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漢與魯迅的文字恩怨 - 木子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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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漢與魯迅的文字恩怨

作者: 張耀杰 | 類別: 作家 | 內容: 作家詩人 | 文型: 文章 | 評論: 投票

魯迅与田漢交往的最早記載，見于1927年11月23日的《魯迅日記》：“晚得田漢信，夜复。”當時的田漢正在籌備上海藝術大學12月17日到22日的“藝術魚龍會”，魯迅正在与創造社的鄭伯奇和太陽社的蔣光慈等人商談合作事宜，田漢來信大概是為了向魯迅募捐并預約看戲。魯迅与田漢的第一次見面，是1930年2月13日。兩個人分別應中國共產党地下党組織的邀請，出席在上海漢口路“圣公會”祕密舉行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大會。15 日又在《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上簽寫了各自的名字。1929年3月2日，在同樣由中共人士牽頭組織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魯迅与田漢、夏衍、錢杏屯↓、洪靈菲、馮乃超、鄭伯奇一同被選舉為常務委員。此后，魯迅与田漢之間便有了較為頻繁的接触。作為“左聯”精神領袖的魯迅与在影劇界以老大自居的田漢，對于“左聯”所參与組織的游行示威活動都不太配合。据夏衍回憶，田漢与蔣光慈“因為很少參加飛行集會而不止一次受過批評，乃至公幵警告”，“有一次在南京路示威，田漢從外灘雇了一輛黃包車從東向西，經過日升樓(示威的中心地點)被人發現了，認為他膽小，不敢上街，支部決定由孟超去警告，后來孟超說，結果是吵了一陣，因為田漢不承認這是犯了錯誤”。對于魯迅，田漢与潘漢年、周揚等人一樣，并不總是表示出友好的態度。早在1930年4 月，也就是田漢与魯迅剛剛第一次見面并雙雙加入“左聯”不久，田漢在《田漢戲曲集﹒第五集自序》中介紹自己的學生時，就通過借題發揮表現出對于魯迅的挑釁和調侃：“他們至今有許多廢去姓的。如廖作新君之名左明，張惠靈君之名無蹤，謝岳章君之名白珂，這并不像周樹人先生之名魯迅一樣是一种風流儒雅的筆名而都是出于對舊家庭的不滿，乃至深惡痛絕的。” 魯迅對于小自己17歲的田漢既有過幫忙的經歷也有過不夠客气的時候。南國社被查封后，轉入地下的田漢曾經于1930年10月4日致信魯迅請求幫助，魯迅日記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得田漢信并致鄭振鐸信及譯稿。……夜蔣徑三來，即以田漢信并譯稿托其轉交鄭振鐸。”另据夏衍回憶，有一次內山完造在一家閩菜館歡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領袖人物藤森成吉，魯迅、茅盾、田漢、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漢一個人對藤森成吉大談自己与日本唯美主義“惡魔”派作家谷崎潤一郎的交情，引起魯迅的反感，魯迅對夏衍低聲說一句“看來，又要唱戲了”，就起身退席，給田漢一個很大的難堪。在1934年《社會月報》8月號上，刊登有魯迅的《答曹聚仁先生信》，另外還連載有楊屯↓人的長篇報告文學《赤區歸來記》，從而引出署名“紹伯”的《調和──讀〈社會月報〉八月號》一文，在1934年8月31日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發表。這篇奇文一上來就搶占“不肯調和”的絕對天理制高點，說是“‘中國人是善于調和的民族’──這話我從前還不大相信，因為那時我年紀還輕，閱歷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調和的，我就以為別人也和我一樣的不肯調和。” 接下來，紹伯便把魯迅与“軍閥”捆綁在一處，干起替死人鳴冤的勾當：“我有一個親戚，在我故鄉兩個軍閥的政權爭奪戰中做了犧牲……及至后來兩軍閥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調和了，彼此過從頗密，我不覺為之呆然。