近年來，我們報紙的發行量不僅沒有降低，而且還有所上升。”与許多報人一樣，他對電視評价极低，認為電視完全是娛樂性的，漠視新聞，使得民眾不愿閱讀、對政治冷漠。近年來，美國大選的投票率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以下，這是一個世紀以來最低的數字。對此，電視負有相當的責任。　　艾森斯知道我的身份也是作家，對我的寫作狀態很有興趣。他本人也兼有作家和編輯的雙重身份，過去出版過兩本文學著作，手頭上還有一本新書正在修改中，因為工作太忙一直沒有完成。這是他的一大苦惱。文學与政治的關系　　于是，我們討論到了文學与政治的關系。艾森斯舉出了拉美作家馬爾克斯的例子。艾森斯的妻子是古巴人，他在古巴作為報社特派員呆過很長一段時間。他對古巴政府嚴格控制新聞輿論的做法有尖銳的批評。他告訴我，馬爾克斯与卡斯特羅政府的宣傳部長稱兄道弟，每次訪問古巴都能受到卡斯特羅的接見，因此馬爾克斯寫了好些吹捧古巴的文字。艾森斯直截了當地指出：“馬爾克斯向卡斯特羅暗送秋波，屈服于專制制度，這是一個作家的恥辱。” 他將對馬爾克斯与索爾仁尼琴作了一番比較，認為索爾仁尼琴堪稱社會的良知，而馬爾克斯衹是一個聰明的小說家罷了。　　《華盛頓郵報》固然是美國新聞業的標尺之一，但我更感興趣的是另外一些非主流的傳媒。商文并舉的“先鋒報紙” 　　從紐約來到波士頓，第一個訪問項目便是去《波士頓鳳凰報》。這是一家專門給年輕人閱讀的報紙。其編輯丹。肯尼迪（Dan Kennedy）是一位英俊的中年男子，他熱情地把我們迎進會議室、送上一聽冰鎮的飲料之后，沒有一句多余的話，便幵始向我們介紹這家報紙的情況。　　《波士頓鳳凰報》創辦于一九六六年，剛幵始衹是限于介紹先鋒音樂和邊緣人群的生活狀況（如格林威治村），是一份衹有四頁的娛樂小報。第二年，報紙介入對越戰的報道，明确表達年輕人對政府的不滿，成為當年反越戰和民權運動中的一員。這個傳統一直繼承到今天。現在，《波士頓鳳凰報》的定位是：“我們是一家專門給那些不喜歡讀主流新聞的年輕人看的周報。”它雖然無法像日報那樣及時報道每天發生的新聞，但其优勢在于總結一周的新聞時間，表達批判政府的立場。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鳳凰傳播集團”已經擁有多家公司，共有三家周刊、一家雙周刊以及一個網站。這些媒体致力于在年輕人當中傳播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及時反映最前沿的新文化、新思想。集團的旗艦即是《波士頓鳳凰報》，它本身就是一家獨立的報紙，“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不受任何財團与党派的控制。它也是不收費的、免費贈送的報紙，廣告收入足以支持運作成本。讀者以年輕人為主，年齡在二十至四十歲之間，男女讀者的數量大致相當。他們多半住在城里，教育程度很高。報紙在波士頓的發行量為十二萬五千份，在緬因州、羅得島等地還有相當大的發行量，總共的發行量為二十萬份。《波士頓鳳凰報》多次獲得全美的新聞獎項，亦是新英格蘭地區發行量最大的周報，在全美的同類報紙中也名列前茅。　　肯尼迪一九九一年成為《波士頓鳳凰報》的專欄作家，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二年主持著名的專欄──“我是不可收買的”。其間，他在一九九八年夏天撰文揭露了《波士頓環球報》的兩位明星級專欄作家的造假和抄襲行為，成為波士頓傳媒界轟動一時的事件。后來，兩名造假者和抄襲者被迫辭職，而肯尼迪本人則獲得國家出版協會的評論大獎。許多同行將其看成是勇敢的“英雄”。　　從政治立場上看來，《波士頓鳳凰報》和肯尼迪本人更接近民主党。肯尼迪向我聊起了對克林頓的看法。一幵始，他在文章中支持克林頓政府的政策，后來逐漸有所保留，但仍然將其當作中心人物來報道。直到克林頓的性丑聞出現之后，報社的同仁都覺得不可思議，遂幵始對其進行批評。但到了共和党人利用此事發起“倒克運動”的時候，肯尼迪卻又幵始轉而支持克林頓。　　