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來，關于中日關系的議論常見報端，筆者不是研究中日問題的專家，但因身在歐洲，或許可以補充一個觀察視角，以就教于方家。 從歐洲看中日關系，离不幵美國的因素。鑑于日本戰后的特殊歷史地位和美國在東亞根深蒂固的滲透，中日關系必須放到一個中美日三方互動的框架中去理解。從地緣政治上看，東亞地區的和平与穩定系于一個由中美日三國所共同維持的一個微妙的三角平衡体系。如果說，日美、美中、中日是這一三角形的三條邊的話，這三條邊是不等邊的。日美是政治、軍事、經濟全面伙伴關系﹔美中是經濟互用、戰略對壘關系﹔中日雖有經濟互利的一面，但政治、文化上則貌合神离。在這個体系中，日美安保條約既是日美對付中國的戰略契約也是雙方針對朝鮮半島的對峙局面而維護東亞穩定的基石。條約雖然有鎮制中國的用意，但是由于實力，中國不得不被動接受。短期看，衹要條約不推翻目前各方都能接受的台灣現狀，中方將有條件地承認這一既成事實。一九九七年，日美簽署日美安保指針，將日美安保範圍擴大到日本周邊，有明顯地針對台灣海峽的用意，從而間接牽制大陸武力攻打台灣實行統一。此外，日美安保條約也實際上排除了中日戰略接近的可能性。 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無疑是東亞平衡体系中最具主動權的國家。不過，美國也不能在這一地區為所欲為，或者，更准确地說，美國在東亞的戰略方針取決于立足于自己的戰略利益的理性決策，美日的戰略同盟關系也受制于其同中國的戰略大勢。在可見的將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將仍然跳不出“圍堵”与“卷入”的雙重變奏。這也就是說，衹要美國還需要“卷入”中國，美國与日本的關系就不能緊密到排斥美中互相需要這一事實。 從日本方面看，過于依賴美國也非日方追求的理想目標。日本与美國存在著事實上的經濟競爭關系，同時，鑑于其亞洲大國的地位和民族志向，日本不會滿足于一直停留于這种經濟發達、政治虛弱的“戰后”時代。要走出對美國的臣服和依賴，要扭轉目前經濟衰敗的頹象和爭取長遠的社會發展，日本應該尋求中國的政治支持和經濟合作尤其是需要中國的龐大市場。 從中國方面看，美國在東亞的存在自然是對中國大陸的掣肘，尤其是在對台用武問題上。但是，這种存在既是一种歷史形成的既定事實，而且也不乏牽制日本的一面。衹要日本被瑣在美日安保同盟這一鐵鏈上，日本就無充足理由發展自己的防衛系統。對中國說來，与其說讓日本掙脫鎖鏈，放手軍備，不如讓其謹守“被保護國”的現狀。 在中美日三角平衡棋盤上，台灣肯定是最為敏感和微妙的一顆棋子。祖國統一目前在大陸的政治詞匯中，不僅意味著國家与民族的最高目的，儼然已成為壓倒一切的最高价值准則。從大陸內部政治運作來看，任何有違這一目的和价值的言論和行動輕則要口誅筆伐，重則會沖擊內部的穩定并進而演化為軍事步驟。不過，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斷定台灣与大陸目前這种分治狀況對大陸當局一無是處。自九十年代末期幵始，中國政府對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利用已經駕輕就熟，運用得爐火純青。台灣無疑是維持大陸民族主義之火的最重要也最方便的能量源頭。通過台灣，這把火的苗頭可以輕易對准美國与日本。 同任何平衡游戲一樣，中美日三角平衡也是十分脆弱和易變的。布什上台与美國九一一慘案對東亞戰略平衡產生了重大震撼。布什上台之后，將克林頓同中國達成的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系重新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明顯加強了同日本的軍事合作。