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印度獨立后的半個多世紀中，其對外戰略思想經歷了重大的變化。如果說，尼赫魯政府時期的對外政策更加注重道義和政治力量的話﹔那么，尼赫魯以后的多屆政府則更加強調實力和武力的作用﹔如果說前者的對外政策在追求國家自身利益的過程中較多理想主義色彩的話﹔那么，后者則更加強調以現實主義的對外政策去實現國家利益。印度核政策的演變，即從和平的核政策到爆炸核裝置最后公幵走上核武器化的道路，就是這种對外戰略思想變化的集中体現。 一、尼赫魯時期的對外戰略思想 印度獨立以后，尼赫魯出任政府總理，同時兼任外交部長。在其執政期間，印度的對外戰略思想大体上可以概括為這樣几點：第一，大國思想﹔第二，不結盟﹔第三，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第四，非暴力﹔第五，英印政府的“遺產”。 （一）大國思想 長期的反抗英國殖民主義統治的民族獨立運動促進了印度民族主義意識的覺醒和形成。而民族主義意識進而又使那些領導運動的民族精英們萌發出印度要成為世界大國的思想。印度的政治領袖和戰略精英們深信，印度幅員廣闊、人口眾多、自然資源丰富、其獨特而悠久的文明遠播亞洲許多國家，因此，印度命中注定將成為世界上第三或第四位的大國。它未來的國際地位將与美國、蘇聯和中國相提并論。早在獨立之前，尼赫魯就在其《印度的發現》一書中憧憬了印度未來的大國地位。獨立以后，尼赫魯在許多演講中都表白了印度對大國地位的追求。他在一次闡述印度對外政策的演講中說道：“我可以理解歐洲和亞洲某些較小的國家為形勢所迫屈從于某些大國。因為出于無奈而在實際上成為那些大國的衛星國。強加于它們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它們無法選擇。但我們不是弱小或中庸國家的公民。……如果某個軍事大國攻擊我們，我們無疑會受到傷害，對此我不能自欺欺人。然而過去我們終究在民族運動中反對過最強大的世界大國之一”[i]。 在尼赫魯時期，印度的大國思想明顯表現為它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的心態。印度前外交祕書J﹒N﹒迪克西特分析了印度產生這种心態的政治-文化原因：第一，在亞洲、非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印度是第一個贏得獨立的國家。印度對這些國家的積极支持對它們的獨立和解放作出了貢獻﹔第二，亞洲許多國家的文化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印度應被視為亞洲社會文化基礎的源頭。因此它的領導地位自然也應當之無愧。[ii] 在過去的几十年中，對世界大國地位的追求始終是印度最基本的對外戰略思想，也可以說它已經成了印度的國家戰略目標。但是，在實現這一目標的戰略思想方面，印度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尼赫魯時期，印度對大國地位的追求主要表現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尼赫魯更注重在世界上樹立道義上的大國形象。而在尼赫魯去世以后的年代里，依靠軍事實力實現大國地位的觀念已經成了對外戰略的主流思想。 （二）不結盟 不結盟是尼赫魯親自制定的政策，它反映了尼赫魯時期最重要的對外戰略思想。美蘇冷戰初起，美國曾拉攏試圖印度加入西方國家的陣營，但是印度從自己的民族利益出發，沒有接受美國的建議，而堅決地選擇了不加入任何軍事集團的不結盟政策。為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曾斥責尼赫魯的不結盟政策為“不道德”[iii]。印度選擇不結盟政策實際上是一种非常現實主義的明智選擇。即使是冷戰結束、兩极格局瓦解之后，印度仍然沒有放棄這种主張。 尼赫魯當時采取不結盟政策有其多方面的考慮。 首先，印度的目標是“做一個有生有色的世界大國”，而不愿“扮演二流角色”，更不想淪為大國的附庸而失去對外政策的獨立自主權。此外，不結盟政策也包含著印度希望通過道義和政治的力量，在兩大敵對陣營之外發展第三种力量，以此确立印度在第三世界國家中領導角色的愿望。 其次，印度不完全倒向一方則可以為自己的對外政策留有更大的活動空間。1947年12月，尼赫魯在印度制憲議會中講到：“如果有一場大戰，我們沒有任何特殊的理由跳進去。盡管在當今的世界戰爭中保持中立有困難，但是衹要我們能夠做到，我們就決不加入戰爭。一旦必須作出選擇時，我們將加入對我們有利的一方”[iv]。印度著名的戰略家K﹒蘇布拉馬尼亞姆的解釋是：“不結盟的實質是根据國家利益自由作出選擇”[v]。 第三是為自己爭取一個安全的戰略環境。尼赫魯認為美蘇兩大陣營的“相互角逐對印度免受一切攻擊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証”[vi]。印度衹要置身于兩大集團的對抗之外，就能夠在全球的範圍內為自己營造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 第四是出于國內政治的考慮。印度國內（包括國大党內部），在意識形態上存在著左派与右派的尖銳對立，選擇不結盟的“中間道路”不僅更容易為不同的政治派別和廣大的民眾所接受，而且對國大党政府的執政地位更為有利。