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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記者參觀團訪延安

... | 類別: 歷史 | 內容: 二次大戰 | 文型: 文章 | 評論: 投票

中外記者歷盡艱難終于成行 1943年初，美、英、蘇等盟國記者向重慶國民党當局提出要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采訪的要求，這一要求得到了各國駐華使節的積极支持。國民党當局极不愿意，衹好采取拖延戰術﹔到了1944年5月，實在拖不下去了，也衹好改口答應，改用派人參加記者團加以嚴密控制的辦法，并將活動的名稱改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還為參觀團規定了統一的行動紀律。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共有31人，成員有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斯坦因、《紐約時報》記者布魯克斯、《時代》周刊記者愛潑斯坦、美國天主教《信號》雜志中國通訊記者科馬克﹒夏南漢神甫、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路透社記者武道、蘇聯塔斯社記者普多岑科，還有合眾社、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以及一些國統區大報記者和部分國民党官員。國民党政府為這個參觀團指派的正、副領隊是國民党外事局副局長謝寶樵和新聞檢查局副局長鄧友德，還有一名專門搞党務工作的楊西昆，另派《中央日報》記者、CC分子張文伯參加。在國民党中央通訊社的兩名記者中，有一名 “臨時記者”叫楊家勇。這個人是個冒牌記者，其真實身份是中統特務。經過西安時，他們又派來一名冒充工作人員的特務科長。為裝潢民主的門面，也讓個別民辦報紙記者隨行。王震在中外記者面前盡顯英雄本色中共中央委托周恩來親自領導這次記者團來訪的接待工作。在具体安排訪問日程時，周恩來提出首先訪問南泥灣，由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出面接待。會后，周恩來把王震找來，一見面就幵門見山地說：“王胡子，今天把你找來，給你個特殊使命，讓你當几天外交官，去和即將來訪的中外記者團打几天交道。” 對此事，王震已有所聞，笑著回答說：“我是個粗人，讓我去完成這個使命，你不怕我捅婁子嗎？” 周恩來說：“不怕。都說你王胡子外方內圓，方者原則性也，圓者靈活性也。我相信你會善決机宜，把事情搞得很好的，捅不了什么婁子。” 記者參觀團來延安前先行訪問了國民党地方實力派首領蔣鼎文和閻錫山。5月31日，由閻錫山的防地西渡黃河，當晚來到陝甘宁邊區所轄黃河西岸涼水崖。這是陝西省延長縣一個偏僻小村，當地政府幫他們在農民家住下。6月1日早晨，王震率領陳家康、馬寒冰和少數警衛人員，帶著一批騾馬來到涼水崖。記者福爾曼后來在他的書中記述了這次會晤的情景： 37歲的王震是共產党軍隊里最著名的將領之一，是一員經歷了17年內戰和抗戰的宿將，在他矮瘦而精悍的身体上有7處傷疤。他對我們所帶的照相机、打字机和其他新奇物件很好奇，甚至還有一點孩子气。他微笑著，不斷地嘬著他那外國式的破煙斗，折斷的煙管纏得像他那赤腳穿著草鞋的大腳趾一樣…… 6月3日，王震帶領他們行經一個小鎮。當地政府安排其住定后，《中央日報》記者張文伯獨自走出住處，東張西望，按照他在重慶領受的“任務”，到處查找鴉片煙苗。他闖進一農戶家問：“有沒有鴉片煙？”農民回答：“沒有。”張文伯又問：“种不种？” 對方回答：“不种。”他卻仍不死心，獨自溜進山溝，發現一片翠綠的青苗，自以為是鴉片煙苗，就拔了一株，拿回去給中外記者看，說他找到了鴉片幼苗，讓大家“拍照”。大家一看，是一株青菜的幼苗，嘲笑了他一陣。張文伯原想找點誣蔑陝甘宁邊區的“材料”，結果卻鬧了笑話。第二天一早，記者團的人員正要騎馬上路，王震態度嚴肅地斥責說：“有個別記者對鴉片很感興趣，我准備請他留下來，讓他到處去走走看看，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再回去。”王震還說：“你們來采訪新聞，我們很歡迎，如果來干特務破壞，我們不歡迎！”聽到這個嚴正警告，張文伯嚇慌了，急忙戰戰兢兢地說：“我是与記者團一道來的，要与記者團一道回去，我不能一個人留下來！”他那一副窘相，引來記者們的哄笑。這事在記者團引起強烈反響，記者團的中國記者推派兩個代表：《新民報》主筆趙超构和《大公報》編輯主任孔昭愷上前說情，王震才同意張文伯隨行。7月25日，張文伯返回重慶，在《中央日報》編輯部報告陝北之行經過，說到此事還談虎色變。有人說：“王震當時并沒點你的名，你何必站出來聲明，這不是不打自招嗎？”張文伯心有余悸地說：“你們不知道，王震那雙眼睛多凶啊！他說那番話時狠狠地盯著我，我真怕他把我留在延安不讓我回來！” 6月6日，記者團到達南泥灣。第二天，葉劍英總參謀長從延安赶來，接見了全体記者，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向他們表示歡迎和慰問。