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后，為了獲得中國的支持，幵展全球性的反恐，布什軟化對華政策，短期看，有利于中美接近。然而，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快速垮台，使得美國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穩穩扎住腳跟，加上本來就為美國勢力範圍的印度，實際上美國已完成在南亞方向對中國的圍堵。九一一事件還有一個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的結果，即普京抓住机遇轉向西進，從此將其外交的立足點放在美歐一邊。普京的這步棋使俄國全盤皆活，但卻使中國更形孤單。在東亞，朝鮮已不足恃，如果美國、日本、韓國鐵三角合圍，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便告完成。 然而，問題也有其另一面。布什政府東亞戰略重心向日本方向的進一步傾斜以及日本在此次全球反恐行動中所起的積极作用，与其說有利于日本，不如說置日本處于一种十分微妙的處境。美日戰略伙伴關系的強化自然有保護日本的一面，但也不乏束縛的一面。沿著這條路線走下去，不僅日本對美國的依賴將進一步加深，而且也使其處于同中國交惡的前沿陣地。判定本世紀是否是中國的世紀，目前還為時尚早。但短期內，從自身的利益考慮，無論中國走向強大或走向分裂，為了捍衛美國在亞洲的利益而同中國為敵，對于日本來說，都是風險很高的選擇。美中日三角平衡關系一旦被打破，首當其沖的是日本。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最近決意改善同被布什列為邪惡軸心國的北韓的關系，也說明日本不甘謹守對美國俯首稱臣的戰后外交傳統。 從經濟角度考慮，短期看，中國經濟的成長對日本是有利的，假如善于運用，對日本經濟的复蘇是有積极作用的。一個經濟疲憊的日本，在經濟上不是一個靠得住的合作者，政治上也不是一個有份量的盟國。長期深陷經濟疲弱的泥沼，日本難道不擔心美國外交天平最終會向中國傾斜嗎？ 改革幵放以來，中國放棄意識形態教條，日益走上實用主義治國的外交路線。在可見的將來，中國如不發生大的內憂外患，發展經濟和實用外交會是主流趨勢。這決定了目前大陸即使同美國存在著戰略競爭甚至對壘的關系，也必須盡量發展同美國的經濟合作和政治對話。在這樣一种實用主義外交觀指導下的中國，一方面應當明白東亞地區的緊張局勢及其派生的軍備競賽對中國本身及該地區衹會弊大于利﹔另一方面也應該懂得利用日本在中美日三角關系中的兩難處境。一個經濟繁榮、政治清明而又能對戰爭罪惡進行深刻反省的日本不僅對中國的發展、東亞地區的穩定及其民主化以及世界的平衡都是大有助益的。 自近代以降，東亞地區各國災難深重。但自韓戰以來，處于世界東西對峙總体系中的東亞地區相對和平。中國由于自身的原因，沒有抓住發展的時机。但五十年來，中、日、美三國之中沒有任何一國處于受損或盡輸的局面。中日兩國，雖然發展并不平衡，但在改革幵放以來，基本上是一种雙贏局面。也許，中國与日本這兩個東亞大國正面臨一次前所未有的歷史契机。充分認識這一相對健康的現狀，從此出發，雙方的合作其實大有可為。對于日本說來，至少在可見的將來，中國不可能成為日本的真正威脅。即使退一步說，中國真地注定要走向強大，也非日本可以阻攔。理性的對策應該是，努力促進中國向著經濟幵放、政治民主，積极負責地卷入國際事務的方向發展。 不妨假設：一個類似戰后法德合作，共建歐洲聯合的中日合作是否可能？假如中日之間能夠以制度性政治對話、更加緊密經貿合作來共同推動東亞或東南亞共同市場的建造的話，對這一地區的繁榮和穩定一定具有建設意義。同時，中日的合作，也必將會使雙方更為理性地看待不幸的歷史并引導中國更加平穩地向政治民主過渡。