……最近這几年，青年們追隨著思想界的領袖們之后做了許多慘淡的努力，有的為著這還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會月報》……讀者試念念這一期的目錄罷，第一位打幵場鑼鼓的是魯迅先生(關于大眾語的意見)，而‘壓軸子’的是《赤區歸來記》作者楊屯↓人氏。就是健忘的讀者想也記得魯迅先生和楊屯↓人氏有過不小的一點‘原則上’的爭執罷。魯迅先生似乎還 ‘噓’過楊屯↓人氏，然而他卻可以替楊屯↓人氏打幵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這恐怕也表示中國民族善于調和吧，但是太調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爭斗也漸漸沒有原則了，變成‘戟門壩上的兒戲’了。照這樣的陣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當時的田漢正在把魯迅的《阿Q正傳》改編為同名話劇，每寫出一段便請浙江宁波籍的袁牧之譯成所謂的紹興話，以“袁梅”的署名在兩個人共同主持的《中華日報》副刊《戲》周刊上連載。第一幕載完，田漢以《戲》周刊編輯的名義發表致魯迅的公幵信，要求魯迅“先發表一點意見”。魯迅于1934年11月4日寫了《答〈戲〉周刊編者信》，認為《阿Q正傳》的改編“將《吶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進去，以顯示未庄或魯鎮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Q所說的紹興話，我卻有許多地方看不懂”﹔同時又借題發揮，對“紹伯”的文章予以反擊：我并無此權力，可以禁止別人將我的信件在刊物上發表，而且另外還有誰的文章，更無從預先知道，所以對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沒有表示調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后給我一刀，則我的對于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這倒并非個人的事情，因為現在又到了紹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時候，我若不聲明，則我所說過的各節，縱非買辦意識，也是調和論了，還有什么意思呢？魯迅所說的“買辦意識”，指的是廖沫沙以林默的署名，發表在1933年7月3日《大晚報﹒火炬》的《論“花邊文學”》，文中批評魯迅的《倒提》一文“是買辦意識”。這封信寄出之后，魯迅又從11月18日出版的《戲》周刊第14期上看到編輯者所寫的《獨白》，其中有“抱憾”魯迅不予回信的說法。魯迅便于當天另寫一篇《寄〈戲〉周刊編者信》，說是“記得這信已于前天送出了，還是病中寫的，自以為巴結得很，現在特地聲明，算是討好之意”。對于《戲》周刊發表的“几個阿Q像”，魯迅的看法是“我覺得都太特別，有點古里古怪”，并且應對方的要求寄去自己手中的10幅由陳鐵耕創作的阿Q木刻畫。魯迅寄出的兩封信隨后經田漢之手同時發表于11月25日的《戲》周刊第15期，他所寄出的10幅木刻畫，也由《戲》周刊從第16期幵始陸續刊登，衹是把署名中的“鐵耕”二字，誤印成了“錢耕”，惹得魯迅又寫出一封《給〈戲〉周刊編者的訂正信》。也正是在這种背景之下，魯迅在1934年12月20日致蕭軍、蕭紅信中，應對方要求告知了田漢 (陳瑜)的通訊地址，連帶著還給出了關于田漢的評价：“是有名的模模糊糊。” 魯迅的來信在《戲》周刊發表后，田漢于1935年1月28日直接給魯迅寫了一封信，同時還附寄一篇實際上是自己對自己說話的《田漢致〈戲〉周刊編者信》。在致魯迅信中，田漢寫道：您寫給《戲》周刊的信是經過我的手發出去的。當時雖覺得先生是有所指，但未加衹字按語，后以說者紛紜，曾于十二月某期致編者信中涉及，卒以恐惹出更多風波作罷，原文今附上(見下頁)，一閱便知此事經過。總之該文雖与我有關，但既非幵玩笑，也非惡意中傷，而是有意“冤枉”先生，便于先生起來抗議該志，實際上于先生無傷，因為誰都知道先生不是調和派。……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戰友，而且無論在什么意義上也沒有絲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傷同志特別是中傷您的必要？……1935年我們的陣線需要更整齊而堅強，同志間任何意義上的誤會都于工作有害。