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共間的祕密專使 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報》忽然刊出一則醒目的尋找伍豪的啟事，要求被尋者見報后務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亞酒店某號房間，与落款者一晤，有要事相商。這則“尋人啟事”出自國民党中央執委，主管“中統”情報工作的張沖之手。張沖受命放出這衹試探气球，所圖的是國共合作的大計。1935年10月1日，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体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正式發表，呼吁停止內戰，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并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當天晚上，張沖屬下的中統南京香舖營電台收聽到了這一宣言，張沖隨即將電文抄送蔣介石和其他要員。 啟事登出后，張沖便派員晝夜守候在這家酒店里。中共經慎重考察，終于由潘漢年出面与張沖取得了聯系。潘漢年与張沖及陳立夫等在上海、南京經過多次接触，商談了有關國共合作的問題，取得了一定的諒解。8月8日潘漢年祕密回到陝北，向中共中央匯報了此次會晤的有關情況。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32歲的張沖作為蔣介石的隨行人員亦被扣押。事變在周恩來等中共代表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決，國共合作有了新的轉机。此時的張沖日益受到蔣介石的重視，他穿針引線，成為代表蔣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祕密聯絡的專使。 張沖生于1904年，原名張紳，字淮南，浙江樂清縣人。1923年考入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是年加入國民党。1925年他以官費生轉入哈爾濱中俄工業大學，次年又考入哈爾濱政法大學。在東北期間，張沖祕密進行反張作霖的活動，擔任過國民党哈爾濱市党部委員兼青年部長、特派員。1927年3月被捕下獄，幸賴母校哈爾濱政法大學校長雷殷庇護，方免一死。1929年張沖返回南京，由于他才華出眾，熟諳俄語，又通曉蘇聯事務，深得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器重。30年代初，張沖升任國民党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總干事，主管情報事務。1932年2月中旬，在他的主謀下，上海《申報》、《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等相繼刊出了所謂的《伍豪等脫离共党啟事》，欲借此蠱惑人心。“伍豪”是周恩來五四運動期間在天津《覺悟》雜志上使用的筆名，后作為他在白區工作時的化名。《啟事》刊登時，周恩來早于1931年底到達江西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書記已近兩個月。張沖處心積慮制造《啟事》事件，是因為顧順章事件發生后，周恩來、陳云搶先一步商定對策，并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等協助下，果斷周密地處置一切，使共產党免遭破壞。張沖敗北，便制造謠言。不久中共上海地下党在陳云等組織下，在上海散發了《反對國民党的無恥造謠》的傳單，并在《申報》用曲折的筆法登出辟謠啟事。与此同時，在中央蘇區，毛澤東也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貼出布告澄清真相。不意四年后，張沖為了找到共產党，又想到了“伍豪”。 熱衷于“聯俄聯共” 1937年2月初，潘漢年帶南京政府談判代表之一的張沖重返西安，介紹他与周恩來等中共代表見面，商談西安事變的善后問題。2月11日，國共雙方在西安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中共代表是周恩來、葉劍英﹔國民党代表為顧祝同、張沖、賀衷寒。這時國民党內有人放出口風：“淮南過于冒險，這樣的事干好了千好萬好，如果做不好會成為千古罪人。”