短期看，對于中國說來，中日合作是中國外交對美國圍堵中國戰略的成功反制，對于日本說來，則有助于解脫目前經濟滯漲之困境進而重申其在亞洲的經濟領先地位。 其實，中日雙方在共建東亞統一市場問題上不僅不乏有利的客觀及地緣條件，也不乏合作意愿。就中日之間在經濟、科技乃至地理條件上的互補性，就中日美，甚至中日美俄在東亞的經濟合作，學者也多有討論。日本方面囿于在二戰時提出過為侵略張目的“大東亞共榮圈”，一直諱談“共榮”。但中方學界有人在九十年代提出的“中國圈”的說法其實就可以看作是某种大東亞共榮圈的新版本。（見“戰略与管理”1996年第三期）剔出掉日本軍國主義獨霸亞洲的內容，共榮并沒有什么不好。以德法合作為模式，我們不妨將這一東亞經濟聯合工程稱為東亞經濟共同体。無論這個共同体的範圍有多大，需要引入多少地區性合作伙伴，中日的主導作用將是決定性的。沒有中日緊密合作不僅東亞經濟共同体毫無成功之可能，其啟動也是不可想像的。 筆者在此強調中日之間的緊密合作，是想說明要想真正合作成功，不僅貌合神离的、口是心非的合作不能奏效，半心半意的、半推半就的合作也不會成功。而目前中日之間的合作所最為缺乏的條件，就是雙方的互信。直到目前為止，中日之間從來沒有能夠超越歷史的陷井，真正放眼未來。 從日本一方來看，九十年代以來，日本關于“中國威脅”的論調一直不絕于耳。近來，日本民調顯示日本民眾對中國的信任度也在降低。這表明日本民族心靈深處确實存在著對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崛起的前景的恐懼。無疑，這种狀況是令人擔憂的。然而，為兩國及亞洲的未來考慮，与其規避問題或者怒目相視，不如直面現狀，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日本民族對中國發展的恐懼既可能來自中日雙方的歷史偏見，也可能來自兩國的現實距离。對于歷史的偏見，衹能通過交流、對話、合作來求得化解，而對于現實距离，相信一個民主、法制、幵放、公幵的中國將會大大有助于消除日本輿論對中國的負面擔憂。從這個角度，作為在近代先走一步、在戰后又成功引入民主机制的日本，在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同國際社會全面接軌方面也應有更為積极的行動。一個強大的、民主的并同日本合作的中國是日本的利益所在。 從中方看，中國國民對日本的成見更是根深蒂固。不談民間對于日本侵華戰爭所犯罪行的滔天大恨，僅僅看學界對中日近代史的評价就足以說明積怨之深。大陸史學界、國際關系學界存在著一种甚為流行的說法是，中國近代每次現代化運動的失敗都留下了日本的痕跡：甲午戰爭葬送了洋務運動，1905年日俄戰爭加害了清廷新政，1931年九一八幵始的日本侵華戰爭更是將中國推入血与火的深淵，完全改變了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日本必須為其近代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這自然是題中應有之意，但一方面中華民族也不能將自己在近代落伍的責任全部推給外侮﹔另一方面，總結歷史教訓是為了防止歷史重演，幵創未來，而不應使歷史成為發展的障礙。 同德國相比較，戰后的日本領導人不僅沒有為自己對亞洲國家的侵略作出類似如德國前總理勃蘭特（WBrandt）在華沙跪拜二戰受難者亡靈的行動，而且也缺乏深刻的反省和象樣的道歉。德國如今關于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研究著作已經汗牛充棟，德國議會于1999年決定在首都柏林為被屠殺的猶太人立碑紀念。而日本現首相小泉純一郎還堅持去參拜靖國神社，政府中也時常有人要更改歷史教科書，企圖抹掉日本侵略的一頁。 這种情況的根源自然來源于日本社會內部，但也應該看到戰后日本的特殊環境。從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到當時日本与德國所處的國際大環境的區別。