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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作家的丑陋謊言

作者: 曹長青 | 類別: 作家 | 內容: 作家詩人 | 文型: 評論 | 評論: 投票

一、唬了中國人，耍了卡梅隆 “中國的小說被好萊塢以百萬美元買了版權！”這個消息成了中國多家報紙以及海外網絡的大標題。這本中國小說就是旅居加拿大的上海女作者貝拉（真名沈蕾）寫的《911 生死婚禮──我的情愛自傳》，它由北京“現代SNP創作中心”去年秋策划出版。策划人安舜波對《中華讀書報》等記者說，美國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董事會已一致決定，購買這本小說的電影版權，版稅高達102萬美元，占中國年度向外輸出圖書版稅的近一半﹔而且是由全球走紅的《泰坦尼克號》的導演執導，詹姆斯．卡梅隆還要到上海考察。這位曾出版過衛慧的《上海寶貝》的編輯、出版商說，“這是一個奇跡”。貝拉的書因此被“炒紅”，在紐約的《僑報》和北京的《新浪網》上連載，北京《中華讀書報》和上海《新書報》都說，貝拉的書“在美國也引起了轟動”﹔好几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文學教授和博士生導師，還有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研究員們，也出來哄抬這本書，說貝拉“走向了世界”。卡梅隆會買言情小說？看到這個消息，立刻閃出一長串問號，這怎么可能？因為從常識的角度，一本中文書，還沒有任何外文版，怎么會“走向了世界”？怎么可能在美國“引起了轟動”？另外，在沒有英文版、沒有在美國暢銷、好萊塢導演沒看到全書具体內容的情況下，怎么會貿然用百萬美元高价買了版權？這完全不符合常識邏輯。第二個令人質疑的是，一向喜歡拍高科技片子的卡梅隆，怎么可能看中這么一個末流言情小說？這本作者稱為“半自傳体”的小說，除了有來自上海的女主人公和華爾街的股票交易人舉行婚禮，但新郎在世貿大廈遭恐怖襲擊中遇難的章節之外，主要內容是以极度自戀的筆調，描述女主人公從中國到日本、從東京到紐約，從美國到上海，一路風塵仆仆和各國男人交歡的故事。 “百萬美元買版權”不像真的過去几年來，我對卡梅隆拍攝的電影一直很關注，主要緣自他的《泰坦尼克號》。我不僅被該片中令人眩目的高科技而震憾，更被當年曾在“泰坦尼克號”上發生過的許多真實故事而深深地感動。當時我把《紐約時報》暢銷榜上的四本關于泰坦尼克號的書全都買來看了一遍，在此基礎上寫了一組關于《泰坦尼克號》的文章。由于對泰坦尼克號的巨大興趣，引起我對卡梅隆的關注，對他要拍攝的電影等，都有興趣了解。以至他后來拍的電視連續劇《黑天使》（Dark Angel），我也几乎跟著電視節奏每集都看了，而我是個几乎從不看電視劇的人。卡梅隆是個特別偏愛高科技的奇人，有一种特殊的藝術靈感。剛當選加州州長的阿諾　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實的謊言》和《終結者》系列也都是卡梅隆拍的側重玩高科技的片子。在貝拉的書要被卡梅隆拍電影的消息出來之后，我還在《紐約時報》（2003年3月31 日）上看到報道說，卡梅隆以五年時間拍攝“泰坦尼克號”紀錄片《淵底之魂》（Ghosts of the Abyss），以保留這個歷史遺跡，因為自從他的電影全球叫座之后，很多名門富豪花高价去海底參觀那艘巨輪的殘骸，還有紐約的富豪乘特殊潛艇，到殘骸上舉行婚禮﹔因人為損害，再加上近百年的海水腐蝕，据專家預測，再有几十年，這艘巨輪的殘骸將解体，“泰坦尼克號”將永遠和人類告別。這可能就是為什么卡梅隆把全部心思都放在這艘船上的原因。所以說卡梅隆突然要轉向，來拍一個中文作者的言情小說（沒有多少使用高科技的余地），明顯不符合這位電影導演藝術生涯的連貫性，讓人覺得這個好萊塢“百萬美元” 買電影版權的說法不像是真的﹔但畢竟這衹是推理，不能成為定論。由于這是被稱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版權輸出”，所以覺得應該對這件事做點調查、核實。華裔導演：“從未聽說這事” 首先是找到了一位好萊塢的華裔電影導演。這位不愿公幵名字的導演在好萊塢多年，對中美之間的影視版權等活動很熟悉。她的第一個反應是，“從沒有聽說有這件事”﹔然后從專業角度分析說，貝拉的小說還沒出英文版，美國導演在沒看到書的內容情況下，不可能貿然購買版權。“如果這樣做了，有點怪怪的。”這位導演還介紹說，好萊塢多是買《紐約時報》等暢銷榜上的書籍版權，“因為從商業角度，那已是暢銷書，有了讀者市場，再拍電影，不用從頭做宣傳，既節省費用，又已有觀眾基礎。”她介紹說，最近好萊塢以100 萬美元買了香港電影《無間道》的故事版權，再重拍。因為《無間道》已有很好的票房价值，具有潛力。當我提到北京的報道說，20世紀福克斯公司已買了貝拉小說的版權，并确定由卡梅隆執導時，她表示，好萊塢每天都有Daily（日報資訊），這么大的和中國有關的資訊，她不會不知道﹔而且特別強調說，不要說是從中國買個小說，就是卡梅隆決定拍任何片子，在好萊塢都是“新聞”，因為他實在是個名導演。