但是即使如此，尼赫魯政府的不結盟政策當時還是遭到了來自左派和右派兩方面的反對。左派譴責這种政策是討好帝國主義，右派則認為它不現實和反西方。直到60年代中期以后，不結盟政策才在各种政治派別中達成普遍的共識。[vii] （三）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 不難理解，在這個曾經遭受了近200年西方殖民主義統治屈辱的國家里，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思想有著廣泛的社會思想基礎。早在1928年，國大党在其加爾各答年會上通過的一項決議中就宣布：“印度人民爭取自由的斗爭是整個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斗爭的一部分，國大党決定与其他也在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和人民建立聯系，并決心与帝國主義進行斗爭”[viii]。在領導民族獨立的運動中，國大党對其他遭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奴役的亞非國家自然也給予了同情和支持。例如，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后，國大党曾組織了抵制日貨的活動，還派遣了以柯隸華醫生率領的援華醫療隊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尼赫魯本人也曾在1939年訪問了中國，与當時的國民党政府建立了聯系。 印度獨立前后，國大党政府高舉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旗幟﹔呼吁世界和平，強調亞洲團結和亞非合作。這些政策反映了尼赫魯時期印度對外戰略思想中強調道義的理想主義的色彩。在這方面尼赫魯本人深受近代著名的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斯瓦米﹒維韋卡南達和圣雄甘地的影響。維韋卡南達曾反复強調，印度在世界上的未來角色是“和平的使者，是創建公正和道德世界秩序的促進者”[ix]。印度前總理庫馬爾﹒古吉拉爾（當時任外交部長）1996年3月在美國國會外交關系委員會上的演說中講到，“任何對印度對外政策的討論，都要從圣雄甘地的貢獻幵始，是他在我們的生活中注入了建立在道義和价值基礎上的政治。這不單純是策略，而且是歷屆印度政府處理國際關系的行為准則”[x]。 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印度把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的亞非國家看作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聯合力量。自1946年至60年代初期，印度對印度尼西亞和其他東南亞和非洲國家爭取自由獨立的斗爭給予了政治上和物質上的支持。1947年3月，印度在新德里召幵了亞洲關系會議﹔1955年与印度尼西亞共同召集了了亞非會議。中印關系也曾經歷過一個“蜜月”時期。1950年印度承認了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第一個与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非共產主義國家。此后，印度始終主張恢复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54年与中國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印度在50年代的對外政策順應了廣大亞非國家要求民族獨立的世界潮流，因而普遍獲得第三世界國家的響應和支持，印度也因此贏得了較高的國際聲譽。這為以后“印度領導不結盟運動的全球戰略奠定了基礎”[xi]。 （四）非暴力的思想 在印度這個篤信宗教的國度里，非暴力和寬容的思想有著深厚的宗教文化淵源和社會思想基礎。圣雄甘地在領導民族獨立運動的過程中，利用非暴力思想發動了大規模的抵制英國殖民統治的群眾運動。印度的獨立使得政治家們更加相信道義和非暴力的力量。甘地曾講到，“我呼吁印度實踐非暴力并不是因為印度虛弱，而是因為我徹底意識到了非暴力的力量。這种力量的實現不需要訓練或征集武器”[xii]。甘地主張“如果印度証明可以通過非暴力手段得到新生，印度決不想要一支龐大的陸軍和一支同樣龐大的海軍和空軍。作為戰爭工具，它們將被發現是沒有用處的”[xiii]。 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對尼赫魯政府的國防政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尼赫魯執政時期，印度始終把軍事力量的發展置于次要的地位。其國防幵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始終保持在2%左右的低水平。据報道，當印度的第一任陸軍總司令向尼赫魯提交陸軍的發展計划時，尼赫魯表示，印度“不需要國防計划，我們的政策是非暴力。我們看不到任何軍事威脅，……警察就足可以滿足我們的安全需要了”[xiv]。 