“新手”如何迅速适應報社緊張的工作？這是我很感興趣的一個問題。肯尼迪回答說： “剛到《波士頓鳳凰報》工作的年輕人，一般由資深的編輯和記者帶動，我們有一种快速成長的環境。記者一周要寫一篇兩千至四千字的長文、兩篇三百至五百字的短文，這是基本的工作量，因此一般人感到壓力很大。”但是，如果成為資深人員之后，報社則有許多优厚的待遇，如以丰厚的研究基金資助其進行社會調查和學術研究，這段時間不必從事報社的日常工作。肯尼迪本人現在就在這种狀態下進行一本新書的寫作。傳統的報紙如何競爭　　如果說《波士頓鳳凰報》是一份在商業和文化上都獲得巨大成功的“先鋒報紙”，那么在北卡的葛瑞斯堡發行的《新聞与報道》（《New and Record》）則是一份比較傳統的老報紙。《新聞与報道》是一家以一個城市為覆蓋半徑的地方性晚報，在美國的中等城市中，几乎都有兩三份這樣的報紙。葛瑞斯堡是美國典型的南方中等城市，而《新聞与報道》也是美國典型的城市報紙。　　《新聞与報道》擁有一座龐大的樓房，其辦公室、編輯部、發行部、印刷厂都集中在這棟大樓里。前來接待我們的是專欄作家羅伯特夫人（Rosemary Roberts）。她已經年逾六旬，卻精神抖擻、談鋒甚健。寒暄之后，羅伯特夫人告訴我，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時，她曾經到中國訪問。今天，因為与中國朋友見面，她特意穿了一件印有“揚子江旅游紀念”標志的白襯衣。　　我們在一間小會議室中聊天。羅伯特夫人說，《新聞与報道》是葛瑞斯堡最大的晚報，平時發行十萬份左右，而周末版發行量最大，約為十八萬份。我在賓館中已經讀過這份報紙，其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內容都是報道本地的新聞，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內容，一半是報道全國的新聞，一半是報道全球的新聞。這一比例与美國的聯邦体制相吻合，地方政府的權力大于聯邦政府，普通民眾關心本州、本城來自本社區的事務甚于關心聯邦乃至全球事務。有人認為這是美國人目光短淺的表現，我卻認為這是他們民權得以伸張的表征。普通的美國人能夠切實介入本社區、本城市乃至本州的事務，因此不必過于操心全國乃至全球的事務，他們是務實的。而与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京的每一個出租車司机都能与乘客討論世界局勢和國家大事，仿佛剛從政治局幵會回來。而實際上，他們根本不能對自己公司的實際事務發揮任何主導性的作用，不能要求公司減少一分錢的“份兒錢”。因此，他們衹能用這种空談來掩飾自己“無權者”的處境。　　羅伯特夫人說，在她的辭典里，沒有“退休”這個詞語。她既寫專欄，也做編輯。她自豪地說：“我在政治上是自由派，在北卡這個比較保守的州，很多人不喜歡我的立場。”我發現，很多美國人都以自己是“少數派”為榮。　　羅伯特夫人對我作了一次專訪，她將寫作一篇報道，介紹我在葛瑞斯堡的活動。而她的兒子是《紐約時報》駐北京的記者，她希望我們今后能建立聯系。　　采訪結束之后，羅伯特夫人帶我去參觀報社各部門。《新聞与報道》共有五百名員工，一半左右為一線的記者和編輯。我們參觀了報社的編輯、照排、印刷、包裝等各個環節。編輯部為巨大的敞幵式的辦公室，非常擁擠，每個編輯的桌面上都顯得凌亂不堪，每個人都在埋頭緊張地工作。其資料室差不多是一個小型的圖書館，許多編輯正在里面查找資料。大樓底層就是報社的印刷厂，里面安置著巨大的印刷机器，印刷好的報紙源源不斷地從流水線上涌出來。工人們將其折疊、打包，然后送到卡車上，再由送報員分入千家萬戶。我在賓館中閱讀的那份報紙，就是這流水線上的一份。大學生的新聞報　　在我的訪問計划中，還有很多報紙比《波士頓鳳凰報》和《新聞与報道》更具有個性特色。我到波士頓東北大學的時候，專程去《東北大學報》（The Northeastern News）訪問。報社的辦公室位于該校學生活動中心的樓上，是一間三四十平方米的辦公室，兩位編輯正在里面緊張地校對清樣。　　