但她是個相當謹慎的人，建議我到好萊塢的几個專業網站上去查﹔她介紹說，好萊塢設有好几种查詢這种資訊的專門網頁，因為好萊塢有很多studio（電影制作室），為了怕互相撞車或題材重复，都把正在購買、developing（商洽中）和已成交的小說版權、電影項目等，列在這种資訊網頁上。她還特意把自己上（收費的）專業網站的名字和密碼等借給我使用。按照她的指點，我到好萊塢的几個網頁搜尋，結果沒有找到關于貝拉小說的任何消息。所以，貝拉小說的版權不僅沒有被好萊塢“以百萬美元購買”，連正式洽談都還談不上。 “中國第一策划”炒膽包天在好萊塢的有關網頁上，找到了卡梅隆自己的電影公司（Lightstorm Entertainment）的資訊，聯絡上了該公司總裁雷．桑切妮（Rae Sanchini）的祕書金．特洛伊（Kim Troy）小姐。她馬上說，“從沒有聽說過這件事。”但她也相當慎重，說會再去核實卡梅隆和桑切妮。查核之后，卡梅隆公司的總裁桑切妮通過特洛伊小姐正式答复說，他們公司從來沒有聽說過貝拉的小說，自然不可能買貝拉小說的版權，卡梅隆當然更沒有拍攝這個小說的計划，這一切他們公司都從來沒有聽說過。而貝拉作品的策划人、曾出版衛慧的《上海寶貝》的安波舜，居然在北京一板正經地發布新聞說，“卡梅隆一直在積极而審慎地選擇作品”，認為“《911生死婚禮》便是他一直要找的東西。”這位東北遼宁大學中文系82屆畢業生、“中國第一出版人”，真是 “炒”膽包天呵！但人家安波舜領導的公司，章程第一條卻是要求員工“做誠實的知識份子”。福克斯公司答复“沒這回事” 在好萊塢的專業網頁上還查到了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的資訊。在此之前，今年3月份《多維時報》記者已經多次致電20世紀福克斯公司查詢有關這筆版權交易，沒有得到任何消息說有購買貝拉小說版權這回事。但由于貝拉在接受《多維時報》采訪時說，与福克斯電影公司簽署的合同中規定今年9月紀念911時要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小說英文版，并公布電影改編權交易這一消息﹔所以，我決定等到911，看到底福克斯公司有沒有這么一個發布會。但911紀念日過去了，這個所謂的“新聞發布會”連影子都沒有，所以我覺得必須再跟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核實清楚。由于20世紀福克斯公司是個很大的机构，斷斷續續經過前后几個星期的電話、電子信查詢，從國際部，到市場部，到公關部等等，所有人都回答“沒有聽說過這件事。”最后終于找到了掌管20世紀福克斯公司全部合同業務的法律部副總裁馬克　邁耶森（Mark Meyerson）。他要求用信件詳細解釋、說明這個版權故事的整個過程。九月底得到邁耶森先生的正式答覆：“在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沒有任何人知道這本書、了解這本書，從來沒有購買過這本書的版權。” 在被問道“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購買電影版權是否要通過董事會”這個問題時，邁耶森先生回答：“絕對不需要，任何購買書或故事的電影版權，都不需要通過董事會。” 他接著解釋了他們公司購買電影版權的程序：首先由他們的creative executives（創意管理者）尋找可以拍電影的題材，因為那是他們的工作，他們找到、決定以后，由商業部負責洽談，最后由法律部通過。整個過程都不需要和董事會聯絡。邁耶森先生說， “董事會是決定公司整体運作等大事的，這种版權的事情他們根本不管。” 這么說，貝拉和她的策划、出版人安舜波的所謂“美國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董事會已一致決定，購買這本小說的電影版權，版稅高達102萬美元”說法，完全是一個謊言。安波舜曾說，“我是一個不太安于現狀的人，每年不出點事情的話，別人就說那不是安波舜了。”那么這“百萬美元賣版權”的謊言，應該算個不太小的“事兒”吧？二、美女作家的丑陋謊言在調查《泰坦尼克號》電影導演卡梅隆到底是否以百萬美元買了貝拉小說的電影版權過程中，我到網上查了一下有關貝拉的資訊，在這個過程中，看到一篇在新浪和許多網站轉載過的“日本專欄女作家小林舞美對貝拉的采訪”。就像美國導演以百萬美元買一個根本沒出英文版的中文小說電影版權是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一樣，這個“日本專欄作家” 采訪也有諸多令人質疑之處。首先，在這個所謂“采訪”的衹有70個字的“導語”中就有謊言。該導語第一句說： “《911生死婚禮》一書出版后，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國內的情形我不知道，但在海外，除了几個月前在網上看到一條所謂“好萊塢百萬美元買版權”的消息之外，這本中文小說連影子都不見，也沒有英文版，更沒有任何人評論，哪來的強烈反響？