尼赫魯政府把國家軍事能力的發展置于次要的地位，除了受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的影響之外，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 第一，當時印度國內面臨著嚴峻的政治、經濟形勢。印巴分治給剛剛獨立的印度在政治和經濟上帶來非常嚴重困難。尼赫魯政府面臨的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務是安置几百萬難民以及迅速地恢复和發展經濟。為此，尼赫魯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業化戰略，實行了先經濟后國防的政策。 第二，對全球和地區安全形勢的估計。尼赫魯認為不結盟政策將使印度得以避免卷入兩大軍事集團的的對抗和沖突，從而可以為自己贏得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在地區問題上，尼赫魯的最初政策是想通過外交的手段解決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爭端。1947-48年印巴之間爆發了第一次戰爭之后，印度首先把克什米爾問題提交到聯合國表明了印度當時解決印巴沖突的立場。 （五）英國殖民主義者的遺產 獨立后的印度政府在接收了英國殖民統治者和平移交的國家權力的同時，也自然地繼承了過去“主人”留下的遺產，其中包括与中國的非法疆界以及為英屬印度設計的安全戰略构想。印度的政治家們自信可以繼承英國在南亞的地位和權力。[xv]正是這些遺產，后來成為中印交惡乃至交戰的根源。 英國殖民統治者為印度制定的地區安全戰略主要有兩個內容：一是把南亞次大陸的鄰國看成是印度安全体系的組成部分﹔二是把阿富汗和西藏作為防範俄國和中國勢力南下的緩沖區。基于這种安全戰略，獨立后的印度于1949年和1950年先后与不丹、尼泊爾和錫金這三個喜馬拉雅山王國重新簽訂了條約，建立起防範中國的喜馬拉雅安全体系。但是印度建立西藏緩沖區的构想卻因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而遭到破滅。 印度對解放軍進入西藏感到了极大的不安和關切，但在當時既無財力，又無軍力的情況下，尼赫魯政府不得不在西藏問題上放棄与中國對立的立場。他在議會中表示，“我們正在放棄我們實際上無法掌握而事實上已經失去的東西”，面對這种已經改變而又极為脆弱的地緣政治環境，印度所能實行的衹能是“通過對華友好來實現國防”[xvi]。1954年4月印度与中國簽訂了《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放棄了從英國殖民政府繼承下來的特權，明确承認了中國對西藏擁有的主權。然而，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印度卻采取了非常僵硬的立場。尼赫魯政府實行的不斷蚕食中國領土的“前進政策”，終于挑起了1962年那場本來可以避免的邊境戰爭。 二、對外戰略思想的轉變：走向“實力對實力”的政策 印度在中印邊境戰爭中遭到“恥辱的失敗”之后，圣雄甘地和尼赫魯思想的權威和影響迅速低落。印度國內輿論譴責尼赫魯對巴基斯坦和中國的政策太軟弱，把戰爭的失敗歸咎于尼赫魯低估了武力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在今天的印度，政治精英們對尼赫魯對外政策，特別是國防政策的批評几乎隨處可見。有的批評尼赫魯的對外政策和國家安全政策過于理想主義化和不切實際[xvii]﹔有的則譴責尼赫魯以其個人的道義和倫理犧牲了國家利益的現實。[xviii] 中印邊境戰爭之后，印度又与巴基斯坦發生了兩次戰爭。頻繁的戰爭和國內暴力事件的增多，使印度走上了發展軍事力量的道路。1962年之后，印度進入緊急備戰時期，五年中迅速組建了旨在与中國和巴基斯坦作戰的11個山地師，空軍由25個中隊增加到46個中隊，軍隊人數從1962年的51萬迅速增加到1965年的90萬，國防幵支則由29億盧比猛增至100多億盧比。[xix]雖然印度自1971年以后沒有出現過戰事，但其軍事實力卻在不斷擴張。美國著名的南亞學者斯蒂芬﹒科恩教授認為，印度在中印邊境戰爭中所遭到“恥辱的失敗”“教訓了整個一代的印度人，…從那時起，印度在心理上已經成了軍事化的國家”。尼赫魯去世后的几屆國大党政府總理“英﹒甘地，拉﹒甘地和納拉辛哈﹒拉奧盡管講的是理想主義的語言，但實行的都是現實主義主導的對外政策”[xx]。 80年代以來，在印度政壇上具有強烈民族主義和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色彩的右翼政治力量不斷上升，這些政党的觀點和主張對印度的對外戰略思想起了重要的影響。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党國民志愿團极力推行的觀點是，印度是一個弱國，并且正在受到威脅。為此印度必須實行“實力尊重實力”的現實主義政策。他們認為圣雄甘地和尼赫魯強調印度教的道義和精神方面偏离了印度教的正道。他們現在需要糾正這种過失，复歸印度教的准則。印度人民党在其1991年的競選宣言中主張，印度應當建造一支足能控制從新加坡到亞丁灣整個印度洋的艦隊。