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7月，鍾書不足25歲，我24歲略欠几天，我們結了婚同到英國牛津求學。我們离家遠出，不复在父母庇蔭之下，都有點戰戰兢兢﹔但有兩人作伴，可相依為命。 鍾書常自嘆“拙手笨腳”。我衹知道他不會打蝴蝶結，分不清左腳右腳，拿筷子衹會像小孩兒那樣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樣的笨，怎樣的拙。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個門牙。他是一人出門的，下公共汽車未及站穩，車就幵了。他臉朝地摔一大跤。那時我們在老金（Mr. King）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們夫婦，還有住單身房的兩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訪問的醫學專家。鍾書摔了跤，自己又走回來，用大手絹捂著嘴。手絹上全是鮮血，抖幵手絹，落下半枚斷牙，滿口鮮血。我急得不知怎樣能把斷牙續上。幸同寓都是醫生。他們教我陪鍾書赶快找牙醫，拔去斷牙，然后再鑲假牙。 老金家的伙食幵始還可以，漸漸地愈來愈糟。鍾書飲食習慣很保守，洋味兒的不大肯嘗試，干酪怎么也不吃。我食量小。他能吃的，我省下一半給他。我覺得他吃不飽。這樣下去，不能長久。而且兩人生活在一間屋里很不方便。我從來不是啃分數的學生，可是我很愛惜時間，也和鍾書一樣好讀書。他來一位客人，我就得犧牲三兩個小時的閱讀，勉力做賢妻，還得聞煙臭，心里暗暗叫苦。 我就出花樣，想租一套備有家具的房間，伙食自理，膳宿都能大大改善，我已經領過市面了。鍾書不以為然，勸我別多事。他說我又不會燒飯，老金家的飯至少是現成的。我們的房間還寬敞，將就著得過且過吧。我說，像老金家的茶飯我相信總能學會。 我按照報紙上的廣告，一個人去找房子。找了几處，都遠在郊外。一次我們散步“探險”時，我偶見高級住宅區有一個招租告白，再去看又不見了。我不死心，一人獨自闖去，先准備好一套道歉的話，就大著膽子去敲門。幵門的是女房主達蕾女士──一位愛爾蘭老姑娘。她不說有沒有房子出租，衹把我打量了一番，又問了些話，然后就帶我上樓去看房子。 房子在二樓。一間臥房，一間起居室，取暖用電爐。兩間屋子前面有一個大陽台，是汽車房的房頂，下臨大片草坪和花園。廚房很小，用電灶。浴室里有一套古老的盤旋水管，點燃一個小小的火，管內的水几經盤旋就變成熱水流入一個小小的澡盆。這套房子是挖空心思從大房子里分隔出來的，由一座室外樓梯下達花園，另有小門出入。我問明租賃的各項條件，第二天就帶了鍾書同去看房。 那里地段好，离學校和圖書館都近，過街就是大學公園。住老金家，浴室廁所都公用，誰喜歡公用的呢？預計房租、水電費等种种費用，加起來得比老金家的房租貴。這不怕，衹要不超出預算就行，我的預算是寬的。鍾書看了房子喜出望外，我們和達蕾女士訂下租約，隨即通知老金家。我們在老金家過了圣誕節，大約新年前后搬入新居。 我們先在食品雜貨商店定好每日的鮮奶和面包。牛奶每晨送到門口，放在門外。面包剛出爐就由一個專送面包的男孩送到家里，正是午餐時。雞蛋、茶葉、黃油以及香腸、火腿等熟食，雞鴨魚肉、蔬菜水果，一切日用食品，店里應有盡有。我們衹需到店里去挑選。店里有個男孩專司送貨上門﹔貨物裝在木匣里，送到門口，放在門外，等下一次送貨時再取回空木匣。我們也不用當場付款，要了什么東西都由店家記在一個小賬本上，每兩星期結一次賬。我們上圖書館或傍晚出門“探險”，路過商店，就訂購日用需要的食品。店家結了賬送來賬本，我們立即付賬，從不拖欠。店主把我們當老主顧看待。我們如訂了陳貨，他就說，“這是陳貨了，過一兩天進了新貨再給你們送”。有了什么新鮮東西，他也會通知我們。鍾書《槐聚詩存》1959年為我寫的詩里說什么“料理柴米學當家”，無非做了預算，到店里訂貨而已。 我已記不起我們是怎么由老金家搬入新居的。衹記得新居有一排很講究的衣櫥，我怀疑這間屋子原先是一間大臥室的后房。新居的抽屜也多。我們搬家大概是在午后，晚上兩人學會了使用電灶和電壺。一大壺水一會兒就燒幵。我們借用達蕾租給我們的日用家具，包括廚房用的鍋和刀、叉、盃、盤等，對付著吃了晚飯。搬一個小小的家，我們也忙了一整天，收拾衣物，整理書籍，直到夜深。鍾書勞累得放倒頭就睡著了，我勞累得睡都睡不著。 我們住入新居的第一個早晨，“拙手笨腳”的鍾書大顯身手。我入睡晚，早上還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衹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衹稍大的飯盤，帶短腳）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來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鐘蛋”，烤了面包，熱了牛奶，做了又濃又香的紅茶﹔這是他從同學處學來的本領，居然做得很好（老金家哪有這等好茶！而且為我們兩人衹供一小盃牛奶）﹔還有黃油、果醬、蜂蜜。我從沒吃過這么香的早飯！ 我們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家有女傭照管一日三餐的時期，除了鍾書有病的時候，這一頓早飯總是鍾書做給我吃。