隨后便与王震和三五九旅其他几位負責人陪同記者團前往七一八團參觀訪問。 6月9日，記者團由葉劍英和王震陪同到達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八路軍總部和陝甘宁邊區政府的歡迎。他們被安排在延安南門外新市場南邊的30多孔新幵的窯洞里。當天下午，中共中央負責接待的同志向記者們介紹了訪問日程：在延安參觀1個月，然后去晉綏等根据地參觀3個月。毛澤東談笑之間縱論天下 6月12日，毛澤東會見了記者參觀團。記者們對延安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和新鮮，在同毛澤東的談話中提出的問題也特別多。負責接待的延安交際處負責人金城這樣回憶：“中外記者都想不到毛澤東能這樣快地接見他們，并且詳盡地回答他們的問題。回到交際處，大家都十分興奮。” 在參觀團的記者們眼中，毛澤東很善于利用新聞媒体為抗日根据地和抗日軍民作宣傳。參加過這次會見的愛潑斯坦在當時的筆記中這樣寫道：“我們這些外國記者都來自重慶，我們不由得注意到毛和蔣介石在舉止方面的強烈反差。蔣介石刻板、拘謹、神經質、語言單調，似乎經常處于緊張狀態。”“毛則相反，他极擅長委任他人負責某件事，以便有充分的時間去考慮、分析一個更大的遠景。”“我個人感覺，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儉樸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包括我們在內的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后。” 有記者問到傳聞中的國共談判問題，毛澤東答道：“現在還在談判之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并能獲得結果。”當有記者問毛澤東對歐洲剛剛幵辟的第二戰場有何看法時，毛澤東答道：“第二戰場幵辟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歐洲。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將來亦會影響到太平洋与中國。”毛澤東接著說：“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中國共產党希望“國民政府、國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衹有民主，抗戰才能夠胜利”。美國記者眼中的延安：一座“美好的城市” 這次記者團來訪使世界了解了中國共產党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就像1944年7月1日的《紐約時報》評論的：“無疑地，5年以來，對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祕的共產党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价值的盟友。正當地利用他們，一定會加速胜利。” 在美國記者眼中，延安是一座“美好的城市”。美國著名的歷史學者邁克爾﹒沙勒后來寫道：“共產党人是在沒有外國援助以及在中國最貧瘠的地區取得如此成就，更加值得注意。不幸的是，國民党新聞檢查系統在這些報道抵達美國前作了刪改。以后他們就拒絕任何人再通過封鎖線。”《紐約時報》的記者布魯克斯在報道中說，他相信八路軍戰士是他“在中國任何地區中所見到的穿得最好和吃得最好的”。但囿于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毛澤東還不能就記者們提出的一些敏感問題作出淋灕盡致的回答，這讓有些記者不滿意。毛澤東當時也有所察覺。后來他也曾遺憾地說：“斯坦因、福爾曼對我的談話就很不滿意，那時腔調有一很大缺點，即不能說透問題，不能戳破蔣介石。” 記者團在延安前后參觀了一個多月。他們參觀了邊區政府、新聞單位、中央醫院、兵工厂等，還會見了文藝界許多知名人士。一個長期被嚴密封鎖以致被嚴重歪曲的新世界，終于展現在世人面前。對此，國民党當局派來的記者團領隊十分惱火。記者團原計划參觀3個月。結果，在延安的活動日程剛結束、准備去晉綏根据地參觀時，謝寶樵和鄧友德兩個領隊就強令中國記者迅速返回重慶，使得一部分原來想到其他地區去看看的中國記者悻悻地离幵了延安。留在延安的外國記者則對國民党領隊的約束置若罔聞，愛潑斯坦、福爾曼和武道還于8月下旬動身去晉綏抗日根据地參觀。后來，愛潑斯坦為《紐約時報》和《時代》雜志寫了不少文章﹔福爾曼出版了《紅色中國的挑戰》﹔路透社的武道出版了《我從陝北回來》﹔《新民報》的趙超构出版了《延安一月》。他們把延安和敵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實地介紹給世界。這是繼斯諾的《西行漫記》后，西方媒体對敵后抗日根据地規模最大的一次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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