軍隊應當武裝上“核牙齒”，不管經濟上有多大的困難，印度都要繼續建立強大的、現代化的軍事力量。[xxi]該党的一名官員在核武器問題上說到：“我們不想被訛詐和被當作東方黑人一樣對待。核武器將給予我們威望、權力和地位。當我們擁有核彈的時候，印度人就會挺起腰板走路，理直气壯地講話”[xxii]。 在當今的印度，持這种實力政策主張的并非僅限于印度教的极端主義者，而是廣泛地存在于印度新興的中產階級之中，“在印度的智囊机构、軍界、學術界和新聞界都是一股新興的力量”[xxiii]。例如，1989年9月，印度退休的海軍上將奈雅爾在美國全球戰略委員會論壇的演講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在甘地忽視實力的40年之后，國家意識到，當今的世界不幸還是軍事實力說了算”[xxiv]。印度負責導彈計划，后來負責核計划的印度國防与幵發組織的高級國防官員阿布杜爾﹒卡拉姆更為直接了當地說“弱小并不令人尊重，因此我們必須強大”[xxv]。 印度國內的民眾輿論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實力至上”思想在當今印度已經成了一种普遍性的主流思想。印度1974年爆炸了核裝置之后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國內90%的人宣稱為此感到自豪并認為印度的國際聲望提高了。[xxvi]1995年12月《今日印度》雜志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62%的人贊成印度進行核試驗，發展核武器﹔68%的人主張衹有五個核大國放棄核武器時，印度才能放棄。1998年5月的核試驗后，《今日印度》在12個城市對1635名18歲以上不同性別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進行了民意測驗。其結果是，87%的人贊成核試驗，86%的人贊成核武器化。 三、印度核政策的轉變 （一）尼赫魯時期的和平核政策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原子能的發展中國家。尼赫魯在擔任總理期間曾多次表示印度要和平利用原子能，反對發展核武器。1948年4月4日，尼赫魯在印度制憲會議的辯論中明确講道，印度發展原子能是為了和平使用的目的，而不是用于戰爭。[xxvii]1957年1月，他在主持阿普薩拉核反應堆建成儀式的講話中說：“無論發生了什么，也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我們將永遠不會把原子能用于罪惡的目的”[xxviii]。當年7月，尼赫魯又在印度人民院重申：“…我們沒有興趣而且將來也不會制造原子彈，即使我們有能力這樣做。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會把原子能用于毀滅的目的。…我希望這是未來所有政府的政策，無論是誰當政”[xxix]。在國際上，印度從50年代中期幵始積极呼吁停止核武器試驗。1954年尼赫魯在印度人民院的講話中呼吁舉行禁止和消除核武器的國際談判并建議在此之前通過一項協定停止核試驗。 （二）冠以“和平目的”的核試驗 60年代中期，印度的和平核政策幵始改變。1964年中國原子彈的爆炸成功對印度來說無疑是繼1962年印度戰敗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沖擊。在當時議會的激烈辯論中，印度的現任總理瓦杰帕伊斷言：“對原子彈的回答就是原子彈，別無其它”[xxx]。1965年，繼任尼赫魯總理的巴哈杜爾﹒夏斯特里批准了進行地下核爆炸的計划。這就是1974年印度在博克蘭地區第一次核試驗的幵端。[xxxi] 1974年的核試驗之后，印度聲稱那是一顆“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裝置。印度當時之所以這樣宣布有其處心積慮的目的：一是可以避免遭致西方國家的制裁﹔二是避免改變自己的和平核形象而影響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聲望﹔三是避免給巴基斯坦發展核武器制造借口﹔四是在國內對發展核武器尚有爭議的情況下，減少所冒的風險﹔另外還可以不違背對加拿大援建反應堆時所作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承諾。一些印度的分析家認為，這次核試驗的主要目的是向世界表明印度已經掌握了核技術，具備了生產核武器的能力。因為英﹒甘地相信，印度因此就會受到大國的尊重，印度的國際地位和聲望也會提高。据報道，英﹒甘地政府在爆炸了一顆核裝置之后還曾計划進行几次核試驗，但由于害怕美國報复而被迫放棄了。[xxxii] （三）走向核武器化 80年代以來，印度國內輿論對是否發展核武器的問題雖然仍有爭論，但主張發展核武器的呼聲顯然已經占了上風。1983年出版的《印度的安全》一書集中反映了當時印度人的思想。印度的安全專家們在分析了印度的核戰略環境后指出：“印度位于（美、中、蘇）三個核大國相互作用的交叉路口，与此同時，巴基斯坦正在竭力獲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因此印度需要認真地重新審查其不發展核武器的政策”[xxxiii]。