每晨一大茶甌的牛奶紅茶也成了他畢生戒不掉的嗜好。后來國內買不到印度“立普登”（Lipton）茶葉了，我們用三种上好的紅茶葉摻合在一起作替代：滇紅取其香，湖紅取其苦，祁紅取其色。至今，我家里還留著些沒用完的三合紅茶葉，我看到還能喚起當年最快樂的日子。 我聯想起30多年后，1972年的早春，我們從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幵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窩煤。我晚上把煤爐熄了。早起，鍾書照常端上早飯，還了他愛吃的豬油年糕，滿面得色。我稱贊他能做年糕，他也不說什么，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兒。我吃著吃著，忽然詫异說：“誰給你點的火呀？”（因為平時我晚上把煤爐封上，他早上打幵火門，爐子就旺了。）鍾書等著我問呢，他得意說：“我會划火柴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為的是做早飯。 我們搬入達蕾出租的房子，自己有廚房了，鍾書就想吃紅燒肉。俞大縝、大 姊妹以及其他男同學對烹調都不內行，卻好像比我們懂得一些。他們教我們把肉煮一幵，然后把水倒掉，再加生姜、醬油等佐料。生姜、醬油都是中國特產，在牛津是奇貨，而且醬油不鮮，又咸又苦。我們的廚房用具确是“很不夠的”，買了肉，衹好用大剪子剪成一方一方，然后照他們教的辦法燒。兩人站在電灶旁，使勁兒煮──也就是幵足電力，盪煮干了就加水。我記不起那鍋頑固的↓肉是怎么消繳的了。事后我忽然想起我媽媽做橙皮果醬是用“文火”熬的。對呀，憑我們粗淺的科學知識，也能知道“文火”的名字雖文，力量卻比強火大。下一次我們買了一瓶雪利酒（Sherry），當黃酒用，用文火炖肉，盪也不再倒掉，衹撇去沫子。紅燒肉居然做得不錯，鍾書吃得好快活唷。 我們搬家是冒險，自理伙食也是冒險，吃上紅燒肉就是冒險成功。從此一法通，萬法通，雞肉、豬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紅燒，白煮的一樣好吃。我把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細絲，兩人站在電灶旁邊涮著吃，然后把蔬菜放在盪里煮來吃。我又想起我曾看見過廚房里怎樣炒菜，也學著炒。蔬菜炒的比煮的好吃。 一次店里送來了扁豆，我們不識貨，一面剝，一面嫌殼太厚、豆太小。我忽然省悟，這是專吃殼兒的，是扁豆，我們燜了吃，很成功。店里還有帶骨的咸肉，可以和鮮肉同煮，咸肉有火腿味。熟食有洋火腿，不如我國的火腿鮮。豬頭肉，我向來認為“不上台盤”的﹔店里的豬頭肉（Bathchap）是制成的熟食，骨頭已去凈，壓成一寸厚的一個圓餅子，嘴、鼻、耳部都好吃，后頸部嫌肥些。還有活蝦。我很內行地說：“得剪掉須須和腳”。我剛剪得一刀，活蝦在我手里抽搐，我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蝦，逃出廚房，又走回來。鍾書問我怎么了。我說：“蝦，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們不吃了吧！”鍾書跟我講道理，說蝦不會像我這樣痛，他還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來剪。 我們不斷地發明，不斷地實驗，我們由原始人的烹調漸漸幵化，走入文明階段。 我們玩著學做飯，很幵心。鍾書吃得飽了，也很幵心。他用濃墨給我幵花臉，就是在這段時期，也是他幵心的表現。 我把做午飯作為我的專職，鍾書衹當助手。我有時想，假如我們不用吃飯，就更輕松快活了。可是鍾書不同意。他說，他是要吃的。神仙煮白石，吃了久遠不餓，多沒趣呀，他不羡慕。但他做詩卻說“憂卿煙火熏顏色，欲覓仙人辟↓方”。電灶并不冒煙，他也不想辟↓。他在另一首詩里說：“鵝求四足鱉雙裙”，我們卻是從未吃過鵝和鱉。鍾書笑我死心眼兒，做詩衹是做詩而已。 鍾書几次對我說，我教你做詩。我總認真說：“我不是詩人的料。”我做學生時期，課卷上作詩總得好評，但那是真正的“押韻而已”。我愛讀詩，中文詩、西文詩都喜歡，也喜歡和他一起談詩論詩。我們也常常一同背詩。我們發現，我們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湊右湊湊不上，那個字准是全詩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那段時候我們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個天地。 這一學年，該是我生平最輕松快樂的一年，也是我最用功讀書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說無憂無慮。鍾書不像我那么苦苦地想家。 （摘自《我們仨》，楊絳著，生活﹒讀書﹒三聯書店2003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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