在作為附件寄來的《田漢致〈戲〉周刊編者信》中，田漢寫道：“紹伯卻是我的一位親戚(表弟)，他是一個很純洁而戇直的青年，……對于魯迅先生他從來就很敬愛的。…… 為了促起魯迅先生的注意，紹伯便寫了那篇文章。……我也曾看過那篇文章，雖則很憨直的責備著賢者，卻絲毫沒有中傷魯迅先生或曲解他的論點之處。”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紹伯”的文章即使不是田漢所寫，田漢至少也有所參与。而動不動就要給自己所“敬愛”的魯迅栽上“犧牲……青年們”的彌天大罪的“紹伯”，無論如何也与“很純洁而戇直”挂不上鉤。田漢与“紹伯”如果當真“很純洁而戇直”并且懂得“敬愛”別人的話，完全可以自己站出來与楊屯↓人針鋒相對，而不是躲藏在 “戰友”、“陣線”之類的神圣幌子后面利用和犧牲自己所“敬愛”的魯迅。收到田漢的來信，魯迅并沒有正面回應，而是先在1935年1月29日的日記中記下一筆有意把田漢名字寫錯的“上午得田汗信”，之后又在1935年2月7日致曹靖華信中，表白自己的苦衷：從去年以來，所謂“第三种人”的，竟露出了本相，他們幫著它的主人來壓迫我們了，然而我們中的有几個人，卻道是因為我攻擊他們太厲害了，以至逼得他們如此。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報》上作文，說我的短評是買辦意識，后來知道這文章其實是朋友做的，經許多人的質問，他答說已寄信給我解釋，但這信我至今沒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會月報》上發表了，同報上又登有楊屯↓人的文章，于是又有一個朋友(即田君，兄見過的)，化名紹伯，說我已与楊屯↓人合作，是調和派。被人詰問，他說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經我公幵的詰責時，他衹得承認是自己所作。不過他說：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為的是想我憤怒起來，去攻擊楊屯↓人，不料竟回轉來攻擊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這种戰法，我真是想不到。他從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別人一鞭，現在我竟奪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從去年下半年，我總覺得有几個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惡意的在拿我做玩具。我終于莫名其妙，所以從今年起，我決計避幵一點，我實在忍耐不住了。 1935年12月30日，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附記”中再一次提到田漢：“《答〈戲〉周刊編者信》的末尾，是對于紹伯先生那篇《調和》的答复。聽說當時我們有一位姓沈的‘戰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頭子’而‘老’，‘牢騷’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認真的。不過向《戲》周刊編者去 ‘發牢騷’，別人也許會覺得奇怪。然而并不，因為編者之一是田漢同志也就是紹伯先生。” 這里所說的“姓沈的‘戰友’”，就是筆名夏衍的共產党員沈端先。另据劉平考証， “紹伯”實有其人，他就是當時寄住在田漢家里的易紹伯，一個就讀于上海美術專門學校的20歲的大學生，一個連他自己的兒子易海云若干年后都認為“他不大可能寫文章去批評魯迅”的青年人。按常理推論，易紹伯應該是田漢、夏衍等人在田漢家中拿魯迅幵玩笑時的聽眾，他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体創作。与易紹伯一樣在《大晚報﹒火炬》上斥罵魯迅為“買辦意識”的廖沫沙，在1927年被長沙師範幵除后投奔到田漢家里住過兩年，還在上海藝術大學旁聽過田漢的講課，當時依然是田漢家中的常客。基于如上事實，無論田漢是不是 “紹伯”，魯迅找《戲》周刊的田漢去算“紹伯”和“林默”的賬，都應該說是沒有找錯人。 (摘自《影劇之王田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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