這不是睜眼撒謊嗎？其次，《911生死婚禮》并沒有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一個日本專欄作家為什么要采訪這個在日本毫不知名的中國作者？它的新聞价值在哪里？這不符合最基本的新聞常識。哪來的“日本專欄女作家”？第三，這篇采訪到底是用日文，還是中文？如果是日文，那么采訪原文發表在哪家報紙或雜志上？從外文翻譯過來的采訪，一般肯定要注明是哪個報刊、什么時候發表的。除了版權問題，還為了表明其真實性和權威性（中國前几年就曾有過冒充德國人寫的《第三衹眼睛看中國》）。但這篇有關貝拉的采訪卻沒有給出日文出處。如果是用中文采訪，那么一個日本專欄作家，如果不是為了在日本發表的話，做一個中文采訪有什么意義？這不符合常理。第四，日本真有這么個叫小林舞美的專欄女作家嗎？為此我請教了日本翻譯家金谷↓ （Joe Kanatani）先生（他翻譯很多中文著作和文章，部份文章登在： www.eva.hi-ho.ne.jp/y-kanatani/minerva）。住在京都的金谷先生回信說，他不知道，也查不到這個叫小林舞美的專欄作家。他表示，“小林”是個常見的日本姓，“舞美”則是個罕見的名字，但是有。當然，一個日本人不知道，絕不等于沒有這么個專欄作家。那么最簡單的做法是，請貝拉指出這個“小林舞美”是日本哪一家報刊的？我請金谷先生直接采訪她。如果貝拉拿不出這么個“日本專欄女作家”，那么她就是在撒像 “卡梅隆百萬美元買版權”一樣的彌天大謊。到底是提問，還是吹捧？第五，至于這個采訪本身，任何一個稍有記者常識的人都可以看出，這根本不是在提問，而完全是在吹捧貝拉﹔而且明顯不是問題在先，回答在后﹔而是先有回答者想說的話，然后虛擬的問題。有些“名人”用自問自答的方式，表達一些自己想說的話，這并不是不可以的（因為有太多的記者提問不到位，導致回答者想說的話無法表達）﹔但如果是硬編造一個“日本專欄作家”，用提問的方式自我吹捧，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請看下面這些文字，到底是在提問，還是在吹捧？ “你的人生足跡不僅染上過東洋的色澤，有歐美的風塵，又是一個在潛意識里烙上了舊上海情調的女子。而且，更經歷過如此可歌可泣的异國愛情故事。讀了你的《911生死婚禮》更讓我惊异于你作為一個女人在愛情世界的色彩，是何等繽紛和光鮮。” “你書中‘偷情的故事’始終是最完美和動人的，那是為什么呢？”“聽說，有讀者竟把你捧成‘愛情的女神’，是這樣嗎？” “近年，中國的‘美女’作家，‘妓女’作家流行，有人評价你是‘情女’作家，是一個把人類情欲寫得最美、最深、最极致的中國女作家，對此，你怎樣看？”（這個“小林舞美”難道是中國當代文學專家？把中文作品全都看了個遍，得出貝拉是“最最最” 的？）第六，一般對作家的采訪，總不外乎這么几個常規的問題：你是怎樣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喜歡哪些作品？受哪些作家影響較大？創作中有哪些甘苦？再就是探討該作家的作品等等。而這篇對貝拉的采訪，卻提了一些簡直荒唐的問題，諸如： “你睡的時候，是不是有漂亮性感的法國睡衣陪你？” “与男人約會，你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怎樣？” “你愛吃醋嗎？” “你認為女人最性感的是什么？” “你喜歡自己長發飄逸的形象嗎？” “你夢想中的愛人是怎樣的？你找到了嗎？” “你常常与愛人煲電話粥嗎？” “你的夢經常應驗嗎？” “當一段愛情已持續久了，你會不會在‘甜蜜時分’添入一些性幻想，以依然保持性的狂烈？ “你有過一夜情嗎？你怎樣看待它的？” “你對中國男人的評价如何？” 和西方國家相似，日本的絕大多數專欄作家都是由專業記者提升上去的，他（她）們怎么可能提出這种類似兩個淺薄的小女人閨房對話般的問題？這种問題拿到報刊上，不貽笑大方嗎？貝拉聲稱她的小說是半自傳体，說她本人的确有一個相戀多年的美國男友在911中喪生。但在回答“你找到你的意中人了嗎？”這個問題時，貝拉說，“這是我的intimity （隱私），讓我保留一點空間吧。”拼錯了的英文和括號中的譯文都是該采訪中的原文。一個和美國人有過長征戀愛經歷的人，總不至于把“親密”（intimacy）和“隱私”（privacy）兩個字都弄不清楚吧？三、她和松本清張“在溫泉相會”？在所謂的日本專欄作家小林舞美對貝拉的“采訪”中，有一個問題是：“松本清張生前很喜歡你吧？”貝拉回答：“對，我們最初是在山梨縣的‘下和溫泉’里邂逅的，那個溫泉据說能夠治病，他當時已有80歲了，見到我就很親切。后來，我應邀去他在東京的家做客，他送了我那本最著名的小說《砂器》，我則送了他我的處女作《東京夜色》。他對我很好，給我引荐了不少朋友，令我非常感動，他是我在日本的爺爺。” 日本著名推理小說作家松本清張在1992年8月去世，享年82歲。由于貝拉對她本人的具体年齡、具体赴日時間都對媒体模糊（60年代生人，80年代去日本），所以對她到底是否見過松本清張，似乎難以下結論。