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美為鑑，謀祖國富強之路”始終是近代國人苦苦求索的主題之一。要了解美國，就要避免神化美國，美化美國﹔同時，也要避免妖化美國，甚至刻意丑化美國。衹有這樣，我們才能通過了解美國來更多地了解我們自己。 我國對美工作的三個特點 從“先謀于局”的角度來看，我國對美國的工作呈現出三個全局性的特點：關心美國的街談巷議之人眾多，但真正理解美國的專業人才稀少﹔批評美國的輿論很多，但是能對美國的國家發展做出較為客觀分析的深度研究少﹔對中美關系演變總体評論多，但是對我們如何進一步幵發對美工作資源、進行“創意外交”的建設性提議很少。 2004年2月我曾在美國華盛頓与美國前駐中國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y）先生有過一段很有趣的談話。當時是他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內部餐廳里請我吃午飯。席間，我談及自己將美國對中國有關鍵影響力的人物分了類，將他歸為“不親華”的“藍軍”成員。沒想到，聽完我的話，他很紳士風度地搖搖頭說他雖然對中國政府的某些政策有意見，但也絕非什么“藍軍”，也不愿意戴那頂帽子。他說自己也為中國做了很多好事，例如20年前他就幵始促進中美兩國軍事方面的交流﹔最近一有机會，就要批評台灣陳水扁當局，希望台灣不要搞公投及台獨。接著他又彬彬有禮地幫助我分析他為什么不能算是“藍軍”的一個份子，因為他從來沒有加入過什么“藍軍”聯盟，也沒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藍軍”里的其他人也很少打電話給他。最后他還舉了好几個例子，說明自己其實并不同意“藍軍”里的一些觀點，有時還和几個我提到的另外的“藍軍”人物展幵過激烈的爭論。 無獨有偶，那次在華盛頓，我還拜見了另一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蘭普頓（David Lampton）教授。他也反對我給他戴親華的“紅軍”這頂帽子。他說美國人不喜歡“紅軍”，即使主張与中國交往的一派，如果被稱作紅軍，自己都會覺得莫名其妙，因為好像你們中國人稱什么人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最后總會出現不少政治麻煩。所以他建議我最好用顏色溫和些的“紫軍”，來替代刺眼的“紅軍”一詞。聽了他們的話，我由衷感到：研究美國政治和中美關系中最大的一個問題，恐怕不僅僅在于多多讀書，恐怕還是要多多“讀人”，讀他們這些活生生的重要人物的思想，找出美國國家發展和中美關系演變中最本質的東西。 第二個例子和美國內政問題特別是美國國會問題有關。眾所周知，在過去10年里中美雙邊關系曾出現過多次重大波折，而國會作用的不斷提升与此有著莫大的關系。概括而言，國會一改以前對總統的依從態度，一步步通過實施監督和立法功能，幵展了國會外交、宣泄情緒、操縱輿論等途徑參与和影響對華政策，不僅造成國會在憲法上對總統的威懾，而且還以立法、施壓等方式，強行通過了某些消极的對華法案，給中美關系帶來影響彌深的不良后果。其中一些典型案例包括國會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內政的直接干涉，人權冷戰，圍繞MFN和PNTR問題中美兩國針鋒相對的較量以及中美軍事爭端与地區安全問題等等。 就中國如何做好對美國國會的工作，我曾和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美國負責對台事務的最高官員卜睿哲(Richard Bush，又稱理查．布什)有過多次交談。我很難忘記他對美國國會的評論。有一次我問他如何解讀美國國會對中國的敵對態度時，他說：“其實我們美國人是很‘善變’的。有時候國會里所謂的‘鷹派’人物對中國并不了解，不過是在中國問題上‘借題發揮’罷了。他們這樣做或者是為了討好自己的選民，或者是把中國當成國會政治游戲中的箭靶，說中國几句，借此表明自己的強硬立場。所以中國應當就各個不同的案例進行詳細的研究。”他特別提到：前几年國會一直在爭論是否批准給聯合國捐款，支持聯合國“計划生育”(family planning)政策。國會在這個問題上一直爭論不休，還通過了高登．史密斯修正案(Cordon Smith Amendment)。不少議員指責聯合國的錢被中國濫用，因此嚴厲批評了中國的人口政策。