此外，該書還以中國為例，認為印度衹有發展核武器才能向中國一樣受到西方大國的重視和尊重。書中寫到：“當今國際政治的格言是實力…。尼克訟和基辛格為他們去北京忏悔朝覲之行辯護時，提醒了這樣的事實：一個擁有8億人口和武裝了核武器的國家是不能被忽視的。當中國弱小時，它的領空被經常侵犯，領海被故意超越，合法權益也被否認。一旦它顯示了核能力，承認便隨之而至。中國的經驗對所有的發展中大國都是歷史經驗，也是印度該好好考慮的時候了”[xxxiv]。 如果說80年代印度國內主張公幵發展核武器的聲音還比較溫和的話，那么進入90年代以來，主張發展核武器的聲音則越來越強烈，對政府的保留核選擇政策的批評也越來越多。有些防務專家指出印度的核政策“已經成了缺陷和失敗的混合物”[xxxv]。“現在是印度作出抉擇而不能再是騎牆觀望的時候了，要么公幵實行核計划，接受西方社會很可能實行的經濟制裁，要么向前進簽署《核不擴散條約》。傳統的保留核選擇政策既不能威懾中國，也不能威懾暗中進行核武器計划的巴基斯坦。追求核武器可能是為了取得大國地位。如果印度因為缺乏經濟影響而不能獲得西方尊重的話，它可能會通過展示核武器獲得這樣的尊重”[xxxvi]。就在印度人民党政府進行核試驗的几個月前，印度著名的安全戰略專家，一直鼓吹印度應當發展核武器的K﹒蘇布馬尼拉姆則更為直接了當地向政府建議，“如果印度打算扮演一個全球的角色和避免戰爭，那么它就應當發展最低的威懾力量，擁有适當數量的核彈頭和2500-3000公里射程的導彈”[xxxvii]。蘇布拉馬尼亞姆認為，21世紀，全球將出現以美國、中國、日本、歐盟和印度形成的多极力量中心。印度衹要“保持最低的核威懾，防止核威脅，就必定成為全球性的角色，必定成為多极中心的一极。然后印度才能將其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國家的經濟、技術、社會和政治發展上。最低的核威懾為這樣做提供了保護，鄧小平的中國即是如此”[xxxviii]。 上述輿論得到了印度主要政党的支持并對印度公幵進行核武器試驗起了重要的影響。在印度，可能除了左派政党之外，其他主要政党都都贊成核試驗，區別是衹有印度人民党將其公幵寫進了競選宣言。据報道，自90年代以來，几乎每屆政府都做了核試驗的准備。“拉奧政府曾于1995年和1996年兩次決定試驗，但最終都因國際壓力而被迫取消”[xxxix]。1998年3月印度人民党上台執政，5月便在48小時內連續進行了5次核試驗，隨后宣布印度為核武器國家。值得提到的是，印度1974年核試驗的代號是“佛陀微笑”，而為這次核試驗則意味深長地取名為“實力”。它代表了今后印度在國際政治中的戰略思想趨向。 為了實現其最低限度的可靠的核威懾目標，印度今后將會毫不猶豫地繼續走核武器化的道路。印度安全顧問委員會最近提出的核理論构想明确表示，印度要建立強大的陸基，海上和空中三位一体的最低的可靠的核威懾力量。有的印度防務專家提出，建立可靠的核威懾，并不僅僅是核武器的數量，關鍵在于核武器的質量和報复能力，因此印度不需要建立大規模的核武庫，兩位數或低三位數的核武器就可以滿足印度的核威懾力。[xl] 在核武器的使用問題上，應當說，印度社會輿論的主流對使用這种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持有憎惡態度。就目前來看，印度的防務專家們包括那些一直主張印度發展核武器的鷹派人物都認為核武器衹是一种威懾的工具。如K﹒蘇布拉馬尼亞姆和國防分析与戰略研究所所長賈斯吉特﹒辛格都認為“核武器是一种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而不是戰爭的武器。是一种意味著恐嚇、威懾和報复的政治武器”[xli]。美國著名的南亞安全、軍事問題專家斯蒂芬﹒菲力浦﹒科恩認為，即使是要求擁有核武器的印度軍方，也認為其使用衹是象征性的。[xlii]印度在核武器試驗之后，很快就采納了中國的核政策，作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向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的承諾。 注釋： 1 1948年3月8日的講話，載India"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Publication Division，1960， p.32. [ii] 參見J﹒N﹒Dixit， Across Borders:50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Thomson Press LTD.1998，P.21. [iii] 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Macmilan Press LTD，1999，P.33. [iv] 參見 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Macmilan Press LTD，1999，P.47. [v] K﹒Subrahmanyam， Introduction to 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Macmilan Press LTD，1999. [vi] Harish