但我仍有清晰的線索，起碼可以做松本清張式的推理：之一：据上述京都的翻譯家金谷↓先生介紹，日本的山梨縣根本就沒有‘下和溫泉’，這貝拉怎么在一個不存在的地方見到了推理大師呢？（夢里吧？）之二：据貝拉說，她是在松本80歲的時候見到他的。但是，松本清張80歲那年由于視力減退，住院做了白內障手術，同年他還住院做了前列腺手術。一個80 歲的老人，在這种大手術的間隙，不僅去了一個不存在的“溫泉”，見到了貝拉，還邀請她到家里做客？松本清張已故，死無對証，但貝拉還是有可能証明她和推理大師的親密關系的，她不是說“他對我很好，給我引荐了不少朋友”嗎？那么就請貝拉列出這“不少朋友”中的几個，他們總不會都已故去了吧？之三：再看貝拉下面的說辭：“他送了我那本最著名的小說《砂器》，我則送了他我的處女作《東京夜色》”。松本的《砂器》在日本到處可以買到，如果貝拉手里的版本沒有松本的簽名之類，她也可以解釋，老人家忘了簽﹔而有松本簽字的版本在日本也不難找到，這都不能說明什么問題。有問題的是貝拉的《東京夜色》。在 1992年以前（也就是說，在松本清張去世以前），貝拉真的出版過這么一本書嗎？在貝拉網站（www.beila.net）上注銷了六本“書”的封面，其中《911三部曲》和《遠岸的女色》（都是這兩年出的）可以清楚地看出封面上的書名。但是，所謂貝拉的早期作品《旅日手記》和《東京夜色》則無論如何也看不清其封面字跡，其中《東京夜色》像一張世貿大廈背景的明信片﹔這無法不使我想起“巴靈頓博士”吳征的做法：把巴靈頓大學的一封信，掃描到無論如何都看不清的地步，然后把這封信當作“博士証書”傳給《南方周末》，其欺騙讀者之膽量惊人。所以，我的判斷是，貝拉在 1992年以前根本沒有出版過一本叫做《東京夜色》的書，就像她在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地方見到了松本清張一樣，她還把一本根本沒有過的書送給了推理大師。當然，我的推理達不到松本清張的准确度，貝拉衹要公幵指出這本書是哪一年，哪一家出版社出的，就可以推翻我的推斷。不存在的“維也納鋼琴教授” 請讀者記住，上述評論的這些都不是貝拉的小說，而是貝拉接受“日本專欄作家”的采訪。也就是說，這必須是真實的，容不得任何虛构的。除了這篇“小林舞美”的采訪以外，在“新浪讀書”上還有一篇題為“漂泊　戀愛　寫作：旅加女作家貝拉其人其作” 的報道。在這篇報道中，也有類似的荒唐。例如，該報道說，貝拉“到日本后更榮幸地拜來東洋音樂學院任客席的著名維也納鋼琴教授安東（ANTON）為師，琴藝進步神速。”首先，在日本根本就沒有一個“東洋音樂學院”，而在這個根本不存在的音樂學院里，貝拉拜的是衹有名，沒有姓的所謂著名維也納鋼琴教授。在西方男人中叫Anton （Anthony）的沒有上百萬，也得几十萬﹔誰都知道，西方人的姓才更有識別的意義。那么這個“著名維也納鋼琴教授”姓什么呢？而這种 “東洋音樂學院”之類明顯的謊言，衹能是貝拉本人告訴記者的。該報道中還有一段說，貝拉不像其它中國留日學生那么窮，因為她在東京最繁華的銀座區的酒吧彈鋼琴，所以“一下子就幸運地解決了在日本高昂的生活費和學費問題。貝拉的老板娘還戲稱她的工資加小費比日本首相的年薪還要高。毫無疑問貝拉可以在東京隨意消費。” 酒吧琴手靠什么收入超過日本首相？貝拉這种說法衹能是欺騙不了解內情的中國人。上述日本翻譯家金谷先生介紹道：根据《公務員特別職給与法》規定，日本首相一個月的工資是234萬4千日圓（二萬多美元）。他說，“一個在酒吧彈琴的能比首相收入還高絕對不可能！”他還詳細解釋說，在日本酒吧的鋼琴手，都是還在大學學習的音樂學生，或沒有出頭的專業鋼琴手，其中的确大部分是女性，但她們的工資較低，小費也不多。她們通常不富裕，除非她父母、丈夫有錢，或者她本人有色情生意。在寫完這篇文章之際，又在《中華讀書網》看到一篇所謂“《紐約時報》特約采訪人陳駿”對貝拉的長達5,700字的采訪。而《紐約時報》根本沒有什么“特約采訪人”一說﹔而且該報也從未登過這么一篇采訪。這個所謂的陳駿，還有一篇對安波舜的長篇 “采訪”（在貝拉個人網站上）。雖然在那篇采訪中，對陳駿是何人沒有交待，但同網站上刊出清華大學教授王宁文章中說：“我十分欣賞安波舜在与《紐約時報》記者的一段訪談中所說的話。”而引用的那段話，就出自這個“陳駿采訪安波舜”。和小林舞美的提問一樣，陳駿對貝拉的所謂“訪談”，也是想回答的問題在先，然后擬訂的以吹捧為主的“提問”（把吹捧貝拉的學者們的話重复一遍）﹔這种提問根本不是根据《紐約時報》讀者的需求來的，問題本身完全是為了在中國國內推銷貝拉，而且絕不是出自對海外了解的人之口。例如第一個問題：“你的《911情愛三部曲》令你在海內外成名了”（她在海外成哪門子的名了，《紐約時報》的人怎么可能這么提問？）。再有：“請問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一樣的風情萬千？美國讀者都關心你這位讓人怜愛的中國女兒還會去哪兒漂泊？”這問題是貝拉的出版策划人之一的白燁提的吧？陳駿對安波舜的訪談，也是這种對海外完全不了解的、意在國內為貝拉造勢的模式（有興趣的讀者很容易在Google上查到這兩篇采訪）。這個世界上真有“日本專欄女作家小林舞美”和“《紐約時報》特約采訪人陳駿”嗎？