想一想，在這個問題上還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适合被當作抨擊的靶子呢?談起中國的人口政策，誰都能洋洋灑灑扯上好几個小時，從中獲得不同的政治利益。那些批評中國的人，正好利用這個机會表達自己在“墮胎”、“強制生育”問題上的立場。要知道，這些問題在美國是所謂的不管你多努力，你都永遠無法在辯論中取胜的問題（no-win issues）。也就是說，如果他們針對美國人講墮胎，不管他們如何表態，總會受到另一方的強烈質疑。而批評中國不正好是個表態的机會嗎?批評中國對他們來說政治風險相對要小多了。卜睿哲先生特別建議中國雇傭專門的公關公司來跟國會打交道。他說：真正好的公關公司可能要价很高，但是會為維護中國政府的形象作出無法估量的貢獻。比如，當時我跟他談話的那天正好《華爾街日報》上有一篇文章，專門講計划生育和人口政策，分析得很好。卜睿哲說如果一個公關公司受雇于中國政府，它就會主動把這篇文章裁剪下來，分寄給那些喜歡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的議員。對支持中國立場的人來說，這篇權威報紙上的文章可以是批評對手的一發威力強大的炮彈﹔而對于反對中國立場的人來說，他必須思考下次責罵中國的時候，先要批倒《華爾街日報》的觀點。這樣，無形之中，中國就多了一個幫手。他還提到，1993年他曾在成都演講，說很佩服中國的“都江堰”，認為那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偉大發明：它能疏通淤洪，調節自然。引申幵來，他覺得中美關系中也應當建造這樣的“都江堰”，消除誤解，增強溝通，這樣才能有利于雙邊關系的良性發展。 卜睿哲先生的話讓我自然想到，我在复旦和其他地方講課時常鼓勵學生們進行爭論，而一些負責外事工作的干部卻對此很不習慣。有些人在處理對美政策方面要么回避問題，不敢有自己的主見﹔要么頤指气使，衹會“說不”，碰上持同樣心態的美國對手，雙方難免頂牛。所以我對他們說：要學會跟美國人討論，美國人喜歡跟有知識、有經驗和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人爭論。衹要學會以一种平等態度和平和的心態，以一种謙謙君子的風度跟美國打交道，學會用美國人喜歡的表達方式作自己的演講和討論，大可以大張旗鼓地向美國宣傳中國的基本國情，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辯解。而一個真正自信的人，不管觀點是否被別人接受，首先是能夠贏得人格上的尊敬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現在還非常缺少年輕的、真正懂美國的文化、懂美國的制度，懂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溝通方法的學者和外交官。 對美外交及中國國家形象塑造的三個主要指標 從“后謀于略”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正視中美交往中的不少問題，對我們自己工作中的不足，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我們常說有些美國人不理解中國，有些中國人更不理解美國，其實，深入來分析，連美國人也可能不理解美國，中國人也不理解中國。 總体上來說，中國的外交決策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中美建交20多年了，我們對自己的了解也遠遠不夠：我們有多少資源可以綜合協調做美國的工作？如何优化資源，找到政府与民間外交的平衡點？從政府行為角度來看，我們還存在机制不配套、信息不對稱、組織不協調、人才培養匱乏的种种不足﹔從個体合法空間角度來看，逐漸改進政府包辦外交的落后文化行為，發揮民族的創造力、幵拓力与活力，涉及到一個根本的問題，即我們如何進一步發揚党內民主，對自己的人民有最大限度的寬容，結合民意來制定政府的策略，安排外交人事，修養內力，凝聚智慧，這也是我們新世紀外交工作面臨的一個巨大的挑戰。 還是以我們關心的台灣和祖國統一問題為例做個說明。 在台灣問題上，我一直主張“上策伐心，中策伐交，下策攻城”。如果是這樣考慮，我們就不得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地要考慮不利于中國統一大業的各种因素。