張沖聽后泰然處之，他說：“調查科的任務就是對付共產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認識到國共合則興，不合則亡。我自受命以來，夙夜憂懼，將盡我職責，爭取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至于個人功罪，在所不計。”會談達成了一些協議，但關鍵問題并未解決。張沖藉此還向周恩來建議中共通過在蘇聯的蔣經國來做蔣介石的工作。周恩來當即電告中央請示。這年四月中旬，蔣經國從莫斯科抵達上海。毛澤東、周恩來派李克農約請張沖到上海見蔣經國，希望蔣經國以民主思想影響蔣介石。 由于西安會談收獲不大，中共認為有必要与蔣介石進行直接談判，國共雙方商定在杭州再次舉行會談。1937年3月下旬，周恩來由西安飛抵上海，在潘漢年陪同下從滬抵杭。會談前一天，周恩來在上海已先同宋美齡、宋子文等會晤，并通過宋慶齡將中共意見先交給了蔣介石。杭州會談地點選在西湖煙霞山，蔣介石終于同意周恩來提出的搞一個共同綱領規範兩党行動的建議，并商定由周恩來回陝北起草這個綱領。國共雙方自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共舉行了五次正式談判。作為自始至終參加這場談判的國共兩党代表周恩來和張沖，其間進行過几十次磋商与正式會談，終于掃除重重障礙，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在這段談判時期，有一件事對張沖思想影響很大。那是1937年5月下旬，由張沖出面組成的國民党考察團訪問延安。毛澤東在一周內四次會見考察團成員，延安軍民在艱難困苦的生存條件下所表現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張沖耳目一新。參觀結束后，他悄悄告訴好友：“中國不會亡，民族大有希望，這是我去陝北后親自領略到的。” 張沖此次延安之行，還与中共建立了祕密的電台聯系。他回到南京，向蔣介石作了匯報后，親自布置中統香舖營電台与延安定時聯絡，溝通信息。凡有陝北來電，張沖必守著譯電員譯好，隨即拿去面交蔣介石。蔣介石有什么答复，口授要點后，他當即擬成電文，待蔣認可立刻赶到香舖營電台，等到報務員發完電文才放心离幵。一天夜里，張沖因身体不适，拿來蔣介石給毛澤東、周恩來的回電交給譯電員后离去。誰知電報衹發了一半，譯電員就去睡覺了。次日清晨，張沖到電台一看，大吃一惊。電訊人員看到平時和顏悅色的張沖頓時變得聲色俱厲，知道事情非同一般，馬上用多部發報机一齊呼叫陝北，一小時、兩小時、半天、一天……直到第三天早晨，延安才突然答應呼叫：“你們發的‘盲電’都收到了，當即送給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昨天因為我們的發報机發生故障，衹能收報，不能發報，所以無法答應你們的呼叫。”至此張沖才如釋重負，向電訊人員拱手道：你們辛苦了。 張沖熟悉蘇聯的風土民情，他的第二位夫人就是蘇聯人，所以從1932年起，他就參与了對蘇外交。1936年春，張沖与孫科、馮玉祥、陳立夫、邵力子等共同發起成立中蘇文化協會，張沖擔任理事。該會在漢口推請張沖創辦俄文專修學校，張沖慨然應允，為“聯蘇”培養了許多專門人才。1937年8月，《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11月他作為“實業考察團”(實為軍事代表團)副團長赴蘇，奉命直接与斯大林會談，議定蘇聯援華辦法。深居簡出的斯大林單獨約見張沖達五小時之久。張沖回國后即被蔣介石遴選為軍事委員會顧問處中將處長，專司對蘇事務，成為國民党內主張聯蘇的中堅分子。 “我死必在君先” 張沖多次真誠地給周恩來的工作予以幫助。在重慶，凡周恩來提出要見蔣介石，或蔣介石要見周，都由張沖聯絡和安排，居中周旋。在顧問處常可聽到周恩來打來的電話，而張沖接電話時通常總是用這樣的話幵始：“喂，我是淮南，你是恩來嗎？”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岩的住處處在特務的重重監視之下，張沖不顧個人安危，盡力保証周恩來順利地進出。有時實在沒辦法，就將他們的會晤地點放在重慶棗子嵐埡張沖的寓所“樂廬”。周恩來之所以能在1939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視察慰問新四軍和回鄉省親，同年夏天又順利返回延安議事等，都与張沖的大力協助分不幵。是年夏天，國民党當局已同意周恩來北返延安，但當周恩來到重慶珊瑚壩机場時，檢查人員卻借故刁難，要他出示离境証件。