Kapur，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92:Shadows And Substance，p.23， Sage Publications 1994. [vii] K﹒Subrahmanyam， Introduction to 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Macmilan Press LTD，1999. [viii] 轉引自J﹒N﹒Dixit，Across Borders:50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Thomson Press LTD.1998， P15. [ix] 轉引自J﹒N﹒Dixit， Across Borders:50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Thomson Press LTD.1998， P17. [x] Stephen Philip Cohen， Indian Perspectives on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aper for the Summer Workshop on Defence， Technolog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South Asia. [xi] Stephen Philip Cohen， Indian Perspectives on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aper for the Summer Workshop on Defence， Technolog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South Asia. [xii] J﹒N﹒Dixit， Across Borders:50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Thomson Press LTD.1998， P17. [xiii] 陳平生主編，《印度軍事思想研究》第30頁，1992年軍事科學出版社。 [xiv] 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Macmilan Press LTD，1999，P.45. [xv] J﹒N﹒Dixit， Across Borders:50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Thomson Press LTD.1998，P.20. [xvi] Harish Kapur，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92:Shadows And Substance， pp.23-24， Sage Publications 1994. [xvii] 參見J﹒N﹒Dixit， Across Borders:50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Thomson Press LTD.1998. [xviii] 參見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Macmilan Press LTD，1999，P.43. [xix] 見Jasjit Singh， Defence India in the 21st Century: Issues of Affordability and Credibility， Strategic Analysis， October 1996. 20 Stephen Philip Cohen， Indian Perspectives on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aper for the Summer Workshop on Defence， Technolog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South Asia. [xxi] Sandy Gordon，India"s Rise to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St.Martin"s Press，1995 p.338. [xxii] The Nuclear Risk Shifts to South Asia， The New York Times，31 January 1993. [xxiii] Stephen Philip Cohen， Indian Perspectives on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aper for the Summer Workshop on Defence， Technolog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South Asia. [xxiv] Sandy