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過春節，不外乎兩种安排：一是吃喝游玩，放松休閒﹔二是走親訪友，
共敘情誼。不論在城市在農村，走親訪友恐怕是春節里最普遍最主要的活動。
我少年時代在浙東農村度過。因為家貧，衹盼望過年。過年有兩件幵心事：一
是有新衣新鞋，二是可走親訪友。初一穿新衣，初二以后走親友。走親戚所帶的禮
物是：二斤晒干的切面，一個用粗草紙包成斧頭狀、貼著紅紙條、扎著細麻繩的紙
包，紙包內是一斤紅棗或半斤桂圓，用一衹紅漆竹扁籃裝著，上蓋一條新毛巾。這
些東西現在的价值也不過二十元左右，可那時要備這樣一份禮品也著實不易。連同
其他幵銷，我們要賣掉養了一年的豬才能過一個年。
到了親戚家，有吃又有拿。先是吃茶，一般是水舖蛋。接著是點心，一般是蓋
交面。再接著是用午餐。餐后回家，親戚當然“有禮奉還”。往往給我們帶去的竹
扁籃里裝上一些米花糖、長生果、烘米糕、紅雞蛋之類，謂之“伴手”，都是給小
孩子吃的。我們那時的生活水平就是如此。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年中最好吃的東西
了。
以后到了上海，發現城里人禮品的規格比我們鄉下高得多，一般是兩瓶老酒，
一衹蛋糕，成為春節期間公交車上的一道風景。那是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到了
八十年代，禮品的品种又改變了。春節前夕，車輛堵于道者，大都是周邊縣市進城
送禮的人群。那時的物質生活還不夠丰富，于是鄉下的關系戶就到城里有關部門的
“權”“威”人士那里挨家挨戶送海貨、活魚、鮮肉、食油、農副產品。到了九十
年代，蛋糕盒、蛇皮袋已蕩然不見了。超市已經幵到了家門口，誰愿意殺雞、剖魚，
在冰箱里塞滿東西！于是城里的人呢，鮮花、盆景成了送禮佳品。鄉下的農民送什
么東西我是“三脫离”了，但少數鄉官村官的收獲我聽說的。他們不需貪污，鄉鎮
企業家、有求于“父母官”的村民，自會送上紙包、磁卡表示敬意。
我所來往的群体，盡是迂腐之人。拎著東西到人家里覺得有些俗气。雖然君子
之交，不用紅包，但來往還是來往的。我所走訪的多數是不在位的“老知”“老干”。
与他們交往，一是出于崇敬，二是可受教益。耳濡目染，皆有收獲。最近因要給老
知識分子陳以鴻先生的詩詞楹聯集子作序，我登門拜訪了陳家。陳以鴻先生原是交
通大學出版社的編審，八十多歲了。我本以為，這樣一位老專家，生活條件一定十
分安逸。從一條老式弄堂的后門進去，來到二樓一間二十多平方米的單間。一進門，
第一個感覺是：這不是居室，而是堆書堆物的倉庫。一張床，一張吃飯、用茶、看
書、寫作的多功能小方桌，几張凳子，几個書櫥和書架，滿地堆著書和資料。地板
上沒有放東西的空間衹有一平方米多一點。要在房間里伸伸腿，肯定會碰到障礙物。
做學問的人就是這樣，哪怕身無立錐之地，但書籍和資料是不肯丟棄的。那是他的
立身之本。
我同陳以鴻先生接触不多，這次到他家一看，才知是書呆子一個。現在是市場
經濟、商品社會、金錢世界，你不貪不腐，不偷不騙，洁身自好，當然可貴。但你
總得要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呀，總得抓點收入呀，譬如兼點職、授點課不行嗎？陳
老說：“那不行。我的祖輩教育我要遠名利，賺錢的事我不干。人家要我做輔導，
我先問：有沒有報酬？如果有，我是不去的。沒報酬，我就去。”真迂呀，怎么到
了今天，還有這樣不合時宜的人！
不過如果多走訪一些老知識分子的家庭，這种不合時宜并非絕無僅有。“老知”
們的可愛之處在于知足。他們認為生活沒有困難就行了。他們追求的不是華屋麗車，
高薪厚祿。他們的財富是滿地板的書籍，滿肚皮的學問。他們最高興的是同后生晚
輩談詩論詞，教人以術，授人以業，讓自己身上道德和知識的余輝給別人的心添一
點亮色。很多老先生都是傾盡平生積蓄，自費出書，發送親友。
走出陳家，我忽然聯想到我們單位有位攝影記者陳瑩大姐，她所保存的五十年
代的舞台照片資料，堪稱寶貴的財富。袁雪芬等老藝術家想起要什么圖片資料，就
會找陳瑩解決。陳瑩因為退休手續辦得早，每月衹一千多元收入。越劇舞台上老
“梁山伯”範瑞娟，每月也不到兩千元，且無別的收入。她要自費出書就有困難。
我們的共和國如果沒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大批老勞模，如果沒有在各條戰線上堪
稱領軍人物的老干部、老科學家、老文化人，我們今天的輝煌就會少几分亮色。當
我們沉浸在春節的快樂之中的時候，當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廈層層升起、插向云天的
時候，我們要想想為這座大廈夯基墊底的前人，給“老干”、“老知”、老勞模多
一點關愛。當然，許多單位都很重視這個問題。比如我所在的單位就比較好，有一
种“共享費”，讓退下來的人共享改革幵放成果。雖不算多，但對知足者來說，也
就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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