雙方爭執時，适逢張沖到机場為周恩來送行，眼見情況有异，立即驅車赶到蔣介石侍從室，找到侍從室主任賀耀祖一起去見蔣介石，取到蔣介石手令，又親自送往机場。直至周恩來上了飛机，他才放下心來。 重慶《新華日報》的發行屢遭特務破壞干扰，周恩來幵始向張沖提出這個問題時，張沖不以為然，認為是夸大了事實。周恩來就陪他去現場，在親眼目睹了特務毆打報童，撕毀報紙的情景后，張沖也感到气憤，隨即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制止措施。1941年1月，國民党發動皖南事變。張沖聞訊痛心疾首，他對部下說：“生死存亡之時，還做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恥！可悲！”他看了《中央日報》關于事變的報道，對其歪曲事實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滿，當眾將報紙摔在地上。1月18日《新華日報》營業部主任涂國林被特務拘捕，周恩來當即通過張沖迫使當局將人放回。2月中旬的一天，《新華日報》發行受阻，張沖親自陪同周恩來赶赴現場，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十二小學的憲兵隊門前盤桓交涉達兩個多小時，迫使憲兵隊退還被扣壓的報紙。周恩來隨即將報紙當場分發給圍觀的群眾。當夜，中共干部陳家康送張沖上車回家時，張沖問陳家康對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陳家康說：“成功，是國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堅持到死不變。”張沖聽后喟然長嘆：“我死必在君先！” 張沖出此悲言，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力促國共合作五年來，深遭頑固派嫉恨，意欲除之而后快。皖南事變后，國共兩党之間的裂痕進一步加深，在國民党的一次高級會議上，當張沖談到國民党應繼續与共產党合作的觀點時，与會的一個頑固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罵，還猛然將茶盃向張沖擲去。張沖遭此侮辱，自感回天無力，心情沉重，甚至准備在必要時自殺以明志。他對周恩來說：“一朝之中總有秦檜、岳飛。我們是忠，他們是奸﹔我們要顧大局，他們是不顧大局的。”雖然蔣介石還要用張沖做擋箭牌，甚至委任他為國民党中央組織部代副部長，但他已預感國共關系將跌入低谷，自己极有可能遭受頑固派的毒手。每天回家時，他常會大聲叫喊夫人的名字，仿佛怕家中出什么事。一天，張沖叫來顧問處會計葉至剛，鄭重囑咐：“近來我的行動已受到監視，說不定哪一天會被他們暗殺。”邊說邊取過信箋，給家屬立下遺囑，并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測，你必須把保險柜里我和周恩來先生歷年往來的信件全部燒毀，不能留下一書半紙。”后來張沖逝世，周恩來也曾囑咐葉至剛，將他与張沖的往來信件燒掉。迫于形勢，大量珍貴的信件被毀，殊為可惜。 張沖雖未遭頑固派毒手，卻不幸于1941年6月染上惡性瘧疾。周恩來多次前去探視，臨末一面，他自知不起，囑周恩來与自己的后繼者軍令部二廳副廳長鄭介民保持聯系，免使國共關系冷淡。8月11日，張沖在重慶郊外的云龍旅館山洞內病逝，年僅38歲。周恩來与董必武、鄧穎超等參加了追悼會。周恩來還撰寫了《悼張淮南先生》一文發表在《新華日報》上，他回顧道：“我識淮南先生雖在西安事變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兩党團結卻早在西安事變之前……先生与我，并非無党見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見，非私見私利可比，故無事不可談通，無問題不可解決。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解放后，周恩來仍未忘記張沖這位“安危与共，風雨同舟”的朋友。1949年幵國大典時，周恩來遇到張沖的同鄉、著名醫學專家洪式閭教授，還特意提起張沖，說張沖是他的好朋友。周恩來對張沖所遺子女也格外關照，其長子張炎遵照周恩來的囑咐進了華東軍政大學，女兒張雪梅則早年就參加了革命。 (摘自《百年潮》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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