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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玫瑰洗沉冤

作者: 埃爾林-霍 | 類別: 歷史 | 內容: 二次大戰 | 文型: 文章 | 評論: 投票

“人們根本不相信美國政府會如此殘忍和詭計多端，竟然會策划一次逼迫証人說謊的審判。”
這家東方禮品店坐落在芝加哥北部的西貝爾蒙特大道上。購物者當中，很少有人知道這家商店的女主人就是著名的“東京玫瑰”戶粟郁子──美國當局1949年裁定她在二戰期間犯有叛國罪，并判處她10年有期徒刑。更沒有人知道，她的遭遇是美國司法史上最不同尋常的冤案之一。
戶粟郁子的侄女喬安妮﹒戶粟說：“她已經不再提及這段往事。”侄子威廉則說：“她什么都不說，我們則什么都不問。”86歲的戶粟郁子獨自生活在安德森維爾的瑞典人居住區。她的家人和朋友都小心翼翼地保守著她的祕密。
然而，十余年來，好萊塢制片人巴巴拉﹒特朗布萊一直想把戶粟郁子的故事搬上銀幕。曾經執導過《綠色奇跡》和《肖申克的救贖》的導演弗蘭克﹒戴拉波特宣布，他將完成這項工作。戴拉波特目前正与克里斯托弗﹒漢普頓討論劇本。他說：“這是令人震惊的真實故事。它講述了個人在面對劇烈的公眾情緒、媒体惡行、文化和种族仇恨、以及司法不公時所表現出的巨大勇气和剛正品格。”
好萊塢的電影可能是戶粟郁子洗清冤屈的最后机會。她在一份聲明中說：“我不希望自己的遭遇發生在別人身上。這部電影上映后，將會消除人們對那段歷史和‘東京玫瑰’的誤解。”
也許如此。然而，盡管福特總統于1977年宣布實行無條件的總統大赦，許多人仍然沒有忘記戶粟郁子与神祕的“東京玫瑰”的聯系。當《國家地理雜志》發表紀念越南戰爭結束20周年的文章時，曾把“河內漢娜”的叛國廣播与“東京玫瑰”相提并論。甚至廣受尊重的電視評論員也經常把“東京玫瑰”与美國最臭名昭著的叛國者聯系在一起。
羅恩﹒耶茨曾于1974─1977年間擔任《芝加哥論壇報》駐東京的記者，也是少數采訪過戶粟郁子的記者之一。他說：“疑團是很難消散的。人們總是更愿意相信編造出來的東西，而不是事實。人們根本不相信美國政府會如此殘忍和詭計多端，竟然會策划一次逼迫証人說謊的審判。”
“起初就是記者使她陷入困境。”
証明戶粟郁子有罪的人是喬治﹒滿潮和大木賢吉。這兩個日本裔美國人在戰爭中放棄了美國國籍，与日本人勾結在一起。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接受耶茨采訪時承認，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強迫他們誣陷戶粟郁子。耶茨的報道對戶粟郁子1977年得到總統大赦至關重要。他說：“在我完成的所有報道中，這是最讓我滿意的一篇，因為起初就是記者使她陷入困境。”
盟軍1945年8月在日本登陸后，所有記者爭相報道的題材之一就是對“東京玫瑰”的采訪。根据傳言，她是太平洋上的妖婦，用自己放蕩誘人的聲音嘲弄美國大兵。可是，“東京玫瑰”根本就不存在。“東京玫瑰”是個謎，是把戰時曾經為日本人播音的几名婦女綜合在一起捏造出的幻想故事。
這几名婦女中就有戶粟郁子。她是出生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日本裔美國人，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夕去日本探望生病的姨媽，然后受困于日本。當時，日本的許多日本裔美國人放棄了美國國籍，但戶粟郁子拒絕這樣做。為了謀生，她在丹麥大使館做過打字員，當過鋼琴教師，后來又在東京廣播電台擔任打字員。在那里，日本人命令她在“零點”節目中播音。節目的制作人是澳大利亞戰俘查爾斯﹒卡曾斯。他在脅迫之下同意為日本人做節目，但暗中試圖破壞他們的宣傳工作。他選擇戶粟郁子是出于兩個原因：她站在盟國一邊，而且嗓音“醉人”。
她以“孤兒安”的名字播出的內容沒有任何問題，美國人對其廣播內容的監聽也未能証實對她的任何指控（包括聲稱她把美國士兵稱為“太平洋上的孤兒”）。此外，當時有好几位日本裔美國婦女為東京廣播電台播音，她們都放棄了美國國籍。
日本于1945年投降之前，美國戰時新聞局聲明：“‘東京玫瑰’并不存在﹔這個名字完全是美國軍隊的杜撰……”然而，成群結隊的記者仍然抓住這個問題不放：在東京廣播電台，記者克拉克﹒李和哈里﹒布倫迪奇瞄准了戶粟郁子。他們于1945年9月1日在東京帝國飯店与她見面，給她帶來一份价值2000美元的合同，條件是接受《世界主義者》雜志獨家專訪，并要她簽署一份文件，确認自己是“唯一的‘東京玫瑰’”。這筆錢誘惑了戶粟郁子，她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東京玫瑰”竟然會成為日本人在戰爭期間所有可憎行為的標志。她簽了合同，接受了采訪。
戶粟郁子根本沒有拿到這2000美元。《世界主義者》告訴記者，他們不會向叛國者付錢。1945年10月，她在東京的巢鴨監獄被監禁了一年，然后美國司法部才最終認定：“關于戶粟郁子是‘東京玫瑰’的說法是錯誤的。”
1948年，戶粟郁子和丈夫菲利佩﹒達基諾有了孩子，但孩子剛出生就夭折了。那年晚些時候，戶粟郁子再次被捕，被送回美國接受審判。達基諾獲准前往美國，擔任為妻子辯護的証人，但他必須保証會重返日本。他們的婚姻關系維持到了1980年，彼此再也沒有見過面。
“戶粟郁子想要講述一個不屈不撓地捍衛真理的英雄故事。”
審判于1949年7月幵庭。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其實已經簽下了判她有罪的空白審判書。
審案費用高達75萬美元，是迄今為止美國歷史上費用最高的案子。為了証明戶粟郁子有罪，控方傳喚了無數証人。舊金山的韋恩﹒莫蒂默﹒柯林斯則几乎是無償為她辯護，柯林斯以替受壓迫者伸張正義而聞名。
陪審團在13周之后宣布，他們無法作出決定。
邁克爾﹒羅奇法官沒有裁定陪審團無法達成一致意見，而是提醒他們此案花費的大量時間、金錢及其一重要性，并且敦促其作決定。最終，根据大木和滿潮的偽証，戶粟郁子受控的八項叛國罪名中有一項成立。她被罰款1萬美元，判處10年的有期徒刑。
1956年獲得假釋后，盡管美國國籍是她罪名成立的關鍵，但她還是收到了限期离境的通知，因為她是不受歡迎的人。柯林斯后來成功地推翻了該項決定。
鑑于与記者的第一次會面改變了戶粟郁子的一生，也就不難理解她為什么從此都保持著葛麗泰﹒嘉寶式的沉默了。曾于1991年采訪過她的耶茨說：“她不想被宣傳，但她希望別人了解自己的遭遇。
退役老兵戴維茲﹒尼爾﹒戴爾說：“戶粟郁子想要講述一個不屈不撓地捍衛真理的英雄故事。”他提議為戶粟郁子豎立一座紀念碑，碑文是：“向戶粟郁子的忠誠和勇气致敬。她的愛國之心從未改變過。香港《遠東經濟評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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