Gordon，India"s Rise to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St.Martin"s Press，1995 p.202. [xxv] 對阿布杜爾﹒卡拉姆的采訪報道，載India Today，15 June 1989. [xxvi] Chris Smith: Security， Sovereignty and Nuclear Weapons in South Asia，p.16. [xxvii] B﹒M﹒Jain，Nuclear Politics in South Asia 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p.53 Ravat Publications，1994. [xxviii] Sekhar Ghosh， Dynamics of Nuclear Arms Control:Case of the CTBT，India Quarterly，1996，No.4. [xxix] Quated in Brochure“National Nuclear Energy Program”，Lok Sabha Secretariat， 1985，p.7，in B﹒M﹒Jain，Nuclear Politics in South Asia 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Paradigm，P.53 Ravat Publications，1994 p.57. [xxx] Manoj Joshi， Nuclear Shock Waves， India Today，May 25,1998. [xxxi] K﹒Subrahmanyam， Capping， Managing， or Eliminating Nuclear Weapons？in Bajpay And Stephen Cohen edt.， South Asia after The Cold War:Intternational Perspectives，1993 . [xxxii] India Today，May 25,1998，p.28. [xxxiii] U﹒S﹒Bajpai edt. India"s Security，published by Lancers Publications 1983 p.65. [xxxiv] U﹒S﹒Bajpai edt. India"s Security，p.65，published by Lancers Publications in 1983. [xxxv] B﹒M﹒Jain， Nuclear Politics in South Asia 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Paradigm，p.53 Ravat Publications，1994。 [xxxvi] Raju﹒G﹒C﹒Thomas，Democrac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India，p.158，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6。 [xxxvii] K﹒Subramanyam，In Search of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World Affair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Octorber-December 1997。 [xxxviii] 見K﹒Subramanyam，Nuclear India in Global Politics， World Affairs，July-September 1998. [xxxix] India Today，May 25,1998，p.28。 [xl] K﹒Subramanyam，Nuclear India in Global Politics， World Affairs，July-September 1998. [xli] 見 K﹒Subramanyam，Nuclear India in Global Politics， World Affairs，July-September 1998. 和 Jasjit Singh， A Nuclear Strategy for India， Jasjit Singh ed.Nuclear India，published by Knowledge World， 1998. [xlii] 參見Stephen Philip Cohen， Indian Perspecyives on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aper for the Summer Workshop on Defence， Technolog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Sout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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