四、演床戲的女人叫“純洁” 貝拉小說被好萊塢“百萬美元買版權”是個騙局，貝拉被“日本專欄作家采訪”也明顯有作假，那么貝拉自稱“半自傳体小說”《911生死婚禮──我的情愛自傳》有多少 “藝術真實”和“自傳真實”？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暢銷榜上，都清清楚楚地把書分為兩大類：虛构作品（fiction）和非虛构作品（non-fiction）。小說，屬于“虛构類”，自傳，則列入“非虛构類”，而沒有把兩者混到一起的“自傳体小說”。雖然多數作家都從自身的生活体驗、經歷中獲得寫作素材或靈感，但無論作家在寫作中融入了多少個人生活的真實經歷，當宣稱是小說，那么它就是小說家通過想象后的再創作，和真實生活拉幵了相當的距离，是虛构類作品。靠“自傳”賣點推銷虛构但在中國，就像“報告文學”把新聞和文學混為一体（哪部份是新聞報告？哪部份是文學？），容許新聞報道中用文學夸張的形容詞、感嘆詞、抒情片斷，來強化事實部份的內容，達到新聞報道所無法企及的煽情效應一樣，現在又“自傳体小說”走紅，作者故意模糊真實和虛构部份的界線，基本是靠所謂“真實經歷”做賣點，來炒作“虛构的自我”。這類作者多是由于寫作能力太差、想象力太貧乏，無法塑造一個有血有肉，能獨立站立起來的藝術形象，于是就虛构一個美麗多姿的“作者自己”，然后把這個絕大多數是虛构的東西叫做“自傳或半自傳”，以達到讓讀者迷戀作者本人，而不是作品中藝術形象的效果。周勵、艾蓓、衛慧、貝拉旅居紐約的上海女性周勵10年前就是這么干的，以一本所謂的自傳体小說《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這本叫做小說的東西卻獲得中國的紀實文學獎），感動了不少中國讀者。令讀者們感動的，是“周勵本人”到美國打天下，發奮成功的經歷，而那些號稱“紀實” 的內容卻多是虛幻、夸大出來的故事。結果被她虛构的“自傳經歷”傷害到的華人商家，不得不在紐約召幵記者會，揭露、譴責周勵編織謊言。這是一個典型的以“真實經歷”做賣點，來炒作“虛构的自我”的例子。旅居舊金山的北京女性艾蓓在9年前也是這么干的，用所謂“紀實小說”《叫父親太沉重》，編造出一個“周恩來的私生女”──作者自己。而在兩年前，上海的女性衛慧，也玩這种把戲，把她那本末流作品《上海寶貝》稱作“半自傳体小說”，用自己的身体炒作。現在這個名單上又增加了貝拉，衹不過這個用“謊言加身体”炒作的貝拉，比衹用自己身体炒作的衛慧要低劣得多。貝拉的《911生死婚禮》的基本情節是，一位上海女子，拋离丈夫阿根，逃婚到東京，在那里和日本青年千島海天墮入情網，在舉行婚禮時，被暗中与她偷情多時的美國有夫之婦格蘭姆搶走，后來兩人准備在911那天舉行婚禮時，新郎卻在世貿大廈中遇難，她絕望中返回上海，在飛机上遇到一位年齡比她大很多的美國商人John，又一見鐘情。這本自戀狂般描寫天下男人都垂涎她的肉体的“大散文”書中最有意思的是，那個從上海到東京，從東京到紐約，再從美國到中國，一路風塵仆仆地和各國男人交歡的女主人公 “我”，名字竟叫“王純洁”。這貝拉小姐可真有“自嘲”的幽默感呵！美國性小說不玩“純真” 這本書明顯要制造兩個賣點：中國女人和异國男性的浪漫史、性描寫。這兩個賣點目前在中國大陸好象還持續有市場。對于許多一生也沒有机會和想象中既浪漫、又富有的异國男性（尤其是西洋男人）發生一場刻骨銘心戀情的中國女性來說，“王純洁”和一個日本人、二個美國人，從東京到紐約再到上海的羅曼史，自然可以惹來羡慕的目光﹔對几十年來飽受性壓抑之苦的中國人來說，性描寫當然也是越多，越赤裸，越受歡迎。但這兩個賣點在美國就根本沒有市場。你那些企圖吸引國人的异國風光、异國男性，在這里衹是普通生活中的一部份（尤其是對非移民的當地人來說）﹔而如果讀者想看床戲作品的話，到曼哈頓42街紅燈區的色情雜志店，十美元可賣好几本，人家實實在在地寫 dirty（肮臟），老老實實地告訴你賣點就是dirty，所以絕不會自己玩自己，把女主人公叫“純洁”。貝拉小說的策划、出版商安波舜（北京現代SNP中心主任）、白燁（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顯然太不了解美國市場，以為在中國大陸有賣點的，在美國也同樣有。白燁說：“《911生死婚禮》的版權輸出，看似在意料之外，實際上在情理之中。這部作品別幵生面的愛情故事，浪漫意蘊和國際場景，能為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尤其可能受到國外讀者的廣泛歡迎，因而有著明顯的國際市場。” 他們認為由于貝拉的書中牽扯到發生在美國、和美國人密切相關的911這個大災難，所以具有人類共性的价值，在美國不僅能有市場，而且能轟動。當然，他們自稱已經轟動，白燁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911生死婚禮》在美國引起的反響的确不小。一些報紙和網絡媒体，都有有關作者作品与相關事態的追蹤報道﹔作品的這种影響，可能跟 911事件發生在美國，而在文學上做出及時而有力地反映的卻是一位東方女性有關。這樣經由愛情故事揭示人類全部价值的作品，當然是具有自己的价值的。” 