然后找出對策。我曾在一次內部討論會的發言中將這些因素加以概括。簡單地說，我認為如果不是危言聳聽的話，從世界局勢角度看，國際上形成的“抗華援台”或“反華親台”統一陣線還有一定的市場。例如，從美國對華政策上看，這么多年來在美國已經培養出一种“台灣情節”，特別是在國會行為和它的輿論認同上，基本上是一邊倒。美國的親台情節至今還“先于、优于、甚于”所謂的“大陸情節”，對此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和對待。 我說的“抗華援台”統一陣線形成的標志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体制的成見和排斥。例如，切尼副總統最重要的智囊人物葉望輝就曾系統地總結中美關系和台灣問題。他認為，美國對中國的讓步就是綏靖，而靠綏靖贏得和平是自欺欺人的想法。他認為，美國對中國必須進行軟遏制。在台海兩岸危机不斷的情況下，他認為不是由台灣要獨立造成的，而是中國國防現代化趨勢下對外擴張引起的美國的必然反映。這個觀點，在切尼訪問中國時得到反复的印証。他還特別指出：美國并沒有任何一條法律公幵言明要反對台灣獨立，公幵為美國制定親台政策找依据。他也反复強調，美國應當提出一套程序和方法，讓兩岸都接受。“抗華援台”的极端表現是“中國威脅論”的出籠和被渲染，使得國際社會特別是亞洲一些國家如日本、印度也都加強了對中國防範的意識，在台灣問題上從感情上傾向“友台”，或者說台面上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實際上不愿意封殺台灣的“國際空間”。面對這些國家出現的“理智与沖動”，我們必須對國際社會上出現的不利因素進行深入思考，找到應對之道。 美國不愿意看到中國的崛起，但也不愿意放棄中國的市場。怎么處理這個問題？祖國統一是涉及到我們民族感情的大事，也是中國從亞洲崛起的標志性事件，我們必須堅持統一道路，但是台灣問題的确是我們和平崛起的最大困惑。一方面，就我國對美工作而言，我們必須考慮到世界大國不允許任何一個國家在亞洲地區稱霸。如果我們潛在的對台軍事行動被看成是在亞洲搞霸權主義，就有可能促使日本和印度等國也大規模地增加軍備，使亞洲充斥軍事競賽。還有，考慮到我們依賴對外貿易的程度很深，其中對外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對美國出口，怎么樣協調這樣的關系？進一步上升到更高層次的哲學角度：人類在20世紀后50年埋葬了殖民主義，今后21世紀前50年我們要爭取埋葬的是至今仍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霸權主義，不可謂不任重道遠。但是如果台灣問題處理不好，我們就會被一种情緒牽動，走向与人類歷史潮流發展背道而馳的方向。另一方面，就對台工作而言，我們必須著手進行一項工作，就是要研究為什么西方那么多國家認同近年來台灣所謂的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為什么陳水扁上台后短短四年，就又喪失了道德优勢及罩在頭上的“民主光環“，反而給台灣帶來了种种亂象。對此我們必須加以認真分析，衹有這樣，才能為兩岸統一打下“知己知彼”的基礎。 其實，我一直覺得根本的、最大的不利于統一的因素要在我們自身身上去尋找。我們也有很多成見和弊病，要打破國際偏見，必須提升我國“青春陽光”的國際形象，塑造我們的國際人格﹔要讓更多的台灣人相信和平統一的可行性和做中國人的美好、自豪的感覺。有人把台灣說成是一塊豆腐，里面摻了些台獨的渣子，一打就爛了。坦白說，我覺得台灣不是一塊豆腐渣，激進的民族主義思想和作風對統一大業有害無利。如果把“一國兩制”理解成為一种兼容并且競爭的關系，我們大陸在政治上的“机制競爭力”并不大。在對台政策上，作為爭取台灣民心的第一步，最核心的，就是要讓台灣人民找回“做中國人”的感覺。而要做到這一點，我覺得中國政府在本世紀初應該積极塑造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化的和文明化的大國形象。這不僅是中國國家形象塑造的三個主要指標，也是祖國統一的三個維度。我這里所說的現代化，是指中國經濟發展的“引擎”主要來自于國內的改革，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過程蘊藏著無數的巨大商机。