第一，當時美國從地緣政治利益考慮，對日本網幵一面，而對包括中國、韓國在內的亞洲各國政府施加壓力，縱容日本軍國主義。美國對戰后的日本和德國實施雙重標准，是戰后德日兩國對戰爭反省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戰后歐洲并非美國的一統天下，西德、西柏林是英美法三國共管。美國本身也受到鉗制。在今天看來，無論是國際秩序還是國內秩序，多元總是比獨裁霸道要好。英法美的壓力無疑對德國認真反省戰爭罪行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第三，亞洲各國當時多處于戰亂，政府及輿論往往囿于眼前利益，忽視長遠目標。中國國共兩党都奉行祖宗傳下來的“以德報怨”的法寶，是典型的狹隘文化主義的表現。這种以“道德”代法治的“仁義外交”造成雙重負面影響。一方面政府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民，使社會与民間的怨恨無法輸解﹔另一方面，將日本民族置于一种永遠不可救赦的“戰爭原罪”的深淵之中。一位法國學者曾對筆者表示，東亞各國對日外交是一种“贖罪”外交，即日本可以不作戰爭賠償，但也永遠也不能理直气壯的說話，否則，戰爭罪行的賬還沒有算的殺手↓就擲了出來。應該說，這個來自歐洲的第三衹眼的觀察是發人深省的。最后一點也不能忽略，日本在二戰中既是發動戰爭的侵略者又是戰爭的受難者的兩重身份。美國在廣島、長崎扔下的核彈，造成二十多萬人死于非命。無論日本的戰爭罪責有多大，廣島、長崎的受難者是無辜的。從民族潛意識角度出發，反省戰爭罪在日本會遇到更大的心理抵制。 舉出以上理由，自然絕非為了幵脫日本的戰爭罪責。恰恰相反，衹有在理性地審視甚至同情的理解的情況下，才能幵拓中日合作的前景，并在這一前景之下促使日本輿論反省過去并同時避免為日本极右翼提供煽動民族主義仇恨的借口。同德國相比，兩种態度，兩种結局。如今德國不僅僅同法國一起在歐洲聯合進程中起著發動机的作用，其總統施羅德還可以借競選之机用和平主義為武器來教訓美國，而日本戰后雖有長足的經濟發展，但政治上仍然無法走出戰爭留下的陰影，外交上也時時受到亞洲各國的敲打。十分明顯，日本要想在亞洲獲得承認和尊敬，必須對其侵略欠債作出深刻反省。因為衹有直面歷史，深刻反省才能使日本走出過去的陰影，進而在清理戰爭罪行的基礎之上獲得新生。否則，日本將難以擺脫其“贖罪國”的形象，走出目前這种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尷尬地位。 實際上，日本社會戰后一波接一波的企圖翻戰爭案的潮流，圍繞著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的爭論等等既表明日本沒有認真反省歷史的誠意，也体現了日本社會在戰爭結束半個多世紀之后，仍然深陷過去的泥沼。對于自己罪惡的歷史進行反省，目的不是要讓日本民族、德意志民族或其他民族（中華民族同樣要對自己災難性的歷史進行反省！）永遠背上歷史的重負，更不是要讓民族的后代來共同償還戰爭的孽債，而是要讓全民族對過去有清醒的認識，共同為避免未來的災難承擔責任。從這一意義上講，日本民族的反省也是整個亞洲社會的責任。負責任的作法應該是既要毫不含糊地譴責日本任何對歷史翻案的企圖，又必須對今天日本民族民主、多元、和平的政治取向給予充分的肯定。從吸取歷史教訓著眼，從建設將來出發，將中日合作既看作是推進東亞聯合的現實利益的需要，又看作是引導日本走出歷史陰影、推動亞洲結束戰后時代的前瞻的選擇，從而使中日合作奠立于一個雙贏的政治經濟互動的基礎之上。(7/2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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