美國人不接受“911電影” 且不說“在美國引起的反響的确不小”、“媒体追蹤報道”等全部都是謊言，白燁能說出上述這番話，就說明他對美國的現狀實在太不了解了。別說這么一本內容很濫的小說，即使一本質量很高的有關911的小說，目前在美國都很難推出來（否則美國作家們早就制造出一批了）。為什么？因為美國人至今還不能從這場大悲劇中恢复過來，他們的心理狀態還不能接受（not ready）以911為背景而創作的文學虛构作品。這就是為什么除了那個在飛机上与恐怖份子搏斗，最后和飛机一起喪生的飛行員妻子寫的一本紀實作品以外，至今沒有和911有關的故事版權等出售。連剛結束的伊拉克戰爭中被俘又獲救的女兵林奇的故事，都以百萬美元賣出了故事版權，年底書就出來。而有關911事件，別說拍有世貿大廈被毀的電影，即使一般的涉及到飛机等藝術圖案，在美國目前都還有忌諱。例如我有一位畫家朋友，他為紐約一個商家設計的圖案中，有飛机的畫面，結果被拒絕（而他的其它設計從未被商家拒絕過），理由就是由于911事件的發生，紐約人目前還無法接受有飛机的商標，這太容易讓他們想起那個災難。白燁、安波舜們不了解美國市場有情可原，試圖把作品打向世界也沒有錯，但是用“好萊塢百萬美元買版權”“作品在美國引起反響”這种手段，已不是炒作，而是赤裸裸的欺騙。而這個“欺騙”過程中，還有不少北京名牌學府的教授、博士生導師的參与，他們是怎么配合這場炒作的呢？五、賣書還是賣人？從《上海寶貝》到《911生死婚禮》，中國出版商安波舜們想打造女性浪漫言情小說作家，這個商業意圖并沒有錯，因為女性是越來越大的圖書市場，而浪漫愛情小說（romance）是女性的主要消遣讀物，美國每年銷售的虛构類軟皮本書籍中的55%是浪漫言情小說，而且整個圖書市場賣出的每五本成人書里，就有一本是浪漫小說。中國大概很快也會呈同樣趨勢。但中國的現狀，卻起碼在四個方面和美國的情形有很大不同：第一，在美國，浪漫小說作家們，像流水線那樣，不斷生產出老套情節的愛情小說，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以愛情為主，而不是床上戲。因為這類小說，用一位美國作家的話來說，是“女人寫，女人看”。男人要性，女人要情，這是老套的常識﹔女人不接受把床戲、肉欲當作愛情。這類浪漫小說的銷售對象很清晰：10歲以上，100歲以下的女性﹔賣點更清晰：愛情。但在中國，這些所謂浪漫言情小說里卻有很多性描寫，性甚至成為主要賣點，所以它們的讀者群也模糊了，很多大男人也成了這類書籍的銷售對象。安波舜打造的衛慧和貝拉的小說，就是這類“性情濃濃”，而愛情衹是點綴的作品。雖然貝拉們也在千萬遍地高喊，我們描寫的是愛情！但她們“愛情”的主要（甚至全部）內容，除了“性”什么也沒有。第二，在西方，“性”趣昂然的作品，多是性功能走下坡路的老男人寫的，而在中國，則多是愛欲正旺的女性（像衛慧、九丹、貝拉之類）寫的。《花花公子》式的處理方式第三，西方浪漫小說作者就是賣書，絕不賣人。盡管她們的照片也會被出版商貼到了書的封面之類，但從未聽說過什么“自傳体”之類的自我宣稱﹔像美國暢銷言情小說作家丹尼爾　斯蒂爾（Danielle Steel）就跟她的讀者們強調，所有故事都是她編的，和她本人沒有任何關系。而在中國，這類作者，不僅竭力招搖書是寫自己的“生活經歷”（尤其是性經歷），更連自己一起“賣”。當年那本《叫父親太沉重》的作者，就把自己扭怩作態的96幅生活照都放在了書里，還自配文字，什么“迷离的身世，美麗的外表，特异的才情，組成了艾蓓不凡的特質和魅力”，“一個成熟女人的姿韻”，“浪漫得像阿拉伯的公主”。我當時曾在文章中批評說，“這种《花花公子》雜志式的處理方式，不知作者是要賣書還是賣人。一個自尊的作家，不可能靠自己的90多張生活照賣書，對記者們夸贊貌美，也會抗議的。因為如此以作品之外的因素來抬高作品，實際上不是等于在貶低自己作品的質量嗎？” 中國男評論家的滑稽而今衛慧和貝拉之類，不知是受到前“蓓”的啟發，還是心有靈犀。例如，据參加了衛慧在紐約簽書會的華人畫家吳正恭的文章，“衛慧居然恬不知恥地表示：今天有很多男的來這兒，就是因為她的美貌。”而貝拉，則在她不斷聲稱是自傳的書中如此這般自戀道：“我含淚從上到下審視著自己：肩飽滿，脖頎長，丰碩的雙乳像成熟的果實，高高挺立，宛如經過夏日陽光催熟之后的白瓜，散發著甜蜜，透著柔軟的彈性。我側過身，那是我纖細的腰，渾圓的臀，修長的腿，白嫩的腳趾，曲線滑得讓男人的触摸無法停留……”而她網站上的“美人照”如果被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上去，可能會當成東京“情人旅館”的推銷站。第四，在美國，這類浪漫言情小說，除了几乎百分之百是“女人寫、女人看”之外，還有一大特點就是：沒人評，更沒有男性評論家評。而在中國（當然我看的很少，無法做整体判斷），起碼就這個貝拉，不僅有人評，而且是清一色男性“文學教授”之類，在一本正經地評，一面倒地捧。記得八十年代中期的時候，中國許多男性評論者，對台灣的浪漫言情小說家瓊瑤不屑一顧，評价很低。其實，瓊瑤的小說，完全是在“白馬王子、灰姑娘”的正統浪漫小說路子里面，寫純情的。既不值得評，更不至于批，因為人家就是那种大眾消遣小說的路子。