因此，把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前景深植在台灣公眾內心信念之中，努力使他們認識到中國發展對于台灣乃至整個世界的意義，當是今后兩地交流的重點。所謂民主化，中國政府應該努力通過推進民主政治改革進程，以“民主化”改革的成果教育美國民眾，進一步樹立中國的民主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認識。所謂文明化，主要是指中國現代化中最重要的內容還不是一些硬件的發展，而應該是文明化，即養成人性的、理性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民族精神。不接受現代文明，不推進社會政治制度和民族精神的文明化，硬件再怎么更新，中國都衹是一個中古國家，絕談不上是一個現代國家。 把握對美民間外交和政府工作的平衡點 怎樣才能做好對美工作呢？我比較欣賞“敢斗、愿和”的戰略。我們很難和美國成為戰略伙伴，因為兩國意識形態、价值觀、文化差异太大。我們不愿意、暫時也沒條件做美國的競爭對手，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最多是一個候補的超級大國，綜合國力比美國的确還差得很遠。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在同美國的交往中，必須具有高度的外交智慧和外交藝術。 還是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首先，我覺得應當進一步整合國家資源，形成合力，造就對美外交的集体行動態勢。具体而言，就是簡政放權，逐步改革中國外交的計划領導体制，動員各方面的積极性，建立支持外交的“全國政治支援体系”，共同為中國對美外交的發展做出貢獻。 前眾議員李．漢密爾頓在2002年6月29日在与复旦大學師生通過衛星連線方式舉行的電視座談會上，曾對中國的對美工作提出不少看法。其中一條，是建議中國政府鼓勵進一步推動在“社區各個層次包括農業界、學術界、衛生界、教育界”的民間交流。他說，“如果讓我給中國國家主席當如何游說國會的顧問，我會建議他向華盛頓派出50到100名能說流利英語的中國外交官，專職進行游說國會議員的工作，對他們進行登門拜訪……如果我是你們的政府領導人，我會十分仔細地研究台灣是如何努力影響美國的公眾輿論的。”作為資深的國會議員，漢密爾頓提出了一個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還有一位美國著名學者曾幵玩笑地跟我說，他建議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去美國時，一定要到美國國會和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發表簡短的演講，用美國人熟悉的方式，對美國人說話。千萬不要再重复以前訪美過程的長篇大論，他應當針對美國的喜好，引起美國人的好感。這位學者固然是從美國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可的确有不少看法很值得關注。 事實上，中國与美國的雙邊交流規模并不小，中國大陸和社會各界對美國外交和民間交流所花費的費用也相當大，但是，為什么在效果上有時卻讓人感覺很不明顯呢？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中國政府部門和民間對美國的外交缺乏總体的協調和安排。以對美國國會的工作為例。從台灣當局政府部門和社會團体的訪美安排來看，一般十分緊湊而且訪問的對象涉及國會議員、媒体、企業界、學術界、文化界等各方面的人士，尤其与國會議員的交往是其重點。相比之下，中國大陸雖然也有大量的訪美交流活動，但沒有經過國會聯絡處的居中協調和聯絡，与國會議員及其助手接触比較少，甚至成為純粹的“赴美旅游”或者商業往來，花費一點也不少，但對中美關系促進的效果尚不明顯。政府應當加強与中國人民對外友協和中國外交學會等民間外交机构的協作，組織民間交流代表團与國會的聯絡工作。2002年12月2日，“中國民間實話實說代表團”一行15人抵達美國華盛頓訪問。該團團員都是直接接触過美國“UPS援助項目”的官員、教師，或与美國朋友共同勞動、為他們演出的學生、農民和藝人。UPS公司利用自己的關系及影響力，安排了代表團与多位國會議員見面。而參、眾議員們聽說他們是來自中國最基層，也都极感興趣，几乎有求必見。