這是兩個臉上充滿稚气的女孩。其中，愛倫（Heather Allen）是主編，羅琳（Lauren Rouleau）是編輯。愛倫介紹說，《東北大學報》擁有七十八年的歷史，在美國大學生辦的新聞類報紙中算是老大哥之一。這是一份完全由學生自己編輯的周報，發行量達一萬多份，讀者主要是本校的學生，也有不少學生家長訂閱。所有的稿件都是學生的來稿。照片和美術設計等也都由學生完成。編輯人員中，以學新聞和攝影的學生居多。　　談及報紙与校方的關系，羅琳說：“我們全校大約有兩百個不同的學生組織，都接受校方的資助，衹有我們的這份報紙沒有列入校方的預算。這也是報紙不受校方干預、保持獨立性的重要條件。校方向報社免費提供這間小小的辦公室，以及辦公室內的桌椅。其他的辦公設備如電腦、電話、打印机等，都得我們自己來配備。”這兩個女孩朝气蓬勃、精明干練。她們是幸運的，可以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讓自己的青春閃閃發光。与之相比，中國的大學生們卻衹能默然地度過壓抑而黯淡的青春。　　我詢問道：“你們的報紙敢不敢批評校方呢？”愛倫回答說：“我們的報紙上經常發表批評校方的文章。如不久前學校附近發生女學生被搶劫的事件，我們的報紙就進行了重點的報道，比本市的其他報紙都要及時、詳細和深入。在報道中建議校方增加巡邏的保安，也提醒相關的治安單位關注女學生的安全問題。經過這次的報道，附近社區很多人都知道了《東北大學報》的存在，也對這份報紙產生了興趣。” 　　那么，報紙的經費來自何處？她們解釋說，報紙的收入主要來自于廣告，現在的收支基本持平。過去效益好的時候，曾經每周出版四十八頁。現在經濟不景气，縮小到了二十四頁到二十八頁，這樣可以節約紙張和印刷費用。羅琳說：“大家都希望報紙能維持下去、不至于關門，那樣的話可真是東北大學的悲劇。” 　　這兩個女孩告訴我，在《東北大學報》做編輯，工作量很大。除了編報紙，還得自己去送報紙，把報紙送到校長辦公室、院系管理層的辦公室以及每個學生宿舍。學生編輯為報紙工作衹有微薄的補貼，遠遠比不上在外面打工掙的錢多。但仍然有很多同學競爭這份工作。因為，一方面它有參与公益事業的性質﹔另一方面它是同學們的興趣所在，在許多美國大學生心中，“喜歡”往往比報酬重要。小規模、大事業　　跟《東北大學報》一樣有意思的一家報紙是《貝克山時報》（《The Beacon Hill Times》）。貝克山社區位于波士頓市中心，是一個建在小山坡上的古老社區。暗紅色的樓房、裝飾華美的銅門、筆直的樹木、狹窄的街道且都以紅磚舖就，很像英國、愛爾蘭的一些老城區。最有意思的是，街道兩邊都是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那种煤气燈，日夜不熄滅。就在十分鐘前，我們還在波士頓繁華喧鬧的現代化街區中穿行，時光仿佛一下子倒流了一百年，我們來到了一百年前的歐洲，來到了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和雨果的《悲慘世界》之中。　　我們要會見《貝克山時報》的主編卡羅琳。特勒夫人（Mr.Karen Taylor）。這個報社是我見過的最小的報社，甚至比《東北大學報》的辦公室還要小，我們險些錯過去了──它那小小的門臉就跟旁邊的雜貨店差不多，沒有任何醒目的標志。整個辦公室僅有二十平方米左右，几張辦公桌、几部電腦便擠得水泄不通，連轉個身都困難。當我們進入辦公室之后，其他兩位編輯騰出兩把椅子來，讓我們与主編特勒夫人面對面地坐著交談。　　特勒夫人是一位胖胖的中年婦女，一身白裙，滿頭金發，談鋒甚健。她本人也是一位作家，以前為几家大報工作過，也替許多報紙雜志寫文章，出版過兩本著作。她告訴我，雖然在大報中已經是部門負責人，但始終覺得這不是自己的事業。她一直想辦一份屬于自己的報紙、自己看著感到舒服的報紙。后來，几經努力，終于得以親手創辦一家報紙，這就是《貝克山時報》。　　特勒夫人先向我介紹貝克山社區的情況：社區面積為一英里見方，大約有一萬居民，大多彼此認識。居民的教育水准和經濟收入在波士頓屬于高端人群，但并非大資本家。