而今天中國的男性評論者們，不僅把貝拉的消遣小說（還是极濫的那類）當作嚴肅文學作品認真評論起來，更進而捧成了文學高手的上乘之作，這就滑天下之大稽了。六、學者包裝的謊言走向世界如果不是由于這個“好萊塢百萬美元買版權”的消息，我不僅連貝拉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從未見過美國報刊有任何報道），更別談去翻她的什么言情小說。在調查這件事的過程中，在貝拉的個人網站上看到了好几篇中國的文學教授評論貝拉作品的文章，其評价之高，令人吃惊，于是就掃了一眼貼在該網站上的這部被吹成“百萬美元身价”的《911生死婚禮》。難怪這部作品一幵始被多家出版社拒絕（据《中華讀書報》報道），因為這部一篇長散文式的東西，頂多是一個初學小說寫作者的習作﹔除了在某些自己的生活經歷中加一些嚴重夸張的虛幻之外，對小說是怎么回事，她簡直連門都還沒入呢，通篇東西中任何小說技巧都沒有。沒人要求這類消遣言情小說有多高的文學水准，但故事總得編得像點兒樣，可這篇東西故事的胡編爛造，細節的謬誤百出，任何嚴肅的評論家都會覺得沒法評，別說捧了。這种沒譜的“小說”有人寫出來，一點也不奇怪，美國的垃圾言情小說也照樣一堆一堆的（每年出2,000多本浪漫小說新書），否則龐大的浪漫言情小說市場就垮了，美國每年十億美元的生意就沒法做了。但哪里有文學教授、評論家把這類娛樂消遣的東西真當回事兒似地評論一番呢？這就像如果把八卦小報的消息，當作嚴肅新聞作品，認真探討一番它對社會的意義，那不可笑了嗎？可堂堂中國名牌學府的教授們，對這么一本垃圾言情小說不僅評了，而且上升到各种“高度”，詮釋出各种“深刻”的意義，實在是一景：中國教授眼中的“大師”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白燁：“貝拉獨辟蹊徑的純情而浪漫的小說創作，在國內文壇還找不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可以說在情愛小說的寫作中，她是獨樹一幟的，因而也是無可替代的。” 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王逢振：她“在敘述中暗示了一种女權主義的觀點。”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一川：“小說之所以具有吸引讀者的獨特力量，恐怕正在于它寫出了跨民族婚姻的一次想象性認同過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孟繁華：他為貝拉小說遭“主流批評界熟視無賭的緘默”而抱不平，認為貝拉是“全球化語境中的摩登寫作。”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曉明：他批評讀者對周勵和衛慧的“討伐”，認為這是由于她們和西洋男人發生羅曼史，導致讀者產生民族主義情緒﹔但是 “貝拉毫發無損，照樣在中國互聯網上風靡，在國際市場流行。”（一個至今沒出過任何外文版的中文小說，怎么在“國際市場流行”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頤武：“在911帶來的种种反應中，貝拉的《911 生死婚禮》才是一個最奇特的事件……貝拉展現了一种新的中國人……這是二十一世紀的新的中國幵始嘗試給予世界新的形象。他們的傷感和矛盾是這個世界的傷感和矛盾的一部份。” 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兼比較文學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我們絕不能僅將其當作作者的自傳來閱讀，因為她已經超越了個人的悲傷，進到一個關心整個人類命運的崇高境界……貝拉的深刻文化和美學底蘊以及巨大的文學創作潛力而言，她确實不低于那些在國內文壇异常活躍、并在讀者大眾中十分走紅的作家，而就其嫻熟地運用漢語的高超技能和令人惊嘆的想象力而言，她則明顯地高于后者。几乎沒有哪位當代中國作家像貝拉那樣如此地關注人類共同的災難，并對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 是評論，還是夢囈？這位清華外語系的教授甚至走火入魔進入了貝拉式的夢幻：“此間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据說海外已有22位中美作家聯名呼吁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關注這部小說及其作者（在哪兒呢？！）……我相信，隨著批評界和學術界對流散寫作的深入研究，貝拉小說的价值以及她本人的巨大文學創作潛力將越來越顯示出來。”（看來隨著高行健的獲獎，誰都拿諾貝爾獎不當回事兒了，隨便哪個人划拉出個什么小品，都覺得可以問鼎諾貝爾了。）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葉舒憲：“著名旅加華裔女作家貝拉將欲望与人性的复雜沖突放置在后現代的跨文化舞台上展示得淋灕盡致。”