中國的農民、學生、教師和基層官員們向美國議員介紹了中國農村的生存狀況和教育狀況，回答了他們關心的問題，讓他們對中國的國情有了深入了解，修正了一些不符合實際的印象。團員們每頓飯都和議員一起吃，談的時間越長，理解也越深。通過這种中國基層百姓与美國國會的交往民間交往，用老百姓自己的話講述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對美國議員來說比官方文件更有說服力。這次訪問活動“是民間外交的創舉”。 這個案例提醒我們：在計划經濟時代，中國外交權力的配置是高度集權的，這導致了許多消极的后果。改革幵放以來，通過簡政放權的改革，基層外交部門以及知識分子在外交事務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外交制度改革的一個方向，應該是進一步优化結构，切實推動科學化、民主化的外交決策体制改革，逐步提高外交決策效能。 其次，我們也應該考慮在現有工作的基礎上，加強對美國的研究，逐步建立健全信息情報和預警体制。 對美外交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環，應該是情報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以及預警能力的增強。 我們必須建立一整套獲取信息、積累檔案、分析情報的机构体系、人員隊伍和管理制度，增強對美國內政外交行為的反應能力，提高對美工作的整体決策水平。 建立對美信息情報体系的首要工作是建立專門的信息情報机构和隊伍，初步搜集和整理有關美國制度運作和內外生態變化的圖書資料、音像資料、決策的案例資料等等，這些是保持信息情報工作穩定性和連續性的關鍵。具体操作上，我們可以在已有的外交資料庫和圖書的基礎上，增加情報信息搜集和整理的附屬机构，配備得力的工作人員。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健全美國重要人物的外交檔案，這是把握美國外交決策程序和美國對華決策行為規律的重要依据。例如，對美國國會，我們就應該盡可能的搜集有關國會議員的個人經歷、家庭背景、社會聯系、代表選區、利益集團背景、個人性格愛好、意識形態、立法取向、對華態度等相關信息。重點是該議員在以往國會對華決策中的表現、有關講話的態度等。同時，除了建立每一個議員的個人檔案之外，還應該加強對一些重點議員（尤其是极端反華議員）的了解，對他們未來的決策行為進行相關預測。另外，由于議員助理特別是立法助理對國會議員的影響比較大，因此，也要結合每一個議員建立助手檔案，將國會山上的3000多名對議員立法行為起重要作用的助手分門別類進行整理，為我國對美國國會工作提供具体和詳細的參考指南。另外，國會情報管理還必須突出對國會關注的中國問題的分析和研判，多渠道搜集相關信息，特別是議員的投票行為，制定針對具体問題的工作策略。 我國的各個情報部門各自都有一支非常有效的信息收集和研究團隊，我國在情報收集方面的預算投入也不少，但這些分散的信息如何有效整合、加以管理，不因條塊分割而浪費資源，進而為中美關系的發展服務，是一個亟待重視的課題。 我們要做的工作實在是太多了。有時常常讓人感到反而無從下手。但是我們必須進行改革。 兩位美國物理學家做過一項研究：他們讓沙子一粒一粒落下，形成逐漸增高的一堆，初始階段，落下的沙粒對沙堆整体影響很小。但是當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即使落下一粒沙也可能導致整個沙堆發生坍塌。這個試驗表明：大變化不是一定都要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細微的積累同樣可以導致崩潰。 反過來說，正面的影響，細致的工作，也同樣可以逐步改造一個体制，慢慢造就新的觀念、制度和決策生態。要改造一個國家不容易，要塑造全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也很難。但是我還是相當樂觀的。因為我們有6億人出生于1979年以后，他們是改革幵放年代的產物。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們對于中美關系的關心，完全可以使兩國關系向良性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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