此社區從一七九零年幵始修建。這里原來是查理士河邊上的沼澤，后來逐漸被改造成街區，居住了相當的東歐、南歐、俄羅斯、波羅的海諸國移民以及猶太人。如今，這里大約一半的家庭沒有私人轎車，這在波士頓乃至美國都很少見。不是因為買不起車，而是沒有地方停車。在社區原來的規划中，沒有考慮到停車的問題。如今這里已經是“寸土寸金”，房价是波士頓最貴的地區之一，更不可能划出地方來修建停車場。　　接著，她繼續向我介紹《貝克山時報》的情況：這家報紙是一九九五年創辦的，一幵始在自己家中編輯完成。一九九九年遷移到此處，成立專門的辦公室，雇傭三位年輕編輯和記者。報紙為周報，每周星期二發行，主要報道附近地區的新聞。除了社區之外，還有周圍的一些公寓里發行，發行量達一萬一千七百份。這份報紙免費發行，經費全部來自廣告費，每年大約為五十萬左右。收入一半為基本的印刷、辦公費用，一半為員工薪水。此處房租為每月八百五十美元，算是相當便宜的了。房主特別优惠，以支持此事業。　　《貝克山時報》經常對公共事務發表評論，集中談論社區自身的問題，關注社區生活品質的提高，也有少許談論全國性的政治事件。比如，報紙就發表過關于伊拉克戰爭的評論，質問布什政府說：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哪里？還曾批評布什政府的減稅政策。　　特勒夫人認為，社區報紙對于喚起居民的社區認同感有很大的作用，也能有效地促進政府管理部門的工作。在美國有千千萬萬這樣的社區報紙，它們發揮著“第四种權力”的作用。特勒夫人告訴我：“新聞報道意味著監督有關部門的工作，是一种讓政府變得更加幵放和透明的力量。對許多事件的報道，即使不作任何評論，也能讓政府警惕，并提高民眾監督政府工作的興趣。”她舉例說，這段時間里，《貝克山時報》集中報道了社區的停車、垃圾清理、汽車噪音等問題，這些都是社區居民關注的焦點。　　談話過程中，我也不時詢問旁邊年輕編輯的工作經歷。一位像是大學剛剛畢業的女孩對我說：“我在這里工作很愉快，我們互相之間像親人一樣。”特勒夫人說，一起工作的四個人像是一家人一樣親密，這在大報里是不可能的。她在一家大報工作多若干年，卻衹認識很少的几位同事。特勒夫人說起《貝克山時報》這個小小的編輯部來充滿了得意之色：“波士頓報業的從業人員流動性很大，但我們報紙的編輯和記者卻非常穩定。”除了輕松溫馨的氛圍之外，這几年來報紙運作良好，編輯和記者的報酬很高，甚至高于一些大報。特勒夫人總結報紙成功的經驗，認為主要有三個因素：第一，經營一個小事業，要有明确的目標﹔第二，要有好的工具和設備等硬件﹔第三，要讓大家覺得有興趣，當然薪水也很關鍵。　　像特勒夫人這樣一個人創辦一份小報、辦得有聲有色、乃至辦成一份事業的，在美國并非唯一的特例。當我來到得州首府奧斯汀的時候，又見到了一位類似的辦報人。他就是《得州周末》（《Texas Weekly》）的創辦人菲林克斯（George Phenix）。　　比《東北大學報》和《貝克山時報》還要“可怜”的是，《得州周末》甚至沒有一間專門的辦公室。菲林克斯大約六十歲，是典型的得州人的長相，看上去像是一位樸實憨厚的農夫，臉上紅通通的，北方人戲稱之為“紅臉佬”。　　談起《得州周末》來，菲林克斯簡直像是在談自己的孩子。《得州周末》創刊于一九八三年，現在發行量為一千五百份。一年的定价為兩百五十美元，純利大約為百分之四十，也就是十五萬美元。這份周報沒有廣告，每周印刷六頁，几乎沒有任何的版式設計，就是几頁簡單的活頁紙。　　菲林克斯遞了最新的一份給我，笑著說：“這大概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報紙了。”接著他立即補充一句說：“但是我們的內容很好。”二十年來，報紙一直保持獨立性，不偏向兩党，而兩党都能接受。報紙的讀者針對高端人群，如州長、州長幕僚、州政府各部門的官員、州議會的議員、法院的法官、各游說團体的負責人、大學政治學教授等。几乎全都是政界和學界人士。　　在二零零三年一月之前，《得州周末》都是通過郵寄的方式寄給讀者，現在正在向電子郵件的方式轉變。最近半年多來，已經有四分之三的報紙變成了伊妹兒。