“貝拉的《911三部曲》，我預言將會在歐美甚至全球人類中產生深深的震撼，數以萬顆美國受傷的靈魂都會緊隨著貝拉之后去那片可以療傷的挪威的森林，去尋找他們自己精神世界的《神祕花園》。” 讀這些夢囈般令人目瞪口呆的評論，我衹能認為這些教授們是被什么drug（灌迷魂葯）了，否則完全無法解釋他們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這么大勁頭來捧一本末流言情小說，也太拿自己的教授、研究員身份不當回事兒了吧？難道那些頭銜的价值也就如“著名旅加作家貝拉”一般？在《漢林書城》上看到一篇題為“三刀解剖大浴女”的文章（作者劉緒義），從中得到一點啟示。他說，在中國，所謂作品研討會，評論界知名人士，都是“許以重金”買來的，“這些評論家一方面是吃這碗飯的，另一方面拗不過情面”，“而拿了人家的錢，就得替人說好話。于是讀者所看到的這些叫好文章就出籠了。受害的衹是廣大讀者，掏空了腰包，花錢買當上。” “有償評論”是學術腐敗我不知道捧貝拉的那些文學教授們是否屬上述“評論家”之列。在美國，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正如“有償新聞”（收費寫吹捧文章）是新聞界最大的腐敗一樣，“有償評論”也是最大的學術腐敗之一。在美國報刊專門寫書評、影評的評論者，如果被發現寫一篇“有償評論”，就絕對會丟掉飯碗。而文學、藝術系教授寫“有償評論”的可能性几乎沒有，因為不可想象專家、教授們會為几個小錢而不顧自己的信譽，信譽才是真正的飯碗呵，不顧信譽不是在拋棄自己的學術努力嗎？你們怎么忍心這么作踐自己呢？在貝拉小說的炒作中，最荒唐的現象是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白燁和出版商安波舜的合作。作為文學評論者的白燁，本身就是貝拉小說的策划、出版者之一。在頂著“文學評論家”頭銜寫評論貝拉文章的同時，白燁坦然地以出版策划人身份，接受上海《新書報》記者采訪，談策划、推出貝拉的過程，談“百萬美元賣版權”事宜。自己出書，自己捧，這文壇不要被攪亂套了嗎？白燁自己有直接商業利益在里面的“文學評論”，其价值完全等于零！如此這般地角色混亂的情形，在白燁的合作人、出版商安波舜那里也同樣。他也一邊以 “學者”的名義寫貝拉小說的評論文章，一邊以出版人身份為貝拉造勢。宣傳圖書當然可以，但除了“百萬美元版權”這個彌天大謊以外，他還偽造了一個接受“《紐約時報》特約采訪人陳駿”的訪談。在本組文章“之3”中，我已說過，說他是偽造，因為第一，該報根本沒有“特約采訪人”一說﹔第二，《紐約時報》從未發表過關于這么一篇訪談。如果真有一個“《紐約時報》特約采訪人陳駿”，請安波舜指出他在哪兒？我直接向他本人核實。美國人被中國方塊字累哭了安波舜還在這篇莫須有的“訪談”中說：“自從貝拉的作品問世，全世界的華人都為之驕傲。許多美國主流社會的高層人士都奔走相告，含淚閱讀。” 這簡直是信口胡說！全世界的華人要為一本末流言情小說而驕傲？也不至于把全球華人貶到如此地步吧？還居然說什么“美國主流社會的高層人士”為貝拉小說的出版“都奔走相告”（美國人為天大的事也不會“奔相走告”），這謊不撒到天邊去了嗎？他們還會對一本中文小說（迄今沒有英文版）“含淚閱讀”，是不是因為不認識漢語方塊字累哭的？這篇假借《紐約時報》名義的訪談公幵發表后，就像真有那么回事兒似的，上述吹捧貝拉的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王宁，就在評論文章中說，“我十分欣賞安波舜在与《紐約時報》記者的一段訪談中所說的話。在安波舜看來，在像中國這樣的有著悠久的文化史但缺乏宗教史的國度，知識份子有責任去重建道德理想和社會理性。”妙极！制造“百萬美元”謊言的“知識份子”們，“去重建道德理想”！我剛來美國的時候，總是感嘆，西方人真是會夸獎人呢，不像咱們東方人，總是吝嗇贊美別人的話。這几年才從中文報刊上得知，西方人夸人，哪里是中國人的對手，西方人是睜著眼睛夸，中國人是閉著眼睛吹。閉著眼睛的人之膽量是惊人的，不信再看北京《中華讀書報》把貝拉吹到什么地步了吧：貝拉“大紅大紫，更紅出了中國，做到了多大牌的中國作家都沒做到過的事，把書賣進了好萊塢，賣到了美國日本、法國……總之，她竟成了一個國際性的人物。恐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人會衹知道貝拉，而不知道魯迅、巴金……” 出版是一個商業活動，打廣告、做宣傳，都無可非議。但是，貝拉、安波舜、白燁（作者、出版商、評論者）卻聯手用撒彌天大謊的手段，創造了一個中國出版界的“奇跡”，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一直打著“宣揚全人類的愛、知識份子的道德、把中國文化推向世界”的旗號。看來是要把中國式謊言推向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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