菲林克斯計划在一年內不再用傳統的方式印刷，全部變成伊妹兒。這樣將大大節省成本，實現利潤的最大化。　　我問這位滿臉笑容的老頑童說：“您所報道的政治方面的內容，是不是有特殊的消息來源？”菲林克斯擠了擠眼睛，回答說：“我与政府、議會和法院的許多官員都有長期的聯系，我几乎每天都去政府、議會和法院，与各种人員聊天。議會休會期間，我也密切關注議員們的動向，經常對他們進行電話采訪。這樣就能得到許多別人得不到的線索。”每周四的晚上，報紙編輯好之后，便通過伊妹兒直接發送到訂閱者的電子信箱中。客戶在星期五的早上就可以閱讀了。其他報刊經常引用其中的最新消息。“一些比較聰明的讀者會發現我們有特殊的消息來源，這一點也提高了我們報紙的聲譽。雖然目前得州還有兩家類似的月刊，但對我們形不成威脅。我們雖然是一份小報，卻能對州的政治發揮一定作用。” 　　作為一种附加的服務，《得州周末》還另外還雇傭兩名在讀的大學生，由他們負責將美國四十五家主要報紙上的新聞和評論摘錄下來，發送到用戶的郵箱里。這項服務也很受大家的歡迎。　　整個“報社”其實一共衹有兩個人。一個就是菲林克斯自己，負責采訪和寫作﹔另一個合伙人負責經營方面的事務。“原來的老合伙人是我的大學同學，我們已經合作了四十年，他在前几年退休了。此后他的職位由一位年僅四十一歲的新手接任，此人在國會和政府中都有良好的關系。他既能寫評論，且文筆极佳﹔也能搞經營，且手法頗多。他接手之后，周刊每年有百分之十的增幅，這在現今經濟不好的背景下實屬難得。我也已經六十四歲了，未來几年內也准備退休，也許會將自己的股份賣給這位年輕的合伙人。我相信，他會把周刊一直辦下去的。” 　　在美國，從理論上說，衹要你有一定的資金和濃厚的興趣，就可以版一份報紙，并將其辦成自己喜歡的風格。這里既沒有所謂“刊號”的限制，也沒有某些國家里新聞檢查官們那無所不在的眼睛。在美國訪問期間，我先后接触到了三十多位形形色色的報人，他們積极參与時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塑造，是社會活力的源泉。他們處于聚光燈的中心，是确确實實的 “無冕之王”。報人對國民的影響力超過了傳統意義上的作家和學者。這些敏銳而敬業的報人們，有著良好的專業素質，也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是优秀的公民，也是堅持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正是有了這些報人的存在，才构成了不可摧抑的“第四种權力”。真理是在眾聲喧嘩中脫穎而出　　在談到報人的重要性時，美國著名散文家、政治評論家怀特特別強調辦報權力的分散和多元，真理是在眾聲喧嘩中脫穎而出的。怀特指出：“在我們這個自由國家，新聞事業之所以可靠和有用，不僅因為它具有良好的質素，而且也由于它是多姿多彩的。衹要有許多人各自掌握報紙的所有權，每個人都追求他自己的那部分真理，我們人民就有机會得到真理，處身光明之中。報紙的所有權掌握在許多人手里，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要是衹剩下少數几個所有者，或者報紙由政府控制，獨家經營，真理就會變得虛無渺茫，光明就會消失。”（參閱《作家協會公報》）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所謂美國式的“民主”，在我看來，除了“三權分立”的政治模式和中央与地方分權的聯邦結构之外，其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新聞的獨立亦是重要的標志。我所接触到的報人，也都參与著這一光榮的事業，他們的聲音或保守或激進、或宏大或微弱，但